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理论分析
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理论分析
【 作 者】赵孟营/王思斌
【作者简介】赵孟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邮政编码：100871）
【内容提要】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丧失的双重背景下出现的一股潮流，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缺乏理论分析。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基础上，提出“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
【关 键 词】社区建设/目标模式/善治/社会资本
【 正 文】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与国际全球化进程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潮流。关于其滥觞与发展历程，政府官员和学界精英均有诸多生动、细致和深刻的分析。（马仲良等，1999）这些研究对我们有诸多启迪，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学者们又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学理性探索。《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王思斌，2000）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理论探索的最新成果，并在对城市社区建设进行全面理论分析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三方合作，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种资源共同支持的社区建设的理论模式。这一理论模式的意涵实质上包容了社区建设的过程、策略和目标定位三重模式。我们认为，在这一理论模式下，进一步明确建构城市社区建设目标的理论模式显得尤为迫切，而这种迫切性主要来源于社区建设实践的压力。
　　尖刻地说，社区建设的实践已进入一个看似异彩纷呈实则蕴涵危机的阶段：一方面新一轮社区建设的热潮在大城市显现（例如沈阳、上海和北京，而1999年以来的相关学术讨论会议的频繁即是一个反映），另一方面社区建设过程中已经显露出种种矛盾处境。这些矛盾处境包括：新的城市基层体制雏形与原有城市宏观管理体制的衔接（即国家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的衔接）不顺；在同一城市内部存在着体现不同时代特征（这种时代特征往往带有文化性）的居民生活空间聚合体（我们宁愿不用居民住宅区一类的概念），从而使得现有的社区建设思路缺乏普遍的号召力；社区建设的任务所需的社会动员力量与社区建设所能实现的社会动员力量存在强烈反差；社区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的缺乏预见性的“问题——应对”模式与变迁迅速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要求相比总是显现出滞后性，等等。这种矛盾处境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予以根本性解决，则会导致中国城市的下列危机：社会信任的丧失、政府权威的丧失、社会阶层的冲突及其冲突意识形态（狭义）的定型、社会不公平感的蔓延、个人与社会的进一步疏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单位制的庇护丧失之后，城市居民迫切需要社区的庇护（至少是精神上的），而社区建设的矛盾处境则使得社区无法形成这种庇护能力，这样会使得丧失了单位庇护的城市居民可能变成无助的街居生活者。
　　面对上述矛盾处境和可能产生的危机，高屋建瓴地从理论上提出具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显得极为迫切。首先，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有助于确立完整、长期、协调的社区建设过程模式，从而改变社区建设中存在的赶时髦、赶热潮、缺乏全局性、协调性、凌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与社区建设初期需要一个摸索时期相关，但是更与社区建设缺少适宜的、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相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社区建设事业能够“立”得住，需要确立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其次，明确的理论模式有助于确立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社区建设策略，从而改变社区建设主导力量单薄、社会动员程度不高以及操作上的滞后等弱点。社区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都反映出社区建设策略上的混乱和不一致，而后者源于目标的混乱或短视。此外，社区建设已经走过近10年的历程，已经积累了的经验和教训为提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提供了基础。
　　应该指出，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主导部门曾经提出过不少具体而有一定现实针对性的阶段性目标，例如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等。但是目标提出完全是在“问题—应对”思路指导下提出的，很快在部分城市流于形式（因为提出目标时的社会情境迅速发生变化）。因此，认真地从理论上探析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是一项迫切任务。
　　二、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的反思
　　确立社区建设目标模式必须基于对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深刻而充分的反思。如前所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与国际全球化进程的双重时代背景中出现的潮流。这实际上表明这样一种立场：必须把社区建设理解为中国国内时空特性和全球时空特性双重制约下的一个自觉的社会变迁过程。只有充分明了这种交错着的时空特性，才能准确把握社区建设的本质意义，从而据此提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正式纳入官方话语是在1991年（王思斌，2000），其现实背景，从本质上说是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城市社会生活种种问题的暴露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注意。但是，当我们把视野扩大来看，事情并不仅仅如此。
　　1、国际范围统治危机的出现
　　从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到2000年秘鲁总统藤森下台和日本内阁改组，甚至美国也出现弱势总统，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统治危机。在大部分发生统治危机的国家，危机出现均与社会转型（广义）密切相关。而腐败、丑闻、社会经济急剧变迁则是危机的直接导火索。统治危机带来的后果是社会生活的动荡和社会团结的破坏。这种世界范围内统治危机不仅会给中国政府和民众带来心理冲击，而且或多或少地直接影响市民和政府的关系模式。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确立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国际环境，充分保证预见性和超前性。如果中国不能为别的国家树立样板，那么别的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样板。具体地说，如果别的国家在摆脱统治危机的问题上走在中国的前面，那么即使中国现在没有出现全面的统治危机，但是也可能因为国际诱因而导致统治危机的爆发。到那时，政府应对选择的余地很小是小事，中国社会生活的动荡才是对社会发展最致命的冲击。
　　2、国内统治危机出现的可能性
　　如果有人对政府权威的稳定性与其充分实现的可能性持十分乐观态度的话，那将是盲目的和危险的。尽管中国目前并未爆发统治危机，但是，政府如何适应改革过程中的社会需求的确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上升与下岗工人的大量出现，社会经济总量增长与社会贫富分化的严重凸显，财政收入增长与市民对政府信任下降，生活质量提高与腐败、犯罪现象加剧等种种矛盾现象在中国的存在已非短暂，而城市则是这些矛盾较为突出的社会地域空间。应该看到，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一方面必须面临国内在改革进程中凸显的新旧体制、新旧价值观念、新旧利益格局的矛盾；另一方面必须应对国际环境的压力，这种压力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必须在弥补过去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的同时尽量避免因发达国家的发展造成新的差距的扩大。显然，仅仅依靠政府来应对上述挑战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能够使得政府和公民的力量相互协调并都能得到充分发挥，才有可能消弭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历程中，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结合，但是社区建设的组织者显然忽略了这种结合的历史价值，未能赋予其社区建设的本质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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