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扩大信用规模？答案是同时扩大信贷资金的需求和供给。发放次级贷款，明显属于前一种情况。次级贷款户，即那些不具备借贷资格的人，之所以能获得贷款，同银行放松信贷标准有直接关系。而发展影子银行系统，放大财务杠杆比例，则属于后一种情况。理论上，在自有资本金一定的情况下，对信用扩张的支持只能是通过放大财务杠杆来实现。而要放大财务杠杆，除了单个金融机构之外，更重要的是拓宽整个风险转移市场的规模，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杠杆比率。为此，引入复杂度极高的影子银行系统就非常重要。

美国财长、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提摩西·盖特纳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对影子银行的规模做出了估计： 在本次繁荣期间，金融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银行系统之外的资产所占比重大大提高。这个非银行金融系统变得非常大，在货币和资金市场上尤其如此。2007年初，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投资管道，结构化投资工具，拍卖利率优先证券，投资人有赎回选择权的债券，7天浮动利率票据等的总资产值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左右。通过第三方回购隔夜融资的资产增加到2.5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持有的资产增加到约1.8万亿美元，原先的五大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达到了4万亿美元。

相比之下，美国最大的五家银行持股公司当时的总资产只有6万亿美元多一点，而整个银行系统的总资产约为10万亿美元。换言之，以余额计，经由影子银行进行的借贷规模已经大致超过了传统银行系统的借贷规模。

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体系的高风险性和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缺乏自有资本金要求导致高杠杆比率，借短贷长放大了流动性风险，复杂性和不透明放大了信用风险，而信用违约保险不只将保险机构拖入泥潭，也造成风险向更大范围的转移和分散。所以，当次级贷款户出现大范围的违约时，货币市场就立即向影子银行关闭了融资大门，由此引发了猛烈的去杠杆化连锁反应。危机后影子银行系统实际上已经瓦解。

至此，有关此次金融危机的道德风险机理已经非常清晰：证券化激励银行扩大信用规模，获取所谓的“中间业务收入”；发放次级贷款以及设立影子银行系统，由后者为贷款提供融资支持，以此避开监管；影子银行系统通过货币市场进行杠杆融资，再投资于风险高、流动性低的资产支持类证券，赚取利差收入；其间，通过信用衍生品为证券化提供信用保护，提升债券评级，导致后来所谓的“有毒资产”流向全球更多的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彼此贯通，信贷市场、证券化市场以及信用衍生品市场共同组成了一个渐次延伸的杠杆。只是，这种由杠杆叠加支撑起的风险转移市场明显是脆弱的，风险没有被真正有效分散，而只是依次转移给了居于末端的“无知”投资人，最终，当末端投资人开始警觉并争相出逃时，这个建在沙砾上的风险转移市场顷刻间就崩溃了，强力的杠杆收缩开始了。

由此看来，此次危机是一场结构性风险导致的风暴。

首要考虑内生结构性风险

但是，如果仅仅强调从道德风险的角度来反思此次金融危机，仅仅停留在对华尔街的道德审判上，不仅失之于肤浅，也无助于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任何一场危机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尤其是金融体系自身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必然性。近20年来，以证券化为主要驱动的金融创新塑造了新的金融模式，也造就了新的金融体系，并悄悄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新的金融体系其自身的稳定性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人们知之甚少。历史上，尽管造成金融危机的外在风险因素各不相同，但危机要发展成为足以威胁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事件，还取决于金融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因此，要完整描述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不能只看单个金融机构、部分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而必须分析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特征和结构性风险，看金融系统面对系统性冲击时如何响应。此次危机也不例外。

本质上，结构性风险是一种内生的系统性风险，它来源于金融系统的结构性变化。通常对系统性风险的理解倾向于强调系统性风险的外生性（exogenous），即金融体系共同面临的外部系统性风险，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价格风险、经济周期风险等等。但就研究金融危机和监管改革而言，这种定义不仅不够全面，也没抓住重点。因为类似利率、汇率、经济周期这样的风险因素是外在的，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正所谓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考虑到过去二三十年间金融体系持续地创新和演变，内生的（endogenous）系统性风险似乎更加重要。
这种结构性的系统风险首先表现为金融系统对冲击的响应模式。

一般情况下，外生风险要真正对金融体系形成实质性冲击，进而酿成系统性的风险和危机，金融系统内部还必须要具备相应的适应性条件。换句话说，金融系统内部结构，相关的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倾向于和有能力放大外部冲击，在整个系统内形成共振，进而造成系统性颠覆——比如在经济扩张时期推动资产负债表加速度膨胀以及财务杠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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