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00871)

　　2004年2月

　　摘　要：一国经济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发展差异，通常被作为经济二元性的重要体现和不发达的重要标志。但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成长来说，这种差异恰恰是我国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资
源和特有的发展禀赋。本文通过对于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静态（人均GDP）和动态（GDP增长）的比较，分别从水平、增长、产业结构和需求等方面，对中国目前的地区差异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了地区差异对中国持续稳定的高速经济增长所可能发挥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区域差异　高速增长　大国经济　梯度式推进

　　一、区域差异的存在是创造持续高速增长奇迹的重要条件

　　一国经济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发展差异，通常被作为经济二元性的重要体现和不发达的重要标志。但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成长来说，这种区域差异的存在，进而产生的梯度式推进的可能，从一定意义上恰恰是我国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资源和特有的发展禀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25年之久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到2003年，我国GDP总量已超过11.6万亿元，折算成美元，约1.4万亿左右，排在世界第六位；人均水平从1978年的不足200美元，达到目前的人均1094美元，真正实现了从低收入穷国向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阶段性转变。从经济史上看，从来没有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持续保持25年的9%高速增长。也正是基于这种经验，西方学者针对亚洲新兴工业国高速增长曾提出“增长的22年极限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使我国GDP总量再翻两番，实现由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转变，人均GDP水平超过3000美元，总量达到36万亿元人民币。实现这一增长目标，意味着直到2020年之前，我国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2%以上，也就是说，我国在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后，仍要再保持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连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这一奇迹能否实现？除去自然、军事、政治有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外，就我国自身的经济增长而言，关键在于经济体制性因素和经济发展性因素。体制性因素即深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提高各方面生产要素效率的根本体制保障，同时也是遏制腐败，遏制特权经济，遏制权钱交易的寻租的重要经济体制条件。发展性因素即由各方面经济条件规定的潜在的自然增长率。这种自然增长率既受总需求变化的影响，又受总供给特征的制约，但更为重要的在于，大国优势和区域差异为我国保持一个相对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独特的条件。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进展。虽然这些地区的发展仍明显落后于全国发达水平，甚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如果这些地区能够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又有在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今后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如果说此前20多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东部沿海相对发达的区域增长带动，如果说一个不存在区域显著差异的小国，一个经济发展呈现均质状态的地区，保持高速增长20多年后，可能会出现增长速度的递减甚至停滞，那么，我国作为一个非均质、非均衡的区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区域间客观存在的发展落差，却极可能形成梯度或高速推进的动力，从而使中国经济具有更长期高速增长的发展可能。这是我国在持续高速增长上优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处。这一优势的存在，源于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区域差异这一发展资源和禀赋。

　　二、地区发展水平及增长速度的差异与梯度式推进

　　一般来说，人均GDP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则反

　　映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二者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上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静态水平是动态增长的结果，动态增长则又以静态水平为基础。根据我国现阶段各地区人均GDP水平以及近年来的年均增长速度，从动态和静态水平上可以把各地区划分为以下几类：

　　1、静态的人均GDP水平最高，动态的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发达地区。以上海、广东、北京为顶点的经济大三角，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浙江、江苏）；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福建）；京津地区。从静态上看，这些区域在国内人均GDP水平排位最高；从动态上看，这些区域也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从1997年至2002年间，平均增长速度除福建省与全国平均速度（7.3%） 相等外，这一类地区的其他区域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都在8%以上 。

　　2、静态的人均GDP水平较高，动态的增长速度也较高，并且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包括山东、河北等在内的环渤海湾地区。由于处于沿海地区，又靠近京津地区，同时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从现阶段的人均GDP水平虽不如经济发达地区但却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几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同样明显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增长速度。

　　3、静态的人均GDP水平较高，明显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但动态地看，近些年的增长速度却大体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较好的工业基础，人均GDP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上，但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其中辽宁（7.66%）和吉林（7.86%）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3%），黑龙江（6.05%）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近国家开始特别强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从而为这个地区未来加速增长提供了条件。

　　4、静态的人均GDP水平和动态的增长速度均处于中等水平的华中内陆地区。包括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陕西等地区。

　　5、人均GDP水平较低，但近些年来增长速度特别迅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包括西藏、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等。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是我国经济较贫困的地区，人均GDP水平比较低，但近些年来由于国家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力扶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特别快，都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其中西藏近5年GDP年均增速为15.36%，成为全国增速最快的省区，高出全国（7.3%）平均速度近1倍。其他省区，如内蒙古年均增速为8.53%，青海为8.47%，宁夏为7.62%，也都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但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均GDP绝对水平基础低，要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仍需一个较长的过程。

　　6、人均GDP水平和GDP增长速度都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的边远地区。包括贵州、云南、甘肃、广西等。从近5年来的GDP平均增速看，广西只有3.33%，云南4.66%，属于全国增速最慢的省区。贵州6.27%，甘肃6.66%，也显著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7.3%）。从人均GDP水平看，到2002年，贵州人均水平只有2791元，甘肃只有4064元，排在全国倒数前2位。

　　根据上述分类，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作为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在静态的GDP人均水平与动态的GDP增速之间存在这样的内在联系：首先，除去西藏、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具有特殊民族因素和政策因素作用的省区外，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等级相关系数较高（R=0.7283）表明，现阶段我国越是人均GDP水平高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也就越快，截止2002年，我国人均GDP排序的前9个省市除福建省增长速度等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外，其余8个省市的GDP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而人均GDP水平低的省区，一般其增长速度也相应地低。这说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与其他不发达省区的差距仍在扩大。其次，可以说近20多年来，中国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发达和较发达地区拉动的，这两类地区的人均GDP水平高，同时增长速度又最快，而且这两类地区GDP占全国GDP总量绝大比重，因而其高速增长拉动着全国经济持续增长。这种人均GDP水平高，同时GDP增速也相应越高的状况，是工业化加速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工业化加速时期，一些具备一定发展基础，人均GDP已达到一定水平的地区，但同时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又有不够发达的差距，正是由于这种差距的存在，使得这些地区在经济地理、劳动力素质和成本、投资环境等方面具有更多的后发优势，从而成为投资、技术转移和吸引劳动力的经济增长热点。只有在经历一定时期高速增长之后，这些地区的GDP水平超过一定的水平之后，逐渐使之失去后发优势，尤其是失去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从而改变劳动力、资金、技术在地区间流动的格局，改变各地区在竞争中的地位。从中国现阶段的区域格局来看，至少到2010年之前，即我国GDP总量较2000年再翻一番的过程中，发达和较发达地区GDP增速领先，同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不可能改变。到2020年之前，即我国GDP总量较2000年再翻两番的过程中，人均超过3000美元以上时，发达和较发达地区GDP增长速度领先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可能会降低，但仍会保持领先，同时仍是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三，长远地看，发达和较发达地区的比较增长优势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事实上一些产业已经开始从发达地区转移，这种变化同时也就是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逐渐加速发展并且逐渐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过程。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伴随发达和较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首先可能在增长速度显著超越并领先的，同时又越来越成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区域应当是在现阶段基础较好，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增长速度较低的区域，如东北地区。预计2010年以后，东北地区增长速度将可能明显提高，2020年前后东北地区与目前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会显著缩小，其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显著上升。2020年之后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持续下降，东北地区的增长势头也极可能有所放慢，到2030年前后，即中国GDP总量较2000年增长10倍，人均超过8000美元，国民经济达到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完成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华中内陆地区，即现在人均GDP水平和增长速度均在全国平均水平附近的省区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超越，并逐渐提升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极大地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至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增长速度最快的边远省区，其增长速度持续超越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其发展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质性的显著缩小，应当是在2030年之后才可能显现出现，成为2030年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新兴力量。虽然若干少数民族地区现阶段已显现出超越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的势头，并且在中央有关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扶持政策的支持下，这种势头仍将保持下去，但由于这些省区目前已有的人均GDP水平太低，即使加速发展，也尚需时间才可能真正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我国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现存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一方面的确是中国经济非均质二元性的重要体现，但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经济梯度推进的可能，从而使我国具有持续高速增长的可能。

　　三、区域之间产业结构高度的差异与持续发展

　　产业结构高度，或称产业结构高级化进展程度，即一国产业间的结构关系按照经济发

　　展的内在逻辑顺向地达到的阶段。比如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比重的依次替代程度；劳动、资本、技术不同密集型的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依次占优势比重的替代程度；初级、中间和最终产品在国民经济中依次占优势比重的替代程度。一般来说，产业结构高度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特征。如果说，人均GDP从量上表明经济发展达到的水平，那么，产业结构高度则从质上表明经济发展达到的阶段。因此，一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多久，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于其产业结构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产业结构是否处于急剧变化的加速演变期。根据对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相互关系的分析，产业结构的演变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的生产规模，即影响经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比如第一次产业比重缩小，则整个经济的生产规模会随之扩大。 不同地区产业结构高度不同，其发展水平所达到的阶段不同，因而相应的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及特征也就不同，对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作用程度便存在差异。这是我国作为区域间发展非均衡的大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的重要的结构性发展原因。

　　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全国总体的产业结构呈现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特征，即属于较为典型的工业化加速期的经济结构，无论是与当代各国相比较，还是与发达国家经济史相比较，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与当代新兴工业国和历史上发达国家工业化加速期的结构最为相似。 第一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已经降到15%以下，第二次产业比重接近50%，第三次产业则接近40%。从经济增长与各产业增长的相互关系来看，相关系数的测算表明，经济增长和第一次产业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不明显，与第二次产业增长速度的关系程度最密切，其次是第三次产业。也就是说，从全国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属于工业化加速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变化速度明显加快，同时这种结构变化会极大地刺激经济总量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最突出的在于第二次产业增长速度的加快，所以大力发展第二次产业是工业化加速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内容。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上，工业化加速时期无论是拉动经济增长，还是提高技术进步速度，无论是吸纳就业，还是提高资本效率，第二次产业的作用和贡献程度均是排队在首位。从我国目前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来看，除去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经济外，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天津、浙江、江苏等省市，第三次产业的比重都还低于第二次产业。这也从区域产业结构上表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大力发展第二次产业。但从各产业增长速度上看，则近些年来第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最快，年均接近12%，第二次产业年均增速为9%。这表明，虽然我国作为工业化加速的国家，现阶段经济中比重最大、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最强的是第二次产业，不同地区比较中经济最为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中也是第二次产业比重最高，但就总体的速度而言，第三次产业的增速已开始加速并超出第二次产业，这种加速和超出累积到一定时期，即到中国完成工业化目标时，第三次产业比重便将超出第二产业，从而使整个经济开始具有“后工业化”时代的结构特征。按照我国的增长目标及战略步骤，大体上在2030年前后能够完成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在2030年之前，中国作为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国家，总体上第二次产业的发展始终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但同时第三次产业将在增长速度上领先，为中国经济进入后工业化积累条件。

　　但是，从不同地区的结构来看是存在不同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可以分为以下5类：（1）由于发展水平较高和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在第二次产业发展取得相当进展的基础上，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次产业占据首要位置的省市，如北京、上海。（2）经济发达，但在结构上第二次产业仍占首位，第三次产业只是在增速上超出，而在比重上仍远远低于第二次产业的省份，如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其第二次产业的比重大都在50%以上。（3）受资源等条件和以往的传统基础影响，第二次产业比重较高，明显超出第三次产业比重，工业基础较好，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太高的省份。如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湖北等省，第二次产业比重也都接近工超过50%。（4）第一次产业还占有较大比重，虽然第二次产业所占比重排在首位，但总的来看工业化率水平并不够高，第三次产业发展也较落后，第二次产业所占比重只有40%左右，甚至不足40%的工业欠发达省份。如内蒙古、吉林、河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5）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三次产业比重却已超过第二次产业的省市。包括江西、湖南、广西、海南、重庆、西藏等。这些省区第三次产业比重的超出并不是在第二次产业充分发展基础上实现的，而是在工业化并未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主要依靠减少第一次产业的比重实现的，因而不仅这些省区的人均GDP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其年均增长速度（除西藏外）也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这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一定地区除具有特殊条件和机遇外，在工业化未完成的工业化加速时期，在产业结构上首要依赖第三次产业而不是第二次产业拉动增长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上的差异，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和周期是不同的；从结构上看，不同地区工业化进程了是不同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既可能促成不同的产业中心在地区之间的转移，也为结构不断升级从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更久创造条件。当然，地区之间产业中心的转移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地升级过程，一定要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可能，在体制上必须尊重市场导向。从经济史上看，以造船业为例，半个世纪以来，其中心就经历了由欧美到日本，再到韩国，又到中国的过程。在我国国内，上海原来是最重要的轻工业基地，但现在它已不再具有电视机、电冰箱等轻工产业优势，它在新的产业支持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上海之外形成了四川长虹、青岛海尔等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电视机、冰箱生产某地。发展中的大国区域间产业结构高度上的落差，为其在国内形成区域间结构性转移和升级提供了可能，这对于其实现持续增长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四、区域需求水平差异与增长动力的持续旺盛

　　从供给方面看，经济体现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增长；从需求方面看，经济增长则表

　　现为居民现期消费的增长和作为长期投入的投资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多大，其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取决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长的能力。

　　从我国目前区域之间的消费需求水平及变动情况来看，具有以下主要特点：（1）从全国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属于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到2002年末，全国人均GDP水平为8368元（支出法计算），其中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为45.26%，人均约为3765元。在这种总体人均消费水平不高的基础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其中最高的上海人均年消费支出已超过13699元，比全国最低的贵州省人均消费支出水平（1748元）高出8倍左右。（2）根据近些年变化的数据（1997---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与人均GDP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也就是说，人均GDP水平越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就越少（这一关系，利用其他年份的资料也得到印证）。（3）除西藏、内蒙古、宁夏、青海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外，从总体上看，我国各地区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是与其原有的人均消费水平相关的，原有的消费水平越高，增长速度也就越快。这表明在现阶段，我国各地区间消费水平的差距在扩大。（4）发达地区消费支出增速虽然仍在全国处领先地位，但其本身的速度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开始放慢。特别是前些年经济率先改革开放，相应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的广东、福建地区，近年（1997----2002年）来，虽然人均消费水平仍排在全国前5位，但人均消费支出速度已减慢，年均增速排序已跌出前10名，而北京、上海、浙江、天津、辽宁、山东、河北的人均消费增长速度近年来始终居前10名之列，均高于全国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6.02%）。（5）少数民族聚集省区近些年来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超过11%，内蒙古超过10%，宁夏超过8%，在排序上，分别列全国第2、第4和第7位，但其绝对水平较低，除内蒙古人均水平超过3600元外，其他人均水平尚不足3000元。（6）相当一批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中等或下中等水平，同时消费支出水平增长速度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湖南、海南、安徽、重庆、广西、四川、山西、云南、陕西、江西、甘肃、贵州等省市，近些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6.02%），大都在4—5%之间，有的甚至不到2%。

　　从以上地区之间消费需求及其变动速度来看，由于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直接导致地区间客观上存在消费水平差距，而这种消费水平的差异又与消费支出的递增速度变化密切相关：作为工业化加速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从总体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越是提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越是提升，还未到发达国家伴随经济增长，消费支出比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表明，现阶段消费需求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程度，伴随经济增长还在不断提高。从地区上看，人均GDP水平高的地区，消费支出水平也就越高，同时，消费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消费支出增长的速度总体上也越快，但伴随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速虽仍领先，但速度本身也开始减慢。这表明，现阶段我国地区之间消费水平差距仍在扩大，但扩大的幅度开始出现降低的迹象；就拉动地区增长而言，现阶段我国国内发达地区增长中消费需求的贡献程度和拉动作用仍在不断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有所减缓。少数民族地区的消费需求增长速度领先，但由于其绝对水平较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程度虽在提高，但其作用程度本身十分有限。广大中等发展水平的省市，虽然从目前看受其发展水平的限制，其消费水平处于中等甚至更低些的水准，消费需求的速度也较低，因此，消费需求对其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有限，同时消费需求对其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提高速度也较迟缓，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这种状况会逐渐改变。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山东、河北、辽宁，甚至包括天津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并不十分突出，至少低于广东、福建，但近些年伴随经济发展，特别是京津对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及消费的带动，使这些省市年均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显著提高，均已排进全国前10名。消费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迅速提升。

　　因此，作为消费水平区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不仅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区域间的差距恰恰形成消费需求拉动增长作用程度不断地保持旺盛的重要根源。这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的地区消费需求结构上的原因。

　　就总需求中的投资需求而言，我国区域之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变动的突出特点是：从总体上看，一定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越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越快，二者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我国1997----2002年的地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速度的排序中，排在前8位的依次是：宁夏、西藏、青海、贵州、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都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而京、津、沪和沿海较发达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不再领先，上海甚至列全国最后一名，1997----2002年固定资本形成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46%，远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10.72%的水平。而一些中等发展水平的省市，在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速度上开始显示加快势头。

　　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领先指标，也就是说，GDP增长的加速往往是以固定资本形成增长加速为先行条件。如果说我国前25年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沿海发达地区高速增长所拉动，如果说前25年高速增长在需求结构上重要的是依靠投资需求的加速提升，那么，发达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规模和速度的提高，便是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现阶段的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投资增长速度，除个别省市（如北京）外，大都开始放慢，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这种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相应也越慢，这不仅可能会影响未来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会影响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的差距，恰恰可能弥补这种发达地区伴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形成的投资需求增速放慢的损失。从我国现阶段的现实来看，一方面，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最快，尽管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绝对水平并不高，因而可能拉动的经济增长规模有限，但其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的领先，累积起来，便是未来GDP增长速度领先的物质基础，虽然这些地区的经济规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不大，但这些地区投资增长速度的领先，是保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只能成为全国经济增长加速的促进者，而不可能成为减速者。另一方面，我国大量的中等水平省市的固定资本形成速度开始加快，并且已超过经济发达地区，这表明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这些地区的投资需求高速增长将成为支持这些地区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这些地区在未来的增长加速，将是对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持。这种投资需求增长速度变化的区域差异，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重要的投资需求条件。

　　当然，在这种总体趋势下，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情况，有些发达省市或许是因为特殊的机遇，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投资增长速度并未放慢，而在加速（如北京），这极可能延续他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领先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申奥成功所导致，因而这就需要考虑北京奥运之后投资需求的增速会不会如其他相对发达省市一样开始放慢的问题。更应特别注意的是，有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低，但同时投资增长速度也较慢，并未像其他落后地区开始显示固定资本形成速度的加快趋势，这就意味着，这些省区不仅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慢，而且未来也难以提升。如云南、海南等。云南的人均GDP水平列第28位，同时近5年来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列全国第26位；海南的人均GDP水平虽列中游，居第15位，但其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却列第30位，居倒数第2。

　　总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地区差异上，还是从区域间产业结构高度的落差上，或是从地区间投资和消费需求变动的特点上，我国作为一个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的发展中大国，区域间发展的非均衡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难题，但同时，也是支持我国经济不同于发达国家，不同于一般发展中的小国，保持更长时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发展性条件和资源。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等各方面，使这种发展性的资源和非均衡的潜在持续发展优势真正转变为财富，转变为现实的发展奇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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