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4》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刘伟

　　2004年3月1日


从2002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转暖的迹象，2003年，尽管“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经济增长仍然达到了9.1%，这是中国近年来少有的增长速度。而随着这一增长的发生，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热点问题的争论也是近些年来少有的。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增长是不是过快，经济是否过热；二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我们的政策选择的问题：政策的作用目标，究竟是控制通货膨胀还是解决失业；三是人民币究竟应该不应该升值。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是过快，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是不是面临着一个对经济增长欲收敛、欲收缩的这样一个政策选择。从2003年第三季度开始，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界实际上讨论得就很热烈。两种观点各有道理。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现在进入一个新的过热的、过快的时期，因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一系列紧张局面的发生。持这种观点的人可以举出很多经验性的理由。我们知道，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接近10%，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虽然第二季度受“非典”影响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从第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长又重新回到了快车道，2003年全年我们最后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9.1%。对这个9.1%，有的学者认为是低估了，并认为2003年前几个季度公布的增长速度也有可能被低估。其实，国家统计局在公布全年的统计数字时是非常谨慎的，除了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方法和实际工作外，还非常注意倾听社会各方的意见。在2004年1月20日公布这个经济增长数据之前，1月16日，国家统计局专门请了政府经济部门和大学的有关专家去座谈，请这些专家提意见。当时我也去了。与会专家们听取了国家统计局的全面介绍后，对这一数据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即使是9.1%，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根据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中国经济增长一旦超过9%，就被认为是出现了进入增长过快、经济过热时期的迹象。现在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9%。这是这些学者认为增长过快、经济过热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经济增长各方面的表现出了这种倾向。我们知道，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相当快，是这么多年来少有的。2003年前三个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30%以上，第四个季度有所回落，全年的增幅仍然达到了26.7%，接近30%，这个速度也是中国很多年来没有的。这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自然带动投资品的价格的迅速上升。2003年中国的一些重要生产资料和能源的价格，上升程度实际上已经到了非常令人关注的地步。钢材的价格上升得非常猛。由于钢材价格迅速上涨，价格给出的信息导致了对钢铁工业的投资规模发展得相当大。2002年年末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7亿吨，2003年投到钢铁业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又有5000万吨，使中国目前的钢铁生产能力已经突破两亿吨，达到2亿2千万吨，在世界上名列第一。即使如此，钢材的价格还是在不断地上升，上升的幅度还特别大。支持钢材价格上升的产业需求是什么呢？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汽车，一个是房地产。这两个产业所吸纳的钢材，大体上是我们钢材生产的60%左右。这也就是说，中国的钢铁工业这么迅速地在上升，靠的就是这么很狭窄的两个单一产业的支撑。铝材价格的上升也非常猛，电解铝、钢材这些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又导致了对电力等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 加上其它各方面的因素，电力出现了少见的紧缺。2003年夏天，19个省市拉闸限电，现在仍有一部分省市在拉闸限电。2003年中国的电力增长了15.52%，电力装机总容量比日本大得多，但还是不够用。这导致电价一涨再涨。除了电力之外，煤炭价格也是一涨再涨。这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能源出现的供不应求，价格这样上涨，同时伴随着这么活跃的投资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么大幅度的飙升，是不是可以认为投资需求增长过猛？

　　认为经济增长过快的第三个理由是盲目的开发热，到2003年年末，不包括村和乡这两级的开发区，中国各级政府批出去的有案可稽的各种开发区已经有5000多个。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中国批出去的开发区、批出去的土地大体上是3.4万平方公里，大体上和台湾省的面积相等。这些开发区用的大都是良田，并且都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这么大的面积、这么普遍地批出去之后，真正开发的（投入、启动的）只有43%，一半都不到。而在这43%中，真正由市场性开发的，就是通过企业投资、通过外商投资进去开发的，还不到10%。其余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投资搞基础建设，进行三通一平，铺设各种管网。这些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开发区，资金来源经常是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担保，向国有专业商业银行贷款，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够的投资者，就包含着相当大的金融风险，而且有些地方的开发区还对当地人民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么大规模的开发会不会形成开发热和过热地炒地皮，然后形成大量的泡沫？

　　除此之外，其他表现在经济过热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些宏观层面的数据，所以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现在过热、增长速度过快。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在政策上对中国1998年下半年以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所收敛，甚至考虑政策的方向是不是就应该有所改变，这就引起人们普遍的争论。这是一方的观点。

　　相反的观点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恐怕不能说是过热，不仅不是过热，还是这些年来少有的良好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讲？如果说按照经验超过9%就是过快过热，那么这里有另外一个数据：从1978年到2003年这25年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是9.36%。如果25年平均是9.36%的话，说中国2003年经济增长超过9.1%就是过快，那岂不是说这25中国经济都处于过热过快之中吗？显然，“9%以上就是过热”这个经验，总结得不够精确。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与同期的世界上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相比，确实它是相当快的。但是从中国自身的成长阶段的内在规律看未必过快，因为中国25年的平均速度是9.36%！这是认为中国经济并不是过快过热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也是从价格水平上看的。中国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的价格一涨再涨，但从经济学上看，如果要从价格水平上判断宏观经济是不是过热，不应当仅仅从个别商品而应当从物价的总水平来判断，看需求是不是在膨胀、在过热。2003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也就比2002年上升1.2个百分点，1.2百分点能下一个什么结论呢？只能说中国是刚刚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还不好说就是通货膨胀。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从1993年开始宏观经济紧缩，中国一直连续紧缩了50多个月。1997年，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开始还在正的3%左右，但11月份就开始出现负上涨。从1997年11月份开始，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率开始转为负数，连续20多个月消费物价指数为百分之九十多，为负增长。1998年是负的3%左右，99年又是负的3%左右。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零售物价指数的增长都是负数，消费价格指数也基本上都是在零的附近上下波动。2003年中国的消费物价上涨幅度也就是1个百分点左右，只能说是刚刚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不好说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很现实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看，物价总水平并没有大的变化，变化的是个别商品，属于结构性的而不是总量的上的变化。用结构性的商品价格的变化并不能解释整个宏观经济是不是处于膨胀或过热当中。这是持这种观点的人的第二个理由。

　　至于说开发区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可以从更为广泛的微观层面上去观察它们。2003年这么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背后伴随着一个微观指标是什么呢？那就是2003年中国的企业效益指标相当好，企业效益指标包括企业的利润、企业的资金的回收情况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包括企业的库存情况、产成品压库的情况都有了明显的效益方面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看，9.1%的高速增长建立的微观基础就是企业的效益指数在提高。企业效益指数提高的重要的制度保障是什么？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以及伴随国有企业改革而发生的非国有经济的壮大，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所以使得中国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益在提高。如果是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效益不断提高基础之上的，那么这种高速增长并不可怕，因为它能形成有效的供给。这是认为中国经济没有过热的第三个理由。从这几个道理上来说，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并没有过热，尤其政策上不能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势头予以遏制，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是多年来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所取得的一个难得的局面，所以一定要爱护珍惜，不能给他泼冷水。这是目前现在争论的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究竟是不是过热？以及伴随着是否过热的判断，我们的政策的走向的重新选择和考虑。

　　现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争论比较大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政策的作用目标，是究竟选择以控制失业为主呢，还是选择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这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而且确实是很复杂。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有关联，如果你认为经济过热、或者是认为出现过热的迹象，毫无疑问下一步政策目标要解决的问题，首选的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如果认为经济增长现在并不是过热的问题而是偏冷，甚至是要担心通货紧缩的困难局面的发生，那么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目标的作用对象还是要反失业。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有各的道理。

　　认为中国现在很可能面临的通货膨胀巨大提升的压力，政策恐怕要逐渐地转换为以防止通货膨胀为首要的宏观政策选择的观点，主要根据有这样几点：

　　第一，从1998年下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以来，1999年当年发行的特别国债就是1000个亿，然后每年特别国债安排的投资平均都不低于500亿。所以我们现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债。国债严格地讲是不被列入财政赤字的，中国讲的财政赤字实际上是扣除债务之后的收支差额，在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也发生了一定数量的财政赤字。无论是国债还是财政赤字，都是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产生的，国债是要还的，也可能通过未来的财政收入偿还，可能通过赤字预算的方法偿还这，而财政赤字最后都会转化为通货膨胀。什么叫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多了，什么东西都贵，只有钱便宜。大家知道，1994年是中国通货膨胀最高的年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超过了24%，是建国后计算这一指数以来纪录最高的年份。这是和1992年房地产热，1993年上半年投资热是相关联的。1993年7月份中国开始紧缩，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他都有一个时间的延误，我们叫“时延”。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这个时间延误从政策出台到管用大体上是7个月到24个月。美国是6到18个月。由于“时延”，1993年7月份的紧缩政策没有立即出现明显的政策效应，到1994年还没有起作用，这就是到了1994年物价指数仍然在冲高的原因。所以，不能等到了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再采取政策，首先应该解决的是一个经济是不是真正能够均衡和协调增长的问题。现在这么巨大的财政赤字、国债缺口，最后都可能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再加上货币政策有一个时间的延误，你不能到那个时候政策才出台，那么就来不及，提前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采取一些温和性的手段是必要的。

　　第二个理由，为什么通货膨胀压力这么大呢？和货币供给有关。我们知道，至2003年9月份，中国的信贷投放量，已经超过2002年全年的信贷投放量23%以上，就是超过2002年的总量，还高出了30%，到了9月份就已经到这个水平。主要是集中在前六个月，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信贷规模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增长。再加上我们M2的供给量的增速也是在20%左右。这也是超过了过去多少年的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外汇占款。中国2003年的外汇储备超过了4000亿美元，这个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它有成本的。外汇储备是居民和企业的创汇，存在银行里，结汇时需要使用人民币。维持这个外汇储备规模越大，要放出去的人民币就越多，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外汇占款，也就是维持外汇储备所要占用的人民币的款项。2003年的第一季度末，我们为了维持外汇储备结汇所放出去的人民币，相当于我们2003年第一季度整个货币供给增加的30%，大量的外汇占款是人民币供给总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货币量在2003年年上半年很短的时间内大量地增加，使流通中的货币大量地增加，这事实上也构成了通货膨胀的巨大的压力。

　　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无论从财政赤字还是货币的实际投放上看，都构成了通货膨胀的巨大的压力。而且他们认为这种压力已经有表现了，除了上面讲的重要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已经一涨再涨之外，从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开始涨。中国80年代以来历次大的通货膨胀都是先从农产品价格上升开始的，说这明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有了通货膨胀迹象。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你认为或者是你承认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那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要放弃1998年下半年以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而采取适度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通货膨胀是首要的问题的话，那么宏观经济政策要比前几年的方向有一个根本的扭转，从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调整到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来。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变化，要求得非常慎重。因为这方面一旦选择错的话，代价是极其高昂的。日本当年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经济不景气，采取刺激措施，刚刚拉起来，又担心新一轮泡沫，跟着又一轮紧缩，松松紧紧，从80年代到现在，就没有再振作起来，这个代价是相当高昂的。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当中的主要问题和政策作用的主要矛盾，恐怕还不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而应该是解决失业问题。这个问题是和第一个问题的分析相联系的，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刚刚走出中国紧缩的阴影，不是所谓过热的话，那我们的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压力就是失业率太高。中国本身是一个劳动力大国，我们现在大概是7.4亿劳动力，其中5亿多是农村劳动力，2亿多是城镇劳动力。现在我们城市的失业率情况是，从1999年到2000年，中国城镇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左右，2001年升至3.6%，2002年则达到4.4%，首次突破4%，2003年初中国政府表示要将其控制在4.5%左右，这个目标最后达到了。2004年中国对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控制标准又上调了0.2个百分点，达到4.7%。这说明尽管各级政府做出了重大的努力，我们的登记失业率是逐步上升的。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当前所采用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到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登记的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才被统计为失业人员，没有登记的就不纳入统计为失业人员。此外这个统计数字中下岗职工并没有被计算进来，因为下岗职工并没有与所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而失业人员则与原企业终止了劳动关系。有些中小城市的失业保障中心还没有建立，还有一些人没有进入这个中心登记。根据中国社科院2002 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的分析，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在登记失业率的2倍以上（有些学者的估计数还要高），换句话说，早以超过国际上公认的7％的失业警戒线。还有一个隐蔽失业的问题，就是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它们的富余人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冗员，它在城镇是相当普遍的，这些年有所好转，但是没有根本改变。经济生活中没有这个岗位，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这种隐蔽性失业比公开失业还要可怕。公开失业增加成本，政府要要发救济金，但是提高效率，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隐蔽失业既发生成本（要发工资）又破坏效率。

　　中国农村真实的失业就更严重，中国现在有5.4亿农村劳动力。中国现在的可耕地为19亿亩，这些地需要多少人种？我们在前些年在浙江、辽宁和四川做过一个调查，一个农村整劳动力一年种10亩地根本没问题，按照中国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19亿亩土地最多需要1.9亿农民，现在的中国农村大概是1.4亿是闲着的，5.3亿农村劳动力，1亿进了城，进城民工，还有1亿进了乡镇企业，叫离土不离乡，还有3.3亿劳动力要靠这19亿亩土地生活，而这些土地最多需要1.9亿的劳动力，剩下的1.4亿劳动力其实就是失业。一共5亿多农村劳动力，失业的就有1.4亿，失业率有多少？按照现在通常经济学所说的经验，失业的红灯线，也就是最高警戒线通常是7%。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关注的数字。在世界各国，如果失业率达到7%以上，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要为解决失业让路。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这个数。而且中国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中国是一个经济活动人口大国，中国要是要有个同样的百分比的失业率，折算下来的绝对人口数那就很大。再加上每年新增劳动力1千3百多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这就使得中国失业的压力实际上相当大。有些外国学者感到奇怪，中国的就业压力这么大，超过警戒线这么多，为什么社会还这么稳定？这和中国的体制有关，中国的失业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的加速增长而逐渐显现出来的。长期以来，人民群众形成的对党和政府形成了高度信任，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这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赢得了更长的时间，但不代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最重要的途径，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度的重视，1998年上一届政府上任时，在“两会”上提出的1998年的主要工作任务，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当年经济增长不低于8%。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每增长1%，新带来的就业机会大体上是170万个。如果中国经济增长8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增长本身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就是1300万个，而中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1300万个左右。也就是说，8%的增长率是中国失业率不上升的一个经济增长临界值。那一年中国公布的实际数字是7.8%，没有保住8%。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1998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在中国南北同时发生的洪水使中国的经济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有关方面的测算，大水冲掉了1.75个百分点。但是1998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殊年份，在这一年中国的生产能力出现了过剩（以前是短缺），这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紧缩有关。当时中国的GDP不到8万亿，但库存达到5万多亿，洪水过后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又刺激了需求，它又拉动了经济增长1.35个百分点。二者相抵，那场洪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概是在负的0.4个百分点。但没有保住8%，失业率就上升，此后几年的增长速度，都在8%或者是8%以下。1999年7.1%，2000年到了8%，2001年又回到了7.5%，到了2002年才又回到了8%。从1998年到2002年，这么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没超过8%。这样，即使按照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经验，中国的新增劳动力的安排就也有问题。更何况，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资本积累的深入，技术进步的加快，同样的增长速度，已经换不来那么就业岗位。现在我们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大概增加的就业岗位不到100万个。这就是所谓伴随技术进步资本排斥劳动。可是劳动力增长的量和速度是不变的，一年1300万。再加上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改革中从现有岗位上筛选下来的劳动力，我们需要的安排的劳动力其实还要更多。我们后来采取了一些过渡的方法，比如大学生扩招，大学生以后再研究生扩招，减缓眼前的就业压力，但也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长远的方法还是要发展经济。

　　但是问题在于，通货膨胀还是解决失业，它的政策方向是相反的。你要解决失业，就以牺牲控制通货膨胀为成本，你要解决通货膨胀，就要以牺牲控制失业率为代价。在短期内，至少这两个是矛盾的。怎么选择？如果象教科书上描写得那么简单，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经济命脉把握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了。问题就在于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判断。那么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究竟以解决通货膨胀还是解决失业为首要？这是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普遍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人民币要不要升值，也是各有各的道理。

　　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是美国人率先发难。美国911之后，经济不景气，它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方法，鼓励消费，活跃投资，刺激需求，拉动增长。美国觉得在和对华贸易上连续多年存在的逆差，对它的经济是有影响的，要改变这种局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压迫人民币升值。这和上世纪80年代下半叶以来，日美贸易磨擦中，美国就压日元升值的情况是类似的。这对后来日本经济的发展是有影响的。现在出于同样的情况，它要求中国也这样做。我们知道，本币升值就意味着出口品的价格上升，但产品还是这个产品，质量没有提高，价格上升了，竞争力就下降了，出口就会受到阻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就会减少。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在世界上也得到一些呼应，日本人首先就支持，因为中日贸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而且中国的一些产品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日本的竞争对象。还有一些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也支持它。这些国家还认为，由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实行了固定的联系汇率，又由于美国911之后为了鼓励出口而对美元进行贬值，美国出口品价格下降的同时，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也在下降，这就等于中国坐了美元贬值的车了。因此，这些国家也希望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对全世界做了一个庄严的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就意味着当别的国家通过汇率调整使出口品价格下降时，中国的出口品不降价，把市场让给了别人。

中国当时做出了重大的牺牲，赢得了世界上普遍的尊重。但也有的国家说，中国1998年人民币没有贬值，是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币通过汇率并轨，已经率先实现了贬值。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出口特别好，扩大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市场。这一次又跟着美元贬值，出口又特别好，2003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34.6%，其中12月份的出口增长为50.7%。因此在国际上，确实存在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较大压力。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就认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中国商品涌入威胁到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美国政府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和财政赤字，以及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等，是美国对人民币施压的主要原因。根据他的经验，当一国经济出现问题时，总要从其他国家上找借口。比如日本现在也出现通货紧缩的问题，他们不说是自己采取了不当的货币政策或是监测力度太大，而是把责任归咎到中国身上。蒙代尔也不赞同美国把制造业丧失就业机会归咎于中国的汇率制度，他说美国现在是一个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60%降低到20%，他们还将把更多的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蒙代尔认为对人民币重估并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尽管在过去25年中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但年人均收入仍然只是七国集团的五分之一，仍需要保持进一步的快速增长。升值将减少中国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使通货紧缩更加恶化，减少经济的增长，并提高银行的坏账，这对于中国甚至亚洲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其实，即使考虑到西方的利益，即使是使人民币升值，对解决美国人的问题帮助不大，中国的GDP的总量占世界总量不到4%，而美国的GDP占了30%左右。在不到4%的量中拿出一部分出口，而且面对的是包括亚洲、欧洲、美洲等在内全世界，这能占美国的进出口问题的多少？我们估算一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出口总量的1个百分点都不到。当然反过来对我们的情况可能不一样。美国即使把中国顺差这种局面改变了，对美国的需求本身是不会有多少作用的，所以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把美国的不景气的原因归于中国多年保持的顺差，恐怕不符合实际。中国的GDP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六，现在根据我们的估算，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能够保持现在的增长势头，在21世纪中叶前大概能超过日本，但要超过美国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即使赶上了，在人均水平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要增加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而从政治上出发，考虑问题就更复杂一些。

　　在中国国内，也存在着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有的经济学家指出，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存在着升值的可能性。什么叫汇率？汇率就是外汇的价格。外汇是一种商品，而任何一种商品价格都是由供求决定的，供给大需求小它就降价，需求大供给小就涨价。外汇当然也不例外。现在人民币的汇率是8.2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1993年中国实行汇率并轨之前，外汇储备是212亿美元，1994年并轨之后，为516亿美元。但到了200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或者说是供给能力已经到了4033亿美元。200亿供给能力时是这个价，4000亿时还是这个价，这和经济学上的价格理论间似乎是矛盾的；其次，从中国出口商品可以换回来的进口商品的数量来看，人民币的汇率越低，就意味着在换取一件同样的进口品（如进口轿车、机器设备时）时，中国要付出更多的出口商品，这也意味着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获得了较低的比较利益；第三，从人们的现实表现来看，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是明显的，华人、华侨、中国驻外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其它方面的大量美元汇入中国的银行并兑换成人民币，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决策应取决于对国内的问题和对国内矛盾的判断。如果国内经济当中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如果我们政策所解决的主要问题矛盾是失业而不是过热，那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鼓励保护我们的出口，而不能有任何的限制和抑制。如果是这样一个国内主要矛盾的方向和主要政策的选择，人民币在近期内就绝对不能升，应该继续保持稳定。问题是由西方提出来的，但决断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我们对国内主要矛盾怎么认识，怎样首选我们的政策目标。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和深入考虑的。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是由国家统计局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共同创办的研究机构。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双方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的优势，通过对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研究，对改进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工作做出贡献。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通过对国民经济核算及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在这一增长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客观的评价的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4》是这个中心发布的第一个年度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而对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热点问题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则是在这个报告中一个分析重点。因此，对前述的各种观点的讨论，也就成为本报告的重要组成内容。希望我们的研究对大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现在的宏观政策层面我们应当注意些什么？在2003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大家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选择讨论得很热烈。特别是在总结2003年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得失的时候，有很多分歧。我们知道，宏观经济政策一般来说不是个理论问题，或者说更为重要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个利益问题，是一个协调多方主体的利益的博弈问题。中央和地方、企业和个人、各个部门之间，利益怎么协调？党16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政策层面上，概括了三句话：一个叫做宏观调控的政策方向保持不变，这意味继续扩张继续刺激经济而不是收缩；第二句话是政策作用的力度会有所调整，那就是不会象前几年那么大的力度，特别是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安排、规模；第三句话叫政策实现的方式会有所调整，这就意味着过去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财政支出政策，增大财政支出来刺激需求，那么下一步就要考虑再进一步运用财政收入政策、货币政策等等去配套。三句话：政策方向不变；政策作用的力度有所变化；政策实现的方式有所调整。这三句话也是总结200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得失，根据中央对当前宏观经济矛盾的认识得出来的。我们认为，这个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

　　检讨中国前一段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配套。从1998年下半年后，中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货币政策实际上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所以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用这么大的财政支出、这么大的国债来拉动需求，在价格上的反应怎么样？整个物价指数偏冷。按理说这么猛烈的支出，价格水平早几年就应该上来了，但是从1998年到2002年，连续五年，价格信号表现得偏冷，即使到了2003年中国物价总指数没有表现出活跃。通货膨胀是应该避免的，但温和的价格水平的上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高速经济增长中的国家来说仍然还是需要的。在通货紧缩的状态下，经济的高速增长很难保持，这已经被世界各国的经济所证实。连续多年价格信号偏冷说明什么呢？说明货币政策方面对财政政策的响应不够及时、不够充分。刺激经济就靠财政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就靠货币政策，这是不可能的，二者应该相互配合。中国真正开始启动货币政策，让它明显起作用，实际上是2003年的上半年的事。但启动之后中国马上就遇到了“非典”的冲击，接着就是第四季度对货币政策的收缩微调。

　　二是就财政政策本身来讲，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也有一个进一步协调的问题。财政政策应当是包括支出和收入两方面的政策。西方国家动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或是抑制通胀的时候，从财政政策方面主要动用的不是财政支出方面而是财政收入政策。国会中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增税还是减税，扩张经济应当减税，使老百姓、企业手中可支配收入加大，市场需求增大；如果是抑制需求的话，就应当增税。他们的财政政策、公众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财政收入这个层面。中国的财政政策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在扩大，在刺激需求，但是财政收入政策基本上没有配合这个支出政策，不仅没有支持这个支出政策去扩张需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财政支出扩张性政策的效应。中国连续多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上都比GDP的增长速度快一倍，也就是说财政收入在加税。刺激经济增长按道理应当是适当减税，或者是相对减税，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方面的政策却没有和支出政策配合起来。这里实际上有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关。公共财政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这在理论界实际上已经有了共识，但这种改革还会有一个过程。从经济上来说，宏观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上，支出政策和收入政策之间的链接上，应该加以更多的关注。

　　三是从货币政策来看，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应该进一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想刺激经济的时候、想鼓励信贷的时候，作为这种宏观行为的微观基础的银行没有做出响应。由于金融改革在深化，金融监管人员、金融干部、金融工作人员对未来的风险和行为的预期越来越不稳定。金融业的贷款责任制对银行控制风险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强调银行风险和个人责任，使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出现了“惜贷”的现象。所以当货币政策想鼓励贷款的时候，金融体制上由于人们的预期发生的微妙变化却在抑制这种信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抵消货币政策的作用。

　　在这几个层面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套、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政策的配套、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金融改革体制之间的配套，其实都有大量的、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提高我们宏观调控的艺术性、科学性和它的有效性，才能使我们掌握住中国经济快行线上的高速增长当中的均衡。

　　我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和历史可能性是不必怀疑的。现在经济学家分歧在计算方法不一样、运用材料不一样，但是公认的，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保持高速增长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已经取得了以9%以上的速度持续25年的高速增长。从中国的GDP的总量规模上看，有些人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数字可能偏低，但是从动态上看，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完全可比的。25年里达到这样的高速度，确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巨大成就。我们现在已经有了25年，那么再往后25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中国将会变得怎么样呢？现在对这一方面已经有很多测算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进行测算。我们有一个测算，我们估计在2010年前，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大概在8%到9%之间，2010年到2020可能是7%到8%。2020年到2030年大概是6%到7%。每10年下降一个百分点。2030年以后中国可能会进入平稳经济增长阶段，年均增长保持在4%左右。测算的方法可以再深入讨论，但是总的来看，无论怎么测算，认为在未来中国二、三十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应当是没问题的。在这种高速增长当中，中国的国力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我认为203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能达到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完成工业化。中国的前景应当说是非常好的。

　　2004年3月1日于阳春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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