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近年来国内最高规格的一次理财盛会在北京举行。国际金融理财师理事会主席Maureen Tsu和中国金融理财师标准委员会主席刘鸿儒等在“金融理财在中国”国际论坛上做主题发言。搜狐理财频道独家网络支持本次活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今天下午的论坛。我在这方面没有更多的研究，因为今天的题目是“金融理财在中国”，前一段我协助刘鸿儒主席做了一些关于金融理财在中国进行教育和培训的工作，所以有所了解，因此我想就金融理财在中国这样一个题目谈一点我的认识。

　　我想首先关于金融理财在中国这个国际论坛能够在这里召开，本身作为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表明金融理财在中国赢得大家承认和关注的程度在提高。而且这种关注和承认的程度在提高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的背景。

　　首先，金融理财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它是中国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一种现象或者是一种结果。大家知道中国去年GDP的水平人均第一次超过了一千美元，1090美元，这本身标志着中国经济金融了工业化加速的时期，总量达到了11.67万亿人民币，如果今年不出意外的话估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9.3％，这样中国实际上是连续26年平均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是在9.3％以上，应当是一个奇迹了。在这种情况下使得中国人终于有财可理了，否则1978年时中国人均GDP是379块人民币，平均是一百美元多一点，远远低于世界银行划定的世界上最穷的平均线289美元，那时是无理可理。有再好的理财人士到中国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

　　另外金融理财在中国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需要。90年代初西方提出一个很著名的理论，东方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最快不会超过22年，中国应当说从78年算起来现在是26年了，能不能再保持持续高速增长？这不仅是国人而且是世人所瞩目的严重问题了。因为中国如果不能再持续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持续工业化对整个人类文明就会带来灾难。如果中国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而不是科学的、有持续的高速增长对全世界也未必是文明的。如果中国人均拥有的轿车量达到世界水平，全世界的石油给中国人烧可能都不够。如果按照要素效率的提高，要素成本低，这样给人类带来的未必是文明的福音。中国如果保持了25之久的高速增长之后还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重要的是要提高要素的效率，这恰恰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东方模式难以高速成长的关键，就是你不是靠要素效率的提高。要素效率的提高说到底最根本的是从体制上所有要素投资者要面临硬要素约束，因此“金融理财在中国”对每一个要素持有者，每一个可能的要素持有者尽可能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市场规则、尽可能按照效率和竞争原则来组织资源的投入，这是提高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最深刻的社会基础。因此我想从要素效率提高角度来看，“金融理财在中国”也是支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极为重要的体制条件。

　　第三金融理财在中国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提出这么迫切的要求也是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要求。大家也知道，中国居民在长期以来并不是投资主体，而是消费主体，而且中国居民长期甚至到现在并没有广阔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机会，非常狭隘。中国居民现在比较大宗的住房这方面，在人们的感受上是消费，统计上统计为固定资产投资，但是人们感受上并不是真正作为投资，除此之外居民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消费行为。很难想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居民本身没有更广阔的投资渠道、投资意识和投资的权利，市场化不可能建立在投资是财政投资，更多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市场化至少不能建立在剥夺居民权利的基础上。中国市场化改革搞了25、26年，到今天也提出了中国居民有这种制度安排的要求，提出社会要由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制度变化。

　　第四方面的要求，“金融理财在中国”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和重视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均衡性的要求。为什么说是一种均衡性的要求呢？政府调控对于市场应该是反市场、反周期的力量，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当中宏观波动性非常大，要么大起、要么大落，非常简单。政府要想扩大投资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恐怕都要跟着统一扩大，政府要收敛经济从上到下是统一收敛，这个社会缺少一个反行政周期的力量，而政府行政调控也不是处于淡化周期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缺少和政府行政调控相对应、相独立的微观的投资主体。这个投资主体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企业改革，特别是民营经济和地方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更广泛的联系，从而使得与中央宏观调控之间形成一个差别、形成一个淡化周期的对峙，但是这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恐怕是要由广大、分散的个人投资主体，他们对于个人经济的追逐和市场信息的认识，因此作出分散的决策，这也是能够使经济增长更为均衡的基础。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展到中国宏观调控的均衡性的进展都是历史的、空前的对“金融理财在中国”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碰撞。

　　把这个东西引入中国也有我们的国情和特殊条件，至少三方面条件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努力地营造。

　　一个就是财产制度。既然是理财、既然是按照市场规则来理财，财产的主体、财产的权利就应当得到经济制度上明确的安排和法律制度上的清晰的保护，否则的话不可预期，不及预期紊乱，而且现实的竞争行为肯定是混乱的。我想现在由于中国物权发、土地有关产权的讨论已经从根本制度上开始进一步推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历史要求，而金融理财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受益治穷。

　　第二是法制精神，一个国家可以就法律，但是未必是法制，因为可能会缺少法制的精神。当一个国家有法律，都以违法能够不追究得以自豪，违法而不被发现引以为侥幸，没有法制精神的社会，财产制度规定的再严密恐怕更多的是形式，因此金融理财在没有法制和法制精神支持的社会里恐怕更多的是设骗局，而不是真正地让人们能够有心人和安全感。

　　第三方面“金融理财在中国”真正生根和茁壮开展就是社会的道德支撑。大家知道世界市场的道德核心是诚信，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个年轻人要经商请他给忠告，当时给了两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抓紧时间，第二信誉就是金钱，中国人很早就把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发现了，但是信誉就是金钱好象很就没有发现。富兰克林说如果你骗了你的朋友、你的消费者一次，他会向你终生关闭钱袋，我想这对金融理财、对个人提供金融服务，并且对个人提供切身利益的，并且按照他的生命周期通盘考虑的服务，对于诚信来说无论是从社会整体还是从每个行为的个体恐怕对金融理财在中国都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我们每个人可能很渺小，但是中国的事就是无数的渺小堆积在一起慢慢地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潮流，更何况已经是今天的中国，国际化程度，这么多国际朋友，更何况是知识化进程的中国，这么多专家和专业人士，我相信中国金融理财师行业是有前途的，谢谢大家。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