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记黄埔于2004年8月31日签订合同北京项目逸翠园，约定开工时间为2005年2月27日，竣工时间为2006年10月31日，但根据2006年至2009年的年报，逸翠园项目预计完工时间一直在调整，分别为2008年、2010年、2012年、2011年，逐年改动。和记黄埔位于淇澳岛的柏涛湾项目，该项目合同签订时间为2005年9月26日，至今丝毫没有动工的迹象。在武汉市寸土寸金的江汉路步行街商业核心区附近，和记黄埔2005年以总价4.2亿、楼面地价每平方米3167.06元拍得的一宗面积105641平方米的土地至今依然在闲置。而2007年同样位于京汉大道昔日地王“金地京汉1903”的楼面地价就达6879元/平方米，今年1月11日位于江汉区常青路附近和青年路59号的两块地的拍卖楼面价分别达到8778元/平方米和8591.04元/平方米，可见和记黄埔的这宗囤地的土地增值收入预期不小。

另外，还有系列报道揭露了系列囤地个案。
在北京，泛海建设集团东四环附近购置的4块土地，至2010年8月已闲置了6年（其间5次调整建设规划）。据估算，开发商仅靠坐收土地和房地产自然升值的利润就超过200亿元。

在福建漳州东山县康美镇马銮湾景区内，福建东嘉建设开发有限公司1992年8月以1465.5万元土地出让金与当地政府签订受让协议、本应于1993年开工、用于旅游和地产开发的709亩土地，至今仍未开发闲置，闲置时间长达近18年。

在杭州西湖边，嘉里建设集团2005年以24.6亿元拍得的原浙江大学湖滨校区地块。这一当年“地王” 地块，在时隔6年之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开工建设，长满了杂草，一些保安在土地上种起了丝瓜。

在广州，位于天河区广深铁路南、省生物药厂北地段的一幅商住楼、科技楼用地，面积高达28161平方米，1997年拿到《建设用地批准书》，去年延长批准书有效期至今年5月31日，但至今仍未动工建设。位于越秀区寺右新马路寺右中街的一幅面积为5934平方米的商住楼用地，开发商自1995年拿到《建设用地批准书》后，至今已经闲置了16年。

去年广州曝光的54宗闲置土地“黑名单中，广州珠江新城某幅闲置地，当时拿地的楼面地价仅为1356元/平方米，而相比珠江新城15324元/平方米的地王价，仅土地增值便接近11倍。

可见囤地的地价升值带来的回报非常惊人，诱使开发商们群起囤地，闲置土地“前赴后继”。


政府原因成免罚挡箭牌
事实上，伴随雷声大雨点小的“重拳打击囤地”的是，大大大小小开发商们依然在囤地，一宗宗所囤之地至今依然在囤积、闲置，“严打”效果有限。
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随着时间推移，房价、地价持续上涨，或政府在地块周边修建道路或配套的公共设施，开发商所囤积的土地地价就将升值，所囤土地可获得巨额利润，成为了开发商囤地的利益驱动。而且，这些囤积的土地，开发商可以之在资本市场上抵押融资，通过资本杠杆还可获得更大的利益。
另一方面是，政府打击囤地不力，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几成摆相，开发商违法成本太低。而且，一些法规、政策本身存在漏洞。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闲置、囤积土地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一些开发商也称，拿地而不能如期开发，主要是规划调整等政府原因造成。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六成闲置地是由于征地矛盾等“政府原因”造成。
一些土地出让多年后，开发商为了能随时根据政策和市场变化调整开发策略和调高房价，提高项目的利润，往往利用分期开发手段拖延开发进度，在开发一部分的同时闲着一部分，甚至在开发部分土地后留有大面积土地暂不做开发，形成土地的“隐性闲置”。这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城市大量存在，但依照现行法律法规不能认定为闲置地。
去年，国土资源部曾出台政策规定，对于由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在结案和问题查处整改到位前，禁止竞买人及其控股股东参加土地竞买活动；房地产开发项目不管分几期开发，一旦开工必须3年以内竣工开发完毕；严格限制单宗土地出让规模，大城市20公顷，中等城市14公顷，小城市（镇）7公顷。此外，国土资源部还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金融、证券等部门建立起协调机制，通过限制贷款和融资、收取税费等措施提高闲置土地的财务成本，从而加大开发商的财务风险、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只是，政策往往希望“毖后”却不“惩前”，对之前的问题既往不咎。更何况一些政策留有明显漏洞，如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原则上不予追究责任，又如开发商分几次拿下总面积超过单宗面积上限的整块土地不算违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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