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制序化进程中宪制化阻断的文化原因

传统中国社会制序化进程中宪制化阻断的文化原因

在以上三节中，我们主要从惯例规则到法律规则的过渡的侧面探讨了社会制序的制度化和宪制化问题。从这一研究视角，我们把一个组织的制度化和一个社会整体的宪制化理解为作为该组织或该社会内部的作为非正式约束的惯例向作为人们行为的正式约束的法律规则的转化以及法律规则的体系化。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就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宪制化主要为社会规则的法律化和法律规则的体系化所构成，但是宪制化决非仅仅限于社会规则的法律化和法律规则的体系化。因为，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宪制化的微观层面即制度化还包括一些组织、机构、单位、协会、社群等内部运行规章和操作规程的制订 [33]以及实施机制的型构 [34]。在对宪制化有了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来进一步探讨宪制化与制序化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本文所理解的“宪制化”，在英文较确当的词应是“constitutionalization”。在微观层面上，它是指一个组织机构中的制度化，即“formal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其中包括团体、社群与社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的制订和实施）。在宏观层面上，它则是指“法律规则的体系化（systematization of legal rules）”。而后者显然又包括以及各种法律、法规、条例（laws, codes, legislation）的制定 (codification)，立法 ( legislation）、合法化 (legalization )，以及在普通法运作机制中一些哈耶克（Hayek，1973）所理解的在人们社会生活中一些“内部规则”通过在“遵循先例”判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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