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当企业失败了，当城市落后了，人们很容易总结出各种失败和落后的原因。但我们最缺乏的是怎样及时地预知这些可能导致失败和落后的原因。理论家们为我们预备了应有尽有的因果关系，但他们拒绝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我们应该格外关注哪些因果关系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们多留点心还会发现，那些片段的因果关系都隐含着各不相同的假设前提，可现实从不给我们预备好这些假设前提，更不会同时为我们预备好这些假设前提。
我们不缺乏片段性的管理知识，我们缺乏的是综合运用这些片段性管理知识的知识。正是后者是管理知识中最艰难的部分。理论家们往往把这个任务留给了管理的实践者，他们认为这里简直没有可以用语言描述的规律。大部分企图总结这些知识的人最终也不得不要求学习者通过“修炼”来获取他那难以言传的“感觉”。
众多变量同时变化、快速变化的问题就涉及到战略，这里给含有各种假设前提的片段知识留下的用武之地很有限。并且同时变化的变量越多、变化速度越快就越是如此。
在本书以前，战略一词没有特定的精确含义，一种方案、一种策略，只要觉得足够重要，通常都会被冠以“战略”。在本书中，我们给予了“战略”以特定含义：只有按照战略思维方法、过战略思维过程得出的方法、方案等概念系统才被称为战略。因此理解战略概念必须先理解战略思维方法的概念。
战略思维方法是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一个典型的应用。而真正理解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又必须从对我们习惯的抽象思维方法和形象思维方法的检讨开始。在被称作科学的各个领域里，人们已经如此习惯于抽象思维方法；在被称作艺术的各个领域里，人们已经如此习惯于形象思维方法。抽象思维方法和形象思维方法被当作人类智慧惟有的选择。当遇到抽象思维方法实在无法解释的问题时就往往把这些问题归到应该由“直觉”、“经验”来解释的领域。而“直觉”、“经验”实际上是形象思维的又一个称呼。

人们从一种思维方法的习惯转向另一种思维方法的习惯通常需要费不少力气。我不指望战略思维方法一蹰而成为人们的日常思维习惯，但是当你面对企业管理、城市管理、国家管理、军事管理这类大问题时，必须刻意地以战略思维方法而对之！

完整的战略思维方法的理论，还应该包括战略思维技术和战略思维型组织的内容，有志于探索组织改革的人士，还应思考“战略思维型组织”能否作为信息时代构建各种组织的基础和出发点，这包括企业组织、公共组织、军事组织等。但这些我准备在《战略思维型企业》、《战略思维型政府》两本书中再做深入探讨。
《战略思维方法》供企业管理、城市管理、国家管理、军事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经济学理论研究人员参考。

第一讲 从军事战略说起
一、战略的起源和定义
二、定义的规则
三、战略概念不准确并非无关紧要
四、为什么军事领域最早关注战略概念
五、战略和战术
六、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为何会出现战略这一军事概念
七、为什么不深入探究人类思维方法就不可能抓住战略概念的核心
八、本讲小结
第二讲 人类思维方法
一、不了解思维方法就不具有知识的原创能力
二、初步认识抽象思维
三、什么是形象思维
四、从日常习惯看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区别
五、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常常相互干扰
六、要关注思维方法的进化
七、本讲小结
第三讲 抽象思维方法
一、抽象思维应该准确和严密
二、抽象思维的定义和种类
三、概念形成的过程和概念的种类
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五、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
六、确定概念间的演绎关系
七、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
八、常见的不严谨的抽象思维
九、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
十、本讲小结
第四讲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
一、 人类思维方法的进化的确缓慢
二、 抽象思维方法的局限
三、从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看抽象思维方法的局限
四、从概念间的关系与事物间联系的偏离看抽象思维的局限
五、　整体性思维可能吗？
六、　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
七、科学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八、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
九、概念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度量与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的度量
十、个体需求的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
十一、人类行为动机与概念数量属性的存量、增量
十二、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
十三、数量关系格局的几个相关概念
十四、预测性与数量关系格局
十五、需求交替假说
十六、本讲小结
第五讲 战略思维方法
一、什么是战略思维方法
二、战略目标
三、战略要素
四、战略灵敏度
五、战略假设
六、战略战局
七、本讲小结
第六讲　战略思维过程
一、检讨历史和现状
二、全面形成概念。也叫确定战略要素
三、确定第二阶段所形成的全部概念或战略要素的演绎关系
四、确定概念或要素的数量格局关系
五、确定战略目标
六、结合战略假设形成各个战略预案
七、评估战略假设与当前条件的接近程度，初步确定战略预案优先顺序
八、制定利益相关者管理办法和资源管理办法并开始实施战局管理
九、本讲小结
第一讲 从军事战略说起


一、战略的起源和定义

目前在企业管理领域,甚至在城市管理和国家管理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可能是“战略”。
战略这个概念是从军事理论中借来的。先从军事领域追根溯源似在情理之中。
据考证（参见军事出版社出版的《军事战略学教程》，彭光谦、姚有志主编），2400多年前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在其《孙子兵法》中，虽未明确提出战略一词，但泛称的“谋”、“计”、“画”、“策”、“筹”、“韬”、“略”、“运筹”、“方略”、“将略”、“韬略”等等，都被后人认为是战略概念的原型。
1976-1980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明确指出：“最初涉及军事战略问题的理论著作出现在古代。这类著作有：中国统帅和理论家孙武的《孙子兵法》（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罗马统帅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奥诺桑德尔（公元1世纪）和韦格蒂乌斯（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等人的著作”（《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按年代推，孙武的《孙子兵法》当是最早。
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约翰-柯林斯也断定“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大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但是，把战略作为一个概念并给予明确的定义，则是18世纪以后的事。德国军事理论家比洛（1757—1807）是第一个想给战略以明确定义的人，他在《最新战法要旨》中说：“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大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上述范围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从此以后，各种各样关于战略的定义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从来没有任何概念能象战略那样有如此之多的定义，我们先看军事理论家们对战略的定义：
18世纪德国军事家比洛的战略定义：“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大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上述范围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
19世纪瑞士军事理论家若米尼的战略定义：“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定义：“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战术是“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而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对这些战斗的运用”。（《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英国利德尔-哈特的战略定义：“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手段一求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毛泽东的战略定义：“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前苏联索科洛夫斯基的战略定义：“关于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战争即武装斗争规律的科学知识体系。它在研究以往战争经验、军事政治形势、国家的经济和精神力量、新式武器和预想敌人的观点和力量的基础上，探讨未来战争的条件和性质、准备和进行未来战争的方法、各军种极其战略使用原则、物质技术保障原则、战争指导原则和军队领导原则。”（《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战略定义：“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和最高领域，它包括国家和武装力量准备战争、计划与进行战争和战略性战役的理论与实践。”（《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美国军语辞典》的战略定义：“军事战略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参见《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教材《军事战略学教程》的战略定义：“我国新时期的战略（军事战略）是以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导，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基点，建设与运用军事力量，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而对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全局与全过程的运筹与指导。”（《军事战略学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尽管在军事领域战略的概念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在企业管理领域，甚至在城市管理和国家管理领域，对战略一词的使用也开始盛行起来。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者和理论家也给战略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

安德鲁的战略定义：一个组织的战略是由这样一些决策共同构成，它们是确定或反映了组织的目标的决策、规定组织从事的业务或服务范围的决策、确定组织将要成为何种经济或人力组织的决策、关于组织将要为其股东、雇员、顾客和社会所做的经济或非经济贡献的决策（《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trategy》.Homewood,I11.:Irwin,1980）。
明茨博格的战略定义：战略有很多用途，人们一般将战略作为计划使用,强调内容而不是过程（“The Strategy Concept I:The Five Ps for Strategy”,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87,30-1）。
纳特和巴可夫的战略定义：战略为组织找出方向，战略为组织提供途径，战略是计划、计谋、模式、定位、观念等多种用途的混合（《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清华大学MBA教材《战略管理—超竞争环境下的选择》的战略定义：企业战略是企业以未来为基点，为寻求和维持持久竞争优势而做出的有关全局的重大筹划和谋略（《战略管理—超竞争环境下的选择》，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魏杰的战略定义：企业战略就是企业经营战略，指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的方略和策略，以及企业经营活动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等，当然也包括了它们之间的有效组合（《企业战略选择：企业发展航标图》，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二、定义的规则


人们主要就是通过形成一个一个概念来认识现实世界的，概念混乱就是认识混乱。概念要明确就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那么，怎样才能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呢？定义就是明确概念内涵的方法。如果一个概念没有通过定义的方式来明确其内涵，这个概念就肯定不能清晰地表达和传授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上面的关于战略的种种定义即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完全理解这一点还有待于耐心读完下面紧接着的几讲，我们还是能对照定义的形式上的规则初步看出这些战略定义的不当之处。这里只能指出错误，而无法回答什么是正确的。后一个任务由下面几讲完成。
如果我们没有关于战略的具体科学知识，我们就不能做出一个关于战略的正确定义，但是我们有了战略的具体科学知识，有时也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关于战略的定义。我们必须遵守定义的四个起码的形式上的规则。它们是：1、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全同；2、定义项中不能包含被定义项；3、定义项不能包括含糊不清的概念；4、定义项不是被定义项的负概念。
我很担心的是，有人会以社会科学本来就是不精确的为借口来抗拒起码的逻辑检验。
比洛的战略定义，定义项中有“视界”和“大炮射程”等变换不定的概念；定义项的外延似乎也大于被定义项的外延。
若米尼的战略定义中，“艺术”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是形象思维的表现形式，似乎在暗示人们战略和战争规律的不可知性或神秘性。关于整个战争区，交战两国的全部国家算不算“整个战争区”？如果不算，定义项外延似乎过小；如果算，定义项外延似乎过大。
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定义，定义项中隐含着被定义项，“这些战斗”中的“这些”是那些？似乎反过来还是由被定义项决定的。
利德尔-哈特的战略定义中同样有“艺术”的模糊概念，定义项的外延似乎也大于被定义项的外延。
毛泽东的战略定义中，战争全局是一个模糊概念。
前苏联索科洛夫斯基的战略定义完全是用外延的罗列来代替内涵。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战略定义，定义项中的战略性战役和被定义项是同义反复。
《美国军语辞典》的战略定义中的“艺术和科学”是在告诉人们，战略有时是可认知其规律性的科学，有时又是不可言传的神秘艺术。
中国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教材《军事战略学教程》的战略定义干脆完全放弃了总结一般性战略概念的尝试，只对中国当前的军事战略下定义。但也难免“全局”、“全过程”等模糊概念。
安德鲁的战略定义完全回避了概念的内涵，只是堆积了一些外延。
明茨博格的战略定义中，战略就是计划。如果仅仅是计划，那为什么还要再创造一个战略概念？
纳特和巴可夫的战略定义同样是在外延的圈里打转转。
清华大学MBA教材《战略管理—超竞争环境下的选择》的战略定义中，“有关全局的重大筹划和谋略”同样模模糊糊。
魏杰的战略定义中，“企业战略就是企业经营战略”把企业战略的外延大大缩小了；另外，战略就是“方略和策略”，从语义的角度我们看不出两者有什么区别。

我们给战略做的初步的定义是：为达成一定目标，以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或非线性思维方法为基础，通过对多个相关变量共同即同时变化的规律的探究，而形成的行动的方案或计划。（更精确的定义须参阅第五讲）
战略思维的核心在于多变量共变。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形象思维方法根本无法面对多变量共变的复杂状况。在这里，我们很快就要讲述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以及战略思维方法则当仁不让。
真正理解我们给战略下的定义，需要读完第五讲战略思维方法以后才能做到，因为我们的战略定义是在战略思维方法的定义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本书通篇就是解决两个问题：战略是什么？怎么形成战略？
只有当这两个问题同时得到圆满回答，我们关于战略的研究才有现实意义。如果你足够细心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战略家或战略理论家都回避或者说不清战略是怎么形成的，似乎所有的战略都是由上帝突然间塞入战略家的脑中的。
历史上一些诚实的战略家干脆承认：战争是一种阴影的科学、战争没有规律可寻、战略实质上是个行动问题。这类战略家包括法国元帅萨克斯和海军少将怀利等。的确，传统抽象思维方法无法真正把握战略问题。但大多数战略家宁愿把战略问题归为神秘的艺术或者归为艺术加科学，神秘的艺术归根到底属于更不可靠的形象思维方法。战略家们没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实质上是因为没能科学地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几千年都没能说清楚战略的概念，第一不是因为形成准确的战略概念不重要，人类主要就是通过概念来认识现实世界的，概念混乱就是认识混乱；第二不是因为缺乏战略的实践，人们早就在用一种被称作“摸索”的办法去面对现实世界中的战略问题。一切差错的根源都在一个更加深奥的领域，那就是人类的思维方法。这是一个我们非常欠缺的领域，我们不一定完全知道人类迄今为止只是在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两种思维方法来认识现实世界，我们更不一定知道多个变量同时变化的“战略问题”恰恰不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两种思维方法最终能认识清楚和说得明白的。
我们运用抽象思维形成一个个概念和概念系统，这就有了众多含有假设前提的片段知识，但理论家从来都把如何综合运用这些片段知识的难题留给实践者。
你翻开任何一本战略著作就如同你翻开任何一本其它科学著作一样，它会告诉你战略的这个方面的规律和那个方面的规律，严谨一点的作者还会如实告诉你他总结出的规律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假设前提，马虎一点的作者连他的规律的前提条件都说不清。在现实中各个方面的战略问题是同时出现的，我们无法为了套用规律而同时造出这么多不同的前提条件。所有的战略著作都没有告诉我们对此该怎么办。
实践者们只好依靠摸索和试错向前推进。实践者“摸索”出的经验，抽象思维的概念系统往往无法解释或解释不清，于是人们又把它归功于另一种思维方法----形象思维方法，你常常能听到“管理的艺术”、“战争的艺术”这样的说法。甚至在实际的战争中也常常出现交战双方都为情感和脑中变幻的画面所驱使，因而忘记了“理智”的作用，以至经常地碰壁。
人们从未认真思考过，难道人类只能有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种思维方法吗？难道“理智”的思维只有抽象思维吗？人们甚至从未认真思考过到底什么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它们的规则是什么？
我们可以提前告诉大家，所有实际发生的战略问题都是多个因素同时变化的问题，共变是战略的核心，而抽象思维得出的规律和知识都是先依次假设其它因素不变来找出某两个因素的变化规律。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区别是多么巨大！能够应对战略问题的只能是某种整体性的思维方法。
可以肯定的是，战略的最本质之处是为达成目标而处理多变量共变的情况，虽然不能完全抛弃各种隐含着假设前提的片段知识，但战略最关注的是多个变量同时变化的规律。许多战略理论家都试图找出战略的本质来形成准确的战略概念，但不幸都未能做到。如果不对人类的思维方法特别是抽象思维方法做艰苦卓绝的探究，永远不可能抓住战略的核心，不管是企业战略理论，还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军事战略理论。他们可以有战略的某种感觉，可以有战略的某种片段的总结，就是无法抓住战略的本质，这一点从军事战略和企业战略居然有数十个五花八门的定义即可看出。


三、战略概念不准确并非无关紧要


战略领域一向主要是实践家们的舞台。以咀嚼概念见长的理论研究者往往对多变量共变的战略问题退避三舍。现在我们探究战略，一开始就如此细抠概念，恐怕也难免纸上谈兵之嫌，尽管是以完全不同的思维方法为基础。
但是，费些笔墨强调一下战略概念不准确并非无关紧要，是值得的。

第一，凡论述战略而又没有准确的战略概念，他的战略论述就肯定不会告诉你他的战略是怎样形成的，或者不能清晰地告诉你战略是怎样形成的。明茨博格公开承认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能明确了解战略形成的过程，那么不管战略的作用有多大，它也真的只是天才战略家们的专利了！
有人习惯把严格的抽象思维称作“理性”，和理性相对的是被描绘得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的“直觉”，直觉实际上就是形象思维，是一种依靠头脑中的映象或图画的快速变换来认识事物或形成决策的原始思维方法。按这种提法，单纯的抽象思维解释不清的战略概念和战略形成过程，就被认为是单靠“理性”解释不清，不得不求助神秘的“直觉”。问题出在还有一种“理性”的思维方法-----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他们一无所知，后面就会有我们对这种同样是“理性”的思维方法的详细介绍。有了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战略概念和战略形成的过程完全可以用“理性”来认知，只有古代的占卜师们才动辄求助神秘的、不可靠的“直觉”。

在前面的我们引述其战略定义的全部著作，包括《战争艺术概论》、《战争论》、《军事战略》、《苏联军事百科全书》、《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trategy》、《企业战略选择：企业发展航标图》等等，仍象其它的社会科学专著一样，只是分别地讲述各个战略要素的片段性的规律和知识，基本上完全回避了战略是怎样形成的即如何综合运用这些片段性规律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或者简单地把它归为“直觉”的“艺术”。
清华大学MBA教材《战略管理—超竞争环境下的选择》意识到战略管理是一种过程，但也只是泛泛地把这个过程分解为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很难从中看出战略具体是怎样形成的。并且《战略管理—超竞争环境下的选择》同样主张战略的形成应该是“理性”和“直觉”混合的结果。的确，如果未能准确界定战略的概念，要想理清战略是怎样被制定出来的谈何容易！
纳特和巴可夫的《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册》是迄今论述战略形成过程最深入的著作。它将战略过程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具体的技巧和规则，制定战略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但是，没有准确的战略概念的副作用在这里同样有所表现，例如每个阶段的目标性即每个阶段做到什么程度合适缺乏判断的依据。等您阅读完以后的各讲会对这一点有更深切的认识。

第二、没有准确的战略概念，对战略要素的变化和增减会缺乏敏感性，这可能导致战略的僵化。明茨博格和中国的金占明等人都充分考虑了战略僵化的弊病，但他们将其归罪于“理性”。其实，真实的因果链条是：没有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和非线性思维方法导致没有战略思维方法，没有战略思维方法导致没有准确的战略概念，没有准确的战略概念导致没有科学的战略形成过程，没有科学的战略形成过程导致对战略要素的变化缺乏敏感性，对战略要素的变化缺乏敏感性导致战略僵化。
例如，如何看待战争国际法作为战略要素之一与一国军事战略的关系。国际法规定禁止使用大规模屠杀和毁灭人类的作战方法和手段；对能够释放巨大能量的堤坝、核电站等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禁止轰击；对平民、不设防的城镇不能轰炸。把这些国际法规则作为战略要素之一来通盘思考一个国家的军事准备战略甚至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时，就必须通过考察影响这个战略要素的更多的战略要素的共同变化，来动态地对待之。不能简单假设违反国际法的战争随时都会爆发（如冷战时期），也不能简单假设违反国际法的战争始终都不会爆发。科学的战略思维方法应该动态地关注各个战略要素的共变的格局。
再如，核大国之间的相互的核威慑是它们各自的军事战略的重要战略要素，适时、动态地考察各个因素特别是高科技因素对这个战略要素的变化的影响，应该成为一国军事战略的内在机制。如果由于上述的因果链条而导致的战略僵化到了失去核威慑而不自知的程度（有核弹不等于永远有核威慑），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天甚至几个小时，这个国家都不一定能指望国际法来获得安全。

第三、没有准确的战略概念，容易忽略一些不明显的战略要素和契机。
现实世界的事物、关系、事件等能否成为某个战略的要素，主要看它是否和战略目标以及其它要素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象“全局性”和“重大筹划”等模式的战略概念容易忽略一些不明显的战略要素和契机。例如，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对中国大使馆的轰炸，再如，在美英和伊拉克的战争中对俄罗斯使馆人员车队的枪击，一般人都会把它看成偶然事件或无理智的野蛮行径。其实这是美国战略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完整的战略都包含一个利益相关者管理办法，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阻止敌方和一些利益相关者公开或暗地结成同盟的潜在可能性。办法之一是挑选可对其组织秘密突袭的反对者，适时地从其它角度对他们给予适度的打击（突然的），突袭对象不一定是那个最坚决的反对者，而往往是既不愿公开对抗又坚决反对自己的相关者。事后要坚决否认突袭和本战略的任何关系。这个办法对打乱对方暗地结盟的设想和步骤比较有用。


四、为什么军事领域最早关注战略概念


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效率低下，几乎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非常缓慢。并且这缓慢变化着的一切几乎都能被人们预知和掌握，人们的衣、食、住、行，人们的生产劳作，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莫不如此。
人们运用抽象思维方法假设一些因素不变而得出各种片段知识或规律，那些思维时被假设为不变的因素，在现实中也真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抽象出来的片段知识或规律几乎不用任何修正就能直接用于现实问题，并且偏差很小。
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战争。战争有着太多不可预期、不可控制、随时变化并且同时变化的因素。如果说你还能控制自己一方的最初的兵员数量、兵器装备、指挥方式、士兵素质等战争因素，而敌方的这一切则是不可控的，并且随着战争的展开，自己一方的上述因素的变化也会变得不完全可控，一切因素都在相互影响、同时变化，而且是急剧快速的变化。
过去的那种假设一些因素不变而得出各种片段知识的思维方法开始偏离战争现实。当你刚刚根据消息假想了某些战争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演绎、推测和做出决策，也许你的决策尚未变成行动时当初的假想条件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静态的、片段的方法被人们讥讽为纸上谈兵。并且这种纸上谈兵的后果立刻就表现为血淋淋的死亡，表现为国破家亡,不给你任何辩解或论证的机会。
这时人们知道战争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法，人们不知道这种方法的准确概念，但人们用“战略”这个词代表这种方法。
最初的具体“战略”方法都是围绕着怎样使自己一方的战争因素让敌方更加不可知、不可控，和怎样使敌方的战争因素更可知、更可控而展开的。例如《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曹操的“因势设奇，谲敌制胜”，诸葛亮的“战欲奇，谋欲密”等等莫不如此。



五、战略和战术


德国军事理论家比洛（1757—1807）是第一个想把战略和战术明确区分出来的人，他在《最新战法要旨》中说：“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大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上述范围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
这是一个朴素的和具象化的定义，如果我们揭开它的朴素和具象化的外衣，就会发现这个定义离战略和战术的本质并不远。敌我双方一旦到了视界和大炮射程以内的范围，不可知和不可控的因素就一下少多了，我们基本上又可以象研究我们的生产技术一样来研究我们的战争技术，这时人们又可以运用抽象思维方法假设一些因素不变而得出各种战斗技术的片段知识或规律，并且这些战斗技术的片段知识或规律和实际的战斗状况的偏差很小。
战争一旦又回到视界和大炮射程以外的范围，问题就会重新复杂起来。片段知识的有效性就会鄹减，就必须动态地考察那些战争因素相互影响、同时变化的状况。
按照区分战略和战术的这个思路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在现代条件下，随着“视界和大炮射程”的以内和以外越来越不好区分，战略和战术的区分也相应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关于战略和战术的观念必须进化。在信息化条件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件下和远程攻击条件下，战术单位往往也同时是战略单位，它们都可能直接成为战争全局的决定因素。这时把战术和战略作为两个并列概念已没有太大实际意义，一切都要运用战略思维方法，一切行动方案都是战略方案，如果非要区分，宁可用大战略、小战略等等来表示。
例如，在最近的美伊战争中，军事评论家还在探讨何时美英联军能完成对巴格达的空间上的战略包围时，传统意义上的战术先头部队已经在战略上结束了战争。其实早在美英联军完成了信息控制、空中控制和导弹威势时，战略包围就已经完成了。伊军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突袭在瞬间就被打败就是战略包围早已经完成的一个证明。包围已经完全不等同于在空间上兵临城下。

与现代战略战术观念密切相关的是指挥体制的变革要求。信息化已经使战争要素的变化速度达到了不可想象的高度，从上至下金字塔式和核心式的战争指挥体制反应迟缓，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中将不堪一击，并且这种趋势将愈演愈烈。新的指挥体制应该能保证各个战争单位象离散数学中图结构的结点，或者象蛛网的各个结点。通过网络，全部信息瞬时共享，全部行动瞬时协调。


六、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为何会出现战略这一军事概念


我们都没有注意，战略这一军事概念不知何时相继出现在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好奇心促使我查阅了大量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专著和报刊文献，但了无头绪。后来翻阅美国的Philip Kotler等人的上世纪60年代的市场营销学文献时，发现里面频频出现了战略一词，只是未对该词做任何解释。但我们还是从Philip Kotler对企业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描述中找到了企业领域出现战略概念的原因。
Philip Kotler认为，大多数公司都在形势逼迫下一步步地从信奉生产观念先走向信奉产品观念，再走向信奉推销观念，最后走向信奉营销观念。
最初，消费者只关心能否买到产品和价格是否低廉，此时企业要考虑的因素只有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
后来，消费者也开始关心产品质量和产品功能，企业考虑的因素增加为技术、规模、效率；
再后来，消费者购买产品有了一定惰性，企业考虑的因素增加为市场推销、技术、规模、效率；
最后，消费者购买行为千变万化，简直没有一定之规，企业需要在诸如产品、技术、价格、销售渠道、促销甚至生态环境、资源、人口、政治经济关系等等因素中随时组合和变换。企业运营条件的复杂程度比战争环境有过之而无不及。片段性的知识和规律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了。人们不得不使用类似军事战略的那种看似混乱的思维方法面对现实。而象泰罗这样的片段思维的研究者们这时有点不知所措了。
以上几个阶段的过渡大约在20世纪中期大范围地完成了。在此之前，企业的经营管理还谈不上要用战略思维，因为影响企业利润目标实现的变数还没有足够多。基本上只要做到高效率的生产就能实现企业目标。后来变数逐步增多，市场，资本，技术水平，制度，甚至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都在共同作用于企业目标，并且它们之间也在相互发生作用，象战争那样的多变量共变的局面出现了，人们再也不可能把企业的成败归纳为一个或两个决定性因素。


Philip Kotler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不经意地使用了战略一词是这样说的：“每个公司必须从其现状向前看，制定一个长期战略，以适应本行业不断变化的各种条件。为了达到长期目标，它们应该制定一个活动计划。一个适用于所有企业的最好战略是不存在的。每个企业都必须根据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以及它的目标、机会和资源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战略”（《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七、为什么不深入探究人类思维方法就不可能抓住战略概念的核心


本书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花很多篇幅先从人类思维方法的探究论起的战略著作。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我已经深切感到，其实战略首先是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和已有的传统思维方法全然不同的思维方法。而我们几千年来却一直在用传统的思维方法去剖析、去肢解那被称作战略的新的思维方法，以至于战略仍被看作片段性的知识而不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
我更不愿看到的是，作为两种传统思维方法之一的抽象思维方法本来就是以抽象和归纳而见长，却很少有人用抽象思维方法去归纳出抽象思维方法本身的本质、规则、优势和不足；当然也很少有人用抽象思维方法去归纳出常被人们提及的两种传统思维方法之一的形象思维方法的本质、规则、优势和不足。不能准确认识抽象思维方法本身和形象思维方法本身，也就根本谈不上去发现和进一步认识和它们并驾齐驱的新的思维方法。

谈论思维方法和方法论的很多，但都止于比抽象思维方法和形象思维方法更浅的层次上，特别是，大多都是抽象思维方法的一些具体形式和特例，象形而上学，象辨证法，甚至象思维方法角度的相对论等等，很少有人再接着深究它们作为抽象思维方法的共同性和规则。

我们研究战略就从研究人类思维方法开始！


八、本讲小结


军事领域、企业管理领域、公共管理领域先后引入了战略概念。但就是这个已使用了几千年的战略概念迄今仍是模糊的和不准确的。并且这个基本概念的模糊并非无关紧要，它接着就带来了战略制定过程的模糊、动态界定战略要素的模糊、战略和战术划分的模糊等等。
军事领域、企业管理领域、公共管理领域先后引入战略概念有一个被人们严重忽视的共同背景：众多相关因素都在同时和快速地变化着，传统的有许多明设或暗含假设前提的片段演绎无法应对这种状况。
战略概念的不明确或不准确，根源在于缺乏关于人类思维方法的知识。从最基本的层次看，人类思维方法分为形象思维方法、抽象思维方法、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自然科学里叫非线性思维方法）。人们过去对思维方法的探讨主要局限于这三种方法的某些特例和具体形式，没有在更一般更普遍的层次上归纳出它们的基本规则、优势和局限性。正是由于我们对传统的形象思维方法和抽象思维方法缺乏一般性认识，才导致未能及时总结出现代条件下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而战略恰恰是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和非线性思维方法的一个典型应用。
遇到多变量共变这类战略问题时，人们常说单靠“理性”不够，还要结合“直觉”。他所谓的“理性”实质上是指抽象思维方法，他所谓的“直觉”实质上是指形象思维方法。现在看来，“理性”应该是指抽象思维方法和科学具象思维方法。那么我们处理多变量共变这类战略问题时，靠“理性”就够了，你很快会发现，形象思维方法是一种古老的更不可靠的思维方法。依靠直觉就是在赌博。
人类思维方法
多数人学习知识的重点都放在一些专门性知识上，如物理学、化学、机械维修技术、经济学、会计学、电工技术、厨艺等等，其实我们还真的有必要抽出一些时间学习一点关于知识的知识，思维方法就是“关于知识的知识”中最重要的内容，这能使你找到山外看山的感觉，能使你更清楚自己平时都是怎样思维的，自己的思维习惯有没有不妥之处？怎样才是正确的思维方法？怎样才能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如果你能经常关注这些问题，你的工作方式、你的生活态度乃至你的整个人生都会让你有更加得心应手和游刃有余的感觉。的确，我们不少的失误、困惑和矛盾都和我们的思维方法有关。
令人惊诧的是，和人类文明的进化相对照，创造文明的人类思维方法的进化竟然如此缓慢，迄今为止，能摆上人类思维方法祭坛的仍然只是形象思维方法和抽象思维方法，我们现在试图加上去的是一种叫科学具象思维的整体性思维方法！
有一门被称作思维发生学的学科，专门研究和描述人类思维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然，这门学科也是学派林立，建立的概念和研究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我们在书后列了长长的参考书目，对人类思维的起源和进化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这些文献中细细咀嚼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描述。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研究人类思维方法仅仅是这些专业学者的任务，任何一个想具有哪怕一丁点原创力的人都必须关注人类思维方法。迄今为止，每个人所掌握知识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靠记忆力获得的，读完这本书以后我们会更深切地体会到，由别人原创并用语言工具表达出来供我们记忆的知识，都只能是片段性的，都有许多明显的或暗含的假设前提。你不可能单凭记忆来的知识完成与现实世界的对照。知识的原创力是必须的，即便不是为了创造新知识而只是为了能把记忆来的知识用于现实世界，也必须试图了解知识的原始的创造过程。这种知识的原创力就根源于对人类思维方法的不断研习。
研究人类思维的各个学派能达成共识的是：人类在思维方面明显区别于和优于其它动物是从人类在“抽象”思维方面有了快速长进开始的。在此以前，依靠感官的感知和头脑中形象、图画的变换来认识世界的阶段，即原始的形象思维阶段，人类一点也没有明显的优势。
语言、抽象思维、大脑结构进化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开始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无法判断语言的出现、“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生、人类脑容量的加大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它们是相互促进共同进化的。

抽象是指在人脑中（而不是实际上）把事物的某一部分从原来有机联系的整体中孤立地单独地抽取出来（在第二章中还会有关于抽象思维的更严格的定义），形成一个一个的“概念”。它用人类发明的“概念”代表现实的事物，它用概念间的关系代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在此之前，人们只能用感官感知的事物的整体形象和图画来代表现实事物，并以此为基础预测将来和引导行动。

我们试着描述一下一个完整的最古老的“抽象”思维的过程。
人们看见马，不仅是马的整体的映象，还感知到马的头、马的皮毛、马的腿，当然，随着进步，还会感知到马的心脏、马的肝脏等等, 人们看见牛，不仅是牛的整体的映象，还感知到牛的头、牛的皮毛、牛的腿。再如，人们看见在池塘边饮水的一群动物，不仅是动物群的整体的映象，还感知到这群动物中的马、这群动物中的牛、这群动物中的羊等等。
这时，人们实际上已经是在用头脑对马、牛、动物群进行分析分解，这种分析、分解不是用刀、用斧，而是用头脑的记忆和感官的关注。不仅关注马、牛、动物群的整体形象，还开始关注它们的各个部分。“分析”是人们尝试抽象思维的第一步或第一种工具。

分析是指用思维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分别加以考察从而便于形成各个概念的方法。

人们首先“分析”了一个牛，感知到并且记住了这个牛的牛头、牛皮、牛腿的样子；他又分析了第２个牛，感知到并且记住了这２个牛的牛头、牛皮、牛腿的样子，他又分析了第３个牛，第４个牛……；照此，他又分析了马、虎、人……，至此，他头脑中还没有任何“概念”，有的只是各种整体图画和各种被“分析”的各部位的图画。接着他比较了各个牛头、马头、人头、虎头，他找出并记忆住了它们的共同点、共同特征，或者说他“归纳”出了头的样子和特征，他用一种声音和符号的语言来代表“归纳”出的头的样子，就形成了“头”的概念。照这样他也归纳出了“腰”的概念、“腿”的概念……。

归纳是指思维找出多个特殊性的具体事物的共同性的方法。
在他有了头、腰、腿等概念以后，他知道这些概念“综合”在一起应该具有动物的大体的样子。他用头的概念激起牛头的图画，他用腰的概念激起牛腰的图画，他用腿的概念激起牛腿的图画，“综合”在一起形成了“牛”的概念；随后，“马”、“人”、“虎”等概念也相继形成。

综合是指思维把事物的各个部分用形成的各个概念分别代表，合在一起形成原来的整体事物的概念的思维过程。

有了头的概念，有了牛的概念，他很容易由这两个已形成的概念出发“演绎”出“牛头”的新概念，随后，“马头”、“人腿”、“虎腰”等概念也相继形成。

演绎是指思维从一般性的概念返回到具体的个别性的概念方法。

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是四种我们现代人仍旧在用的思维方法，尽管复杂程度和精细程度不同。这四种方法交织在一起，人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抽象过程，才能开创出用概念代表事物和用概念间的关系代表事物间的联系这样一种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抽象思维方法。在本书第二章抽象思维方法的规则中将较详细地介绍这些概念和规则。

我们相信有些动物可能也有这样的思维过程，但只有人类的这种思维过程伴随着声音和符号的语言的产生。有了“头”、“皮”、“腿”“牛”的语言符号，他上面的思维过程就非常便利，以后按照这样的过程，又产生了“马”、“羊”、“鹿”等概念，也产生了“肚子”、“眼睛”、“嘴”等概念，更丰富的语言符号和更复杂的抽象思维就这样相伴而生又相互促进，使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这时人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抽象思维的规则和规律。
现在我们对抽象思维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抽象思维是指人们应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方法来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变化规律的一种思维方法。

正如前面提到的，有些动物可能也具有某种初级的抽象思维能力，例如它们具备将猎物分为易捕的、难捕的、无法捕捉的这样一些“分类”的能力，但由于没有伴随着产生象人类语言那样有效的声音和符号的语言等等原因，它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在进化到萌芽状态时就停止不前了。动物看见火焰也会躲避，嗅到浓烟也会警觉，但对于“火灾”这个语言词汇，它们却毫无反应。而人类不用感到高温的烧灼、不用看见熊熊的火光，不用嗅到刺鼻的焦味，不用听见噼啪的爆裂声，只要听到“火灾”这个词，就会按照这个词在脑中留下的各种抽象结果而行动起来。
不少现代人对古人的形成抽象思维能力的缓慢、艰难和笨拙可能会不屑一顾，其实，我们现在的抽象思维在最核心最本质的地方几乎和我们的先人的抽象思维毫无二致。并且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不在少数的现代人所掌握的各种知识、概念、规则只是“记忆”的结果，只是记住了一代又一代先人抽象思维的结晶，他本身并不具备多少抽象思维的原创能力。常说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描述的这种状况。不要说很高的抽象思维水平，不少人在决策和行动前甚至都想不到要调用一下自己那已经钝化的抽象思维能力，“常识”和“习惯”是他们决策的主要习惯，殊不知“常识”和“习惯”往往是先人们对当时的现象的抽象思维的结果，面对新的现象和条件，这些抽象出来的“常识”的语言符号已有不少需要变更的地方，不经常训练自己的抽象思维的原创能力，变更就无从谈起，甚至都想不到还要变更。看完了以后的几章，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许多不如人意的结果都源于此！
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往往陷于钝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还有另一种更接近天然的思维方法——形象思维方法或称具象思维方法。就形象思维（具象思维）的能力而言，人类没有比有些动物显出太多的优势。

形象思维也被称作具象思维，是指依靠脑中不断转换的具体事物的整体形象或映象来观察事物和引导行动。

这些脑中的具体事物的整体形象，有些是即时和现实的感官的摄入，有些是过去摄入的留在脑中的记忆。记忆的形象的全部或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模糊和交叉错位，这是形象思维（具象思维）有时会出现凭空想象的基础原因。
形象只有在脑中不断转换才会引起行动。看见老虎时，脑中可能立刻闪出另一副被撕咬的形象，这时就引起立刻逃跑的行动；如果手中有枪，又可能闪出老虎被打死的形象。这时就可能引起开枪的行动。
２０万年前的人类，脑容量大约在８００-１２００毫升之间，那时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各种靠具体事物的形象在脑中的变换来完成的形象思维（具象思维）。例如，古人打制石器时，最初将石头砸成某种尖锐形状并不是因为他知道石斧的构造，而是他以前某一次偶然用过的非常好使的石头在他脑中留下的完整样子使他这样做，他力图将石头砸成那个样子。
可以确定的是形象思维（具象思维）的产生要早于抽象思维。这种思维方法似乎更接近天然，更接近人的本能，人们用这种思维方法趋利避害好象不用费力。当然要把形象思维的过程表现出来传达给别人就绝非轻而易举了。
这种古老的思维方法至今还在被人们“有意地”使用着和“无意地” 使用着。绘画艺术、哑剧、舞蹈、无声电影等等是人们“有意地”使用这种思维方法的例子；看见一个人穿着入时就以为他富有，看见一个人慈眉善目就认为他不会干坏事等等是人们在“无意地” 使用这种思维方法的例子。如上面所说，天然性是形象思维的一大特征，任何人每天都在毫不费力地进行着形象思维（至于说艺术家的崇高工作是想竭尽全力把脑子里的这种思维过程外在地表现出来，传达给别人，这的确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形象思维和表达形象思维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人们的决策、人们的行为由着形象思维来指引，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就真的离天下大乱不远了！形象思维起码有三个明显的局限性：
一是它不易表达，这就为集体的协调一致的行为带来阻碍，别人不知道你的形象思维的过程和结果，你也无从得知别人的形象思维的过程和结果。现代艺术家们殚精竭虑调动各种“艺术语言”，所能表达的也只是有限的和简单的信息；
二是它常常失真和不准确，包括记忆的失真和感知的不准确，这往往会导致行为的脱离实际和怪诞，我们有限的感知能力面对快速变化和运动的事物，经常不能提供准确的形象和图画，再加之头脑记忆的以往的形象和图画越来越模糊，可以想象形象思维靠比较图画变换做出判断会多么地偏离现实；
三是它无法考察感官不能直接触及的现象，极小的微观世界，极大的宇宙空间，，另外事物不仅有有形的事物，还有无形的事物，一切客观存在都是事物，例如国家、磁场等等。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许多只能用“思维”来考察的事物。
我们把思维分为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具象思维）本身就是一种“抽象”，是为了便于人们区分和认识自己不同的思维特征。在现实中，这两种思维方法从没有截然分开过。形象思维（具象思维）往往是在一些“分类”的概念基础上进行的，而抽象思维中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又往往是和具体形象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就连物理、化学这类典型的抽象思维的学科中经常不得不借助图形、图象来说明复杂的演绎过程；再如，运用形象思维方法最典型的绘画艺术，一些抽象派的作品如果没有抽象演绎的帮助，我们就除了色彩什么也看不出来。甚至还有这样极端的情况：一位画家呈现给大家的一幅牛吃草的绘画居然是一张白纸，他的“抽象演绎”是：牛吃完草就走了，所以没有牛，而草被牛吃完后也没了，所以剩下的是一张白纸。
但是，尽管两种思维方法常常融合在一起，我们还是无法抹杀它们各自的特征，一个擅长抽象思维的人和一个擅长表达自己形象思维过程的人，我们还是立刻可以从他们的数量概念、时空概念和语言特征等方面将他们区分开来。
先看数量概念。原始人的抽象的数量概念极为贫乏，他们不能象现代人那样自由地运用抽象的数字来表达数目的多少，在计数时总是不脱离具体事物。爱斯基摩人要是家里来了四个人，他不会象我们这样说四个人，而只会说：“来了老人、妇女、歪眼的男人、带枪的人”等等，他们用具体的事物来代替抽象的数字，还不能将数字从具体事物中抽出来（运用抽象思维）。另外，在相当多的原始语言中（多数我们至今仍在沿用），数字常常和手指头联系在一起。比如大家很熟悉的罗马数字，Ⅰ的原意是指一个手指头，Ⅱ的原意是指两个手指头，Ⅴ的原意是指一只手，Ⅹ的原意是指两只交叉的手。只是到了后来，Ⅰ、Ⅱ、Ⅴ才不再和手指头联系在一起，而抽象地代表一、二、五、十等数字（在张浩的《思维发生学》、列维的《野性的思维》、佛罗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中有许多这样有趣的例子）。
我们的先人不但把数字从具体事物中分析和归纳出来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反过来，如果他了解了几个简单的抽象数字（如“一”等），他把抽象数字综合和演绎到具体事物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很差。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人员曾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傈傈人曾以一头牛从怒族人手中换回一块地，而那块地大得足够全村人耕种和收获，这是因为“一”和“一”都是一样的，就使他们产生了一头牛和一块地也是一样的错觉。
即使到现代，表达形象思维的文学语言也不提倡多用抽象数字。作文课上把“一首诗背了三遍”这个事实描述出来，如果一个学生很简单地写“背了三遍”，而另一个学生写成“背了一遍、一遍、又一遍”，那么能从文学老师那里拿到高分的肯定是后一个学生；听见88声枪响，文学语言主张写成听见一阵密集的枪声；火车时速120公里，文学语言主张写成风驰电掣般前行；美丽的姑娘看了小伙子三眼，文学语言主张写成“美丽姑娘羞涩地看了小伙一眼”。
再看时空概念。早先人们没有抽象的时空概念，谈时间空间都要联系到具体事物。有一句话现在被人们当作戏谑用语：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这句话实际上是祖先们比较年龄的正规用语，那时真的没有40岁、60岁这样的概念。直到50年代初期，在云南怒族地区，询问一些老人哪年生的，他往往回答说：“我是茶花开花时生的”等等。傈傈族老人回答自己的岁数时都说：“象门前那棵树一样大”，因为他们的习俗是生孩子时就在门前种一棵树，如果外来人不知情想砍掉或毁掉这样的树，他们会给你拼命，不要以为这仅仅是迷信（树代表他们生命），主要因为你使他无法再告诉别人自己的年龄了！
现在的文学语言还鼓励这种时空概念具体化的倾向：时间如流水，时间如白驹过隙、寿比南山、弱冠之年、花甲之年等等。
有些部落没有东南西北的空间概念，但他们对空间有自己的理解和惊人的记忆力，他们只要过一次不管多么广袤阴深的森林，以后随时都能穿行过去而不会迷路。
又如，你听说一个人游英国、法国、德国……游遍了西欧，你脑中的第一感觉可能是他走了那么遥远的路。但紧接着抽象思维可能又会告诉你，原来他走的实际距离未必有中国的一个省那么远。
最后看语言特征。抽象思维的语言追求简单化和精确化，形象思维的语言则讲究具体化。例如：有些民族的语言中没有“受伤”的概念，但有“小刀割伤”或“牙齿咬伤”的概念，没有“战斗：的概念，但有矛战、箭战、拳战、舌战的概念。再看名词，我国古代汉语经常使用很具体化的名词，2岁的牛称为“牛市”，慢慢走的牛叫“牛岁”，3岁的牛叫“牛参”，白色的牛叫“牛崔”，生口舌病的牛叫“牛今”等等。《诗经》中有一首诗，其中马的名称达16个之多。欧洲北部的萨阿米人有41个词代表不同样的雪，却没有“雪”这个抽象名词。
我们知道形容词比较抽象，红、高、热、凶等等都用来表达事物某一方面的属性。表达这些抽象属性，比如“凶”，要写成豺狼般凶狠，如果再能具体些写如何咬牙切齿，如何横眉立肉就更具有“文学性”。学生学作文，必须会一种叫比喻的修辞手法，否则一定不会得高分，姑娘美，要写成美如水；小伙壮，要写成壮如山。
前面已经说了，我们实际的思维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交织混合在一起。两种思维经常相互干扰。古人的形象思维比我们强，因为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抽象概念来干扰他的形象思维。好多搞形象思维的画家们就喜欢学古人：头发长长的，胡子乱乱的，衣服破破的，住的远远的，说话怪怪的，我们应该理解他们，这是形象思维的职业所要求的，因为这样可能有助于排除抽象思维的干扰。如果看见黄色的就想那可能是8两黄金；看见漂亮姑娘就想她可能18岁了，估计还没有男朋友，这些抽象概念，就把形象思维打断了。人们很早就发现酒也有排除抽象思维的干扰的作用，文学艺术家们借助酒能留下不朽杰作，李白斗酒诗百篇；普通人借助酒也能暂时挣脱抽象的条条框框，酒后吐真言。当艺术家说我们俗时，那实际上是说我们脑中不断出现的抽象概念，使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进行形象思维。
反过来，形象思维也经常干扰我们的正常的抽象思维。
企业家思考是否投资建一个工厂，本应扎扎实实进行一个完整的抽象思维的论证，有利因素是什么？不利因素是什么？已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尚未具备的条件是什么？等等，但脑中突然闪现的一个产品供不应求的热闹情景，就可能打断他的抽象思维过程，使抽象思维产生漏洞，未经过严密抽象思维的论证就匆忙做出了投资的决策。
一个人要不要跳槽，应该是经过抽象思维论证后才能做出的决策，但是某一天上司的一句不经意的玩笑使他脑中闪现一幅自己被羞辱的画面，接着又闪现出一幅自己跳槽后上司手忙脚乱的图画，于是决策就做出了。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象这样的抽象思维被干扰的情况简直不胜枚举！我们所犯的数不清的大小错误，如果探究一下根源，就是因为思维方法的问题。错误有时是因为不会抽象思维，更多情况下，错误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进行一个完整的抽象思维。
我们通常认为人类高于其它生命体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因为形象思维的最重要的生理基础是感官的感知能力，而人类感官的感知能力一点也不比许多其它生命体的感知能力强。例如，我们的嗅觉不如狗，我们的视觉不如鹰，我们的听觉不如蝙蝠，我们的奔跑不如虎豹……。但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弥补了这些缺陷，我们嗅不到空气中日益增多的二氧化碳，但理性和测试告诉我们温室效应的灾难正在临近。
最大的问题是，严密的抽象思维并不是每个人天然具备的能力，如果没有后天的有意识地训练，多数人更习惯于象猫狗一样靠感官和形象思维来判断事物。
感官觉察不出渐变，我们感觉不到企业、城市、人生的无数的日常错误决策，只有当企业要破产了，城市落后了，人生失败了，感官才能通过尖锐对比看出错误、看出糟糕的结局。我们就象实验室的青蛙一样，掉进一锅开水会立刻跳出来，但放在微温的水中在慢慢烧热，就会呆在那里直到有人把它救出来。渐变往往蒙骗了人的感觉，使头脑中“危险感”的图画变得模糊，而尖锐的对比则使人保持警惕。问题是如果人们只靠感官或形象思维来判断事物，而不是靠能极大地弥补感官能力不足的抽象思维来判断事物，灾难性后果还不能立刻形成某种尖锐的对比。等到这种“尖锐的对比”形成时，恐怕许多“灾难性后果”已无可挽回了！
抽象思维方法的规则是什么？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述。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完全补上抽象思维方法这一课时，一种更科学更全面的思维方法已经露出端倪，在自然科学中，我们把这种方法叫非线性思维方法，在社会人文科学中我们把这种方法叫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请注意，我们以前多次注明，形象思维方法也叫具象思维方法，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具象思维前加了科学二字，而“科学”一向被视为抽象思维方法的结晶，这种又抽象又具象的思维方法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方法，不是单有“人脑”就能实现的，它借助了人脑的发明物——电脑。我在后面会介绍，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是抽象思维方法进行到一定程度后由于某种局限性而无法继续推进时，由直接观察法来完成后一部分思维的方法，它还是要以抽象思维方法为基础的。
战略思维方法是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组织的决策领域的具体应用，就如同混合社会理论是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应用一样。在随后几章的学习中，应该重点掌握：抽象思维方法的规则、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概念、战略思维方法的概念、程序和技术，企业、政府以及各种组织的管理人员万万不可忽视最后一章战略思维型组织的研讨。

抽象思维方法
一、抽象思维应该准确和严密
前面已提到过，人的现实的思维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交织在一起的混杂状况，由于形象思维的干扰，如果你不去有意识地和刻意地追求一个相对完整的抽象思维过程，你的思维就必然是断断续续和凌乱的，你的决策或判断就只能是盲目的和没有依据的，你的行为带来不利结果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在过去，人类行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允许试错的空间很大，而在现代社会，人类行为改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作用力已非常巨大，有些错误行为导致的有害结果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盲目的决策或判断所引导的行为，其危害性可能比不行为还要大。
中国海尔公司的张瑞敏先生说：现在不是比谁做得快，甚至也不是比谁做得好，关键是看谁做得对。
因此，不管你过去是多么地近乎本能的习惯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互干扰的混合状态，你现在在一些相对重要得问题上必须强迫自己进行一个完整的抽象思维过程。这种要求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迫切。通过第四讲的学习你将了解，抽象思维本身已不是尽善尽美的思维方法，它和现实的本来面目已存在距离，在社会科学领域比比皆是的逻辑混乱的做法，更让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远离了科学范畴。
研究客体的能动性和社会性导致的复杂加大了社会科学的抽象思维的困难，但社会科学的抽象思维的低水平主要还是因为人们忘了严密的抽象思维都有哪些要求。
怎样做才是一个完整和准确的抽象思维过程？在即将详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和读者可能会达成一个共识，正确的和具有实用性的答案应该是简洁和清晰的，否则它不但不能成为我们进行思维的利器，反而会成为我们思维的包袱。如果它有过多的新概念或新概念之间的关系混乱不堪，那它顶多只是供“饱学之士”把玩的精神玩具。读者可以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这本书和其它所有企图为人在思维方法上指点迷津的论著是否可读。
面对你要论述的问题，面对你要判断的事物，面对你要决策的内容，完整的抽象思维过程要求你在两个方面下足功夫：一是准确界定概念，准确界定概念的内涵、外延和数量属性；二是准确判断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准确判断概念之间的演绎关系和数量属性关系。
人们思维和认识的目的就是把握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把握一些事物的变化和另一些事物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是以此为基础人们才能预测将来的变化和引导自己的行为。
从第二讲我们就知道，形象思维方法由于它的三个明显的局限性，不可能为人类达成认识世界的目的做多大贡献。
抽象思维是用概念来代表现实的事物，而不是象形象思维那样用感知的图画来代表现实的事物；抽象思维是用概念间的关系来代表现实的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象形象思维那样用图画的变换来代表现实的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为人类超越自己的感官去认清或者更加宏观或者更加微观或者更加快速变化的世界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抽象思维的准确性，即不能准确界定概念和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这种可能性就无法变成现实性。因此，准确地形成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系是抽象思维方法的最基本的规则。
二、抽象思维的定义和种类
通过第二讲我们已经对抽象思维有了初步认识。现在我们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定义抽象思维和划分抽象思维的种类。估计大部分读者对下面的定义或分类的深刻理解要等到阅读完本讲的概念形成的过程等内容以后才能完成。
人们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方法来形成概念并确定概念与概念之间演绎的关系、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有些概念有较精确的数量属性，有些概念有较模糊的数量属性。这样的一套通过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来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变化规律的思维方法就是抽象思维方法。
与抽象思维的定义密切相关的是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定义。
分析是指用思维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分别加以考察从而便于形成各个概念或便于确定概念间的关系的方法。
归纳是指思维找出多个特殊性的具体事物的共同性的方法。
综合是指思维把事物的各个部分用形成的各个概念分别代表，形成原来的整体事物的概念或确定这些各个部分的概念的关系的思维过程。
演绎是指思维从事物的一般性返回到事物的具体的个别性的方法。
抽象思维方法本身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也在不断演化。从大类看，抽象思维方法分为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和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抽象思维的这两种具体形式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对立的和没有共同基础的。实际上，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是建立在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之上的，在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方法来形成概念并确定概念与概念之间演绎的关系、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这些内容上，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和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完全一样；只是面对发展和变化着的世界，为了提高思维的精确度从而减少思维对现实的偏差，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才增加了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的考察。可以说，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是对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的补充和提高。

三、概念形成的过程和概念的种类

概念是用语言表达的通过描述一些事物的特有属性来代表某事物的思维现象

我们探讨抽象思维的规则是从探讨概念的最原始的形成过程开始的。因为我们发现在人类积累起来的海量知识中，最原始、最简单的思想经常是后来的许多知识的核心和根源。在我们掌握的庞杂知识中大部分是靠记忆力获得的，但记忆和记忆获得的知识无法完成对照变幻无穷的现实事物间的联系来理清复杂的概念间的关系的任务。这时需要的是思维的原创力，即追溯知识是如何形成的思维能力。
如果我们承认知识是一代又一代继承和延续的结果，那么你对知识的追溯越久远、越接近根源，你的思维原创力面临的挑战就越大，并且你能完成其再创造过程的知识群就越庞大，从而你准确掌握抽象思维规则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本书中经常使用追溯原始过程的办法，这是最枯燥的部分，用词上钻牛角尖，描述的细微有时都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我恳请专业读者在这些地方要不厌其烦，因为真正能感悟这个具体过程比理解那些大定理要难得多，也重要得多！因为定理往往就是这样被发现的。社会科学的追溯原始过程的办法有点象物理学、化学中的人为创造一个实验环境。时间和历史为我们剔除了许多掩盖在重要规律上的表象因素，历史上曾有过的真实环境就如同现在的极端复杂的真实环境的一个被简化的实验环境。

形成概念是用思维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结果。那么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是怎样形成概念的呢？也就是说人们是怎样进行抽象思维的呢？这里已经到了人类知识体系的最基点，不再有完全成型的规则、定理可借用，聊胜于无的做法是再一次把这个过程做一个假说性的描述，看一看原始人最初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
分析就是用思维把事物分开、分解开、剖开。把人分解为头、腰、腿……和把一群动物动物分解为人、牛、马……，从用思维进行分析、分解的角度看，这两种分解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从对整体事物的关注转向对整体事物的各个部分的关注。我们这里所讲的事物是指一种客观存在，有有形的事物，也有无形的事物。
我们先假设人们这时还没有任何抽象概念，看一看人们最初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
人、牛、马等这些具体的事物人们见多了以后，他开始注意这些形象的细微之处，他开始观察他的头部、腰部、腿部……，这时他已开始用思维把一个个具体的人、牛、马进行分解了。他比较了一个又一个的头部，他看到了不同（人头的样子、马头的样子、牛头的样子），他也看到了共同之处。共同也好，不同也罢，都只是他看到的形象和形象的记忆，我们再一次提醒读者，这时他还没有任何语言和概念。
最后，他忽略了那些不同和差别，用一个符号或声音来代表这种象头的东西，于是他完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归纳过程，形成了头的概念。这是人类第一次在自己的头脑以外表达和传达感知到的具体形象的集合。要知道，头的概念和每一个具体的头的形象都有距离、有区别。用一个和每一个具体的头的形象都不完全一样的符号或声音代表所有的头，这种思维进化和画个月亮代表月亮、画个太阳代表太阳的思维进化不可同日而语，后者主要是模仿。
按同样的过程，他也分别形成了腰、腿……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人们直接从许多感觉到具体形象中通过分析和归纳得来的。
我们现在用丰富的概念轻而易举地描述的这个过程，那些没有任何概念的先人们可能要花成千上万年。但想一想你现在看到的最聪明的动物至今也无法完成这个过程，就不得不承认最初的几个简单概念的产生是人类伟大的飞跃。
接着他知道某种样子的头、某种样子的腰……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的样子，他用一种声音或符号来代表这种“人”的样子，就形成了人的概念，这就是通过综合而形成的概念。他借助了头的概念和他观察到的人头的样子（注意，这时他还没有人头的概念，只是脑中有人头的样子和头的概念），他借助了腰的概念和他观察到的人腰的样子……最终形成了人的概念，这是综合了一些概念而形成的新概念。在此之前，他可能早就感知到了人的整体形象并有了人的整体形象的记忆，甚至可能已有了人的某种象形符号，但在完成综合过程之前他没有人的概念。综合在这里被假定为几个概念简单地加在一起、合在一起、拼在一起。
同样，他通过综合形成了牛的概念、马的概念、虎的概念。他甚至可以通过综合形成各种鬼怪的概念，例如，他借助腰的概念和他观察到的人腰的样子，他借助头的概念和他观察到的牛头的样子，把它们合在一起、拼在一起就形成了牛头人腰的怪物概念。
只有产生了足够多的概念以后，才可能用综合来形成新的概念。
至此，他已经有了人的概念，已经有了头的概念，他就用一种符号来代替“人头一样”的头，就有了人头的概念。这是将几个概念演绎而形成的新概念，可能是从头演绎到人头，也可能是从人演绎到人头。人头的概念一定是在人的概念之后或头的概念之后形成的。演绎是一种特殊的综合，例如它是将“头”这个一般性概念和关于“人头一样”的头的一些特征性概念加在一起、合在一起而形成人头的概念。演绎是一般性概念和特征性概念的综合。
最早的概念应该是归纳而成的，因为只有归纳才能直接从感知表象形成概念。当然，归纳也可以从已形成的概念出发来形成概念。综合和演绎只能从已形成的概念出发来形成概念。
严格地从具有重大思维进化意义的角度讲，完全模拟月亮的符号、完全模拟太阳的符号等还不是概念。那只是对形象的简单模仿。我倾向于认为概念和语言是有区别的。虽然包括肢体语言、呼叫语言在内的所有语言的产生都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概念产生过程的特征，我还是愿意把那些代表多个事物的共同性的语言符号称作概念。概念产生于多个事物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中任何一个事物。

最早的概念应该是从人、牛、……这些能观察到的具体事物通过分析和归纳而形成的。而不是从动物这类抽象事物分析、归纳形成的。他观察一群动物，可以看见人、牛、马的区别，那只是形象的区别，还不是概念的区别。这时人的整体形象和其它动物的整体形象的区别还不足以形成人的概念。因此我愿意假设人的概念形成于头的概念、腰的概念等等之后。如果没有理由假设分析、归纳、综合、演绎不是人类同时具备的思维能力（归纳完事物的某部分的概念后，紧接着就该综合成整体事物的概念），再考虑到从人、牛、马这些概念综合成“动物”这样的抽象概念可能是更靠后的事情，假设人的概念形成于头的概念、腰的概念等等之后比较合情理，尽管人的象形语言符号有可能早于头的象形语言符号。
人类早期的概念都要在很大程度上结合感知表象才能形成，抽象思维越进化就会越多地结合已形成的概念来形成新概念，抽象思维越进化形成新概念时就会越减少对感知表象的依赖。对最早的那些完全从感知表象分析、归纳而成的概念，我们真的很难将它们与早期形成的语言做明确的区分，两者都是感知表象的代表符号，都是很难对其做再表达和再定义的思维现象，我们只能用假设来区分它们，并且这种假设的区别只存在于古人的脑中，没有表现形式，这种区别在现实中可能只是归纳的程度的不同。我们做这种假设的唯一目的是表明抽象思维意义上的概念的产生有一定的先后顺序，这个先后顺序由这些概念和原始形象思维接近的程度决定，这个先后顺序有可能与相应的语言符号出现的先后顺序不同。因此这个假设只在这里有效，它是我们创造“实验室环境”的需要。正是在这个“实验室环境”里，我们描述了分析、归纳、综合、演绎这些抽象思维的具体过程。我假定这个描述的过程在人类所处的现实环境里也是正确的，只要无法证伪。
从概念形成过程的角度看概念有三种：归纳而成的概念、综合而成的概念、演绎而成的概念。
关于抽象思维的这个具体过程的描述实际上表达了抽象思维的最核心的规则，以后的其它规则都是在这个核心规则基础上的演绎。这个具体过程的描述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难的部分。应该是专业读者的重点。
没有形成概念就表明以前的抽象思维一无所获，也表明以后无法接着进行抽象思维。
上面对概念形成的描述是一种假说，下面是另一种方式的假说性描述。
以“人”的概念为例。你假设自己是一个还没有“人”的概念的原始人，这时你对人的了解完全是一种感官印象的记忆。你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了张三、李四、王五……的样子，你一次又一次地听见了张三、李四、王五……发出的声音，一开始你只注意到他们的整体的样子，时间长了你可能开始观察细微之处（注意，这时可能已开始用思维把张三、李四、王五……剖开、分开或叫分析）；张三有两只树棍一样的腿，李四有两只树棍一样的腿，王五也有……，你这时可能归纳出了“腿”的概念，并用一种发音或符号代表它；张三有一只圆圆的头，李四有一只圆圆的头，王五也有……，你这时可能归纳出了“头”的概念，并用一种发音或符号代表它；依此类推，你逐渐有了“腿”、“头”、“胳膊”、“腰”、“手”的概念（归纳）。
第一次让你的抽象思维感到混乱的是一只又一只的老虎也有象“头”的部位，也有象“腿” 的部位，也有象“胳膊” 的部位……，虽然象，但又和你已有的“头”、“腰”、“腿”等概念不完全一样，它的“胳膊”在地上爬，它的“腰”是横着的。你摆脱模糊困境的办法是把有以前的“头”、“腰”、“胳膊”的样子的整体的东西都叫“人”（综合），有后一种样子的都叫“虎”，于是“人”、“虎”、“牛”等概念又产生了。
第二次让你的抽象思维感到混乱的是有一些叫“人”的和另一些叫“人”的也不完全一样，有一些有大大的乳房，另一些则没有……，久而久之，你可能有“男人”的概念和“女人”的概念，并且你知道男人也是人，女人也是人，人分为男人和女人（演绎）。以后你逐渐有了许许多多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形成都在潜意识中经过了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四个过程。思维上把种种具体事物“分析”开，找出种种事物的共同的部分能形成概念（归纳）。思维上把分开的部分用概念代表后再“综合”成一个一个具体的整体，也可以形成概念（综合和演绎）。即使到了现代，不管概念已经是多么地纷繁复杂，它也是分析后归纳出来的或者综合、演绎出来的。当概念足够多时，新概念可以是经过多次对这些概念的分析、归纳、综合、演绎的过程而形成。

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的现象，它一开始就和语言中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不依附于语言的赤裸裸的概念在各类科学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概念又不等同于语言，语言在不同的组合中所表达的概念就大相径庭。例如，“白”，可以表示“雪”的颜色，在“明白”和“真相大白”中就表示“清楚”；在“白吃”、“白看”中就表示“无代价的”；在“白区”、“白军”中就表示“反动的”；在“写白字”和“念白字”中就表示“错误的”；在“一穷二白”中表示“没有文化”等。
语言是有歧义的，一个词汇的多种含义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我们用语言表达概念也有可能是不精确的。这种不精确是严格的抽象思维要尽力克服的。为克服不精确性，抽象思维创造了几个功不可没的概念：

第一个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就是概念对事物的特有属性的反映。概念的外延就是具体的、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那些事物。比如“商品”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个概念的外延是市场上的汽车、房子、食品、电视……等等。要明确概念就要明确它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要明确这个概念反映的是事物的哪些特有属性和它指的是哪些事物。没有外延的概念就是虚假概念，如“鬼”、“神”、“上帝”等等。

第二个概念是“定义”。概念要明确就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怎样才能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呢？定义是明确概念的内涵的方法。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许多概念都是模模糊糊和似是而非的，严格的抽象思维要求你首先要审查这些概念有没有准确的定义，如果一个人概念模糊或者概念的运用前后不一致，你是和他谈不清任何问题的。数不清的思维错误其实在这个阶段就已经产生了。
任何定义都是由“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这样三部分组成（参见《形式逻辑原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做定义一般有四个简单规则：
一是“是”的前后两部分的外延必须完全一样。例如定义哺乳动物，说哺乳动物是有肺的脊椎动物，两部分的外延就不一样，后面还包括了小鸟等非哺乳动物。
二是不能循环定义，如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科学，就不对。“是”的后面部分包括了前面的部分，你本来是想用后面来明确前面，如果后面包含了前面，定义仍是不明确的。你必须用一些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再定义的概念去说明你要定义的概念。有些定义你一眼就能看出它犯的这种错误，如上面的生物学的例子；有些定义则要绕一圈你才能看出它是在犯同样的错误，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猛一看这个定义好象也没什么毛病，但仔细一琢磨就有疑问，什么是有理性的动物呢？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神经活动，把后一句话带到前一句中就成了：人是有人的……活动的动物，“是”的后面的部分还是间接地包含了“是”的前面的部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句话不错，但它不能作为人的定义。
三是“是”的后面不能包含含混不清的概念，也不能用比喻。做老年人的定义时，就不能说老年人是夕阳。我有一次和一位据说是《第五项修炼》译者的真传弟子，讨论什么是学习型组织，他说学习型组织可不是说组织里的人都好学了组织就成了学习型组织，我就问那么什么才是学习型组织呢？他就跟我急了，说你不修炼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学习型组织呢？后来我翻阅了《第五项修炼》，通篇还真找不到学习型组织的确切定义，我也就不怪他了；看来学习型组织要定义为须经过修炼才能得来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模糊概念、模糊定义。常有些人以社会科学本来就不精确为借口，凭空创造许多不着边际的模糊概念，又要你下功夫去修炼，千万不要听这套。
四是“是”的后面不能是“是”的前后的并列概念、反概念，这项规则实际上是规则三的一种特例。因为这样的话“是”的后面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这项规则也可以说是规则二的一种特例，因为你要接着问“是”的后面又是什么，他只能又拿“是”的前面来解释“是”的后面。例如，不能将偶数定义为非奇数，也不能将奇数定义为非偶数。不能将好人定义为非坏人，也不能将坏人定义为非好人。不能将无机物定义为非有机物，但可以将无机物定义为不含碳的化合物，因为碳和无机物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并列概念。

第三个概念是划分。“分析”的最初字面意义就是划分、分开、分解。现在有些人常将“分析”理解为整个抽象思维过程，为避免混乱，我们就用划分来代表“分析”的原始意义。我们前面说过，概念就是人们用思维将一个一个完整的事物分开、剖开，再将多个具有相同性的“某部分”进行归纳而形成的，或者是将分开的部分用概念（已形成的）代替后再“综合”成完整事物而形成的。显然，概念的正确与否、准确与否和这种“划分”是密切相关的。怎样划分，按什么标准划分才能更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概念呢？（分析或划分是为了归纳和综合）
首先是你将对哪些完整事物进行划分呢？是一群像牛一样的动物？还是一群像人一样的动物？确定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确定了我们已经定义过的概念的外延。一个概念的形成总是先从概念的外延的确定开始的，只不过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有些情况下形象思维和记忆默默地替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定义是为了确定概念的内涵，划分（分析）事物是为了确定概念的外延。划分可以是对一个具体事物的划分或分解，也可以是对一些已形成的概念的划分或分解，前者是为了归纳，后者是为了演绎。
为了做到划分得正确和准确，有四个规则不可忽视。
规则1，每次划分后的各个部分应当互不相容，互不交叉，不能出现有些事物既属于这个部分又属于另一个部分。例如，划分或分析一头牛，头、腰、腿等就是互不相容和互不交叉的。如果你按以下的方法进行划分就不对了：你把头和腰看做一个部分，起个名字比如叫“跑”，你又把腰和腿看做一个部分，起个名字比如叫“走”，这样的划分就为以后的归纳、综合、演绎带来了障碍，使抽象思维无法进行下去。“跑”和“走”综合起来后就形成了两个腰的某种动物，这种划分方法只能用于神话或鬼怪传说的思维中。再如对某个已形成的概念的划分：你把小学生和中学生划成了一个部分，起个名字比如叫“红学生”，你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划为为另一部分，起个名字比如叫“蓝学生”，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合在一起叫“黄学生”，把除此以外的其它学生叫“绿学生”，把他们综合在一起就不是我们已确定的“学生”的概念，因为“红学生”和“蓝学生”交叉了。
规则2，划分后的各个部分的总和和应当等于被划分的事物或概念的全部外延。如果你违反了规则1，你就根本无法无法满足规则2的要求。但是你仅仅满足了规则1还不够，你还要满足不能多划，也不能少划的要求。例如上面说的牛，你要是把骑在牛身上的猴子划进去，你就是多划了，各个部分的外延之和就会大于牛的外延；如果你把牛腿忘了算进去，你就是少划了，各个部分的外延之和就会小于牛的外延。再如上面的对概念学生的划分，你把幼儿园小朋友也算进去就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学生的概念，你把中专生遗漏了，你也得不到我们通常理解的学生概念。
规则3，每一次划分标准应该统一和一贯。对已形成的概念进行划分尤其要注意这条规则。当你对人进行划分时，当你是按年龄标准进行划分时，在划分完之前不要再把标准换成性别等等，你只能等按年龄划分完之后，再对划分的各部分再按性别进行划分。抽象思维还不能接受对一个概念同时按两个以上的标准进行划分（我们以后讲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时还会提到这个问题）。
规则4，对已形成的概念的划分。要始终准确化这个概念的内涵，不能对内涵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划分，并且在划分的过程中内涵不能变。例如你的学生概念是由法律规定的入学、学习和毕业条件的内涵时，你可以进行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等的划分。但是划分时你的学生概念不清楚你就无法划分，幼儿园算不算呢？你确定不了。另外，在划分的过程中，你的被划分的概念不能变，例如，如果又变成学习知识的人都是学生，你以前的划分就无效了。

第四个概念是集合。外延的全部整体叫做一个集合，组成一个集合的那些具体事物叫做该集合的元素。集合中的元素的个数，有些集合只有有限个，有些集合则有无穷个。集合是又一种描述概念外延的方式，前面的一些关于概念的外延的一些规则和规定，同样适用于关于集合及其元素的规定，尽管描述的语言有所区别。一个集合中的元素必须是互不相同的事物，同一个事物不能算做一个集合的不同元素。我们引入集合和集合的元素的概念，是因为它能更简洁地描述和比较各个不同概念的外延，而不用罗嗦地说一大堆。如果一个元素a 是一个特定集合A的元素，我们就说a属于A，记做a∈A；如果a不属于A，记做a∈/A。对于有限个元素的集合来说，我们可以把全部元素在{}里一一列出来。并用逗号一一分开。如果这有限个元素列出来也较长，你可以在倒数第二个元素的位置用“…”代替你想省略的一些元素。例如集合{a1,a2,…,an}，如果是无穷个元素组成的集合可表示为{a1,a2,……}。一个集合可以是另一个集合的元素，例如，学生的集合可以是以班为元素来组成的，而一个班又可以以这个班的全体学生为元素来组成。 只有一个元素的集合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个集合就等同于这个元素，例如，某中学的校长这个集合只有李先生一个元素，某中学的校长这个概念不等于李先生这个概念，但某中学的校长这个概念的外延等于李先生，也就是某中学的校长这个集合等于李先生，因为我们把集合定义为概念的全部外延。一个事物可以是多个不同概念的外延。但这个事物不完全等同于任何一个概念。

五、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

从概念形成的过程应该可以看出，概念是人类的思维对一些现实事物，忽略其差异性，关注其共同性，而粗略代表这类现实事物的一种语言符号。在人类文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并没有深究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忽略了事物的差异性从而在多大程度上能粗略代表这类现实事物。
抽象思维方法在形而上学的初期阶段只知道用概念代表现实事物，只知道用不同的概念去代表不同的现实事物以及用概念和概念之间的演绎关系去代表现实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至于这种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现实世界的实际状况则不闻不问。
概念所概括的那些事物，从静态看本身就不是完全相同而是存在着区别和差异；从动态看还都在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大一些有些变化小一些。
抽象思维方法在形而上学的阶段只有当事物之间的差别足够大时，或者事物的变化足够大时，才会用不同的概念代表不同的事物、新的概念代表新的事物这唯一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难题。至于事物间的那些还没有足够大的差异和事物的那些还没有足够大的变化，抽象思维方法在形而上学的阶段完全无能为力，只能一概忽略不计。
当抽象思维方法到了辨证法的阶段时，面对事物间的差异性和事物的变化性，不仅会在差异巨大时或变化巨大时用不同的概念去代表不同的事物（象抽象思维方法在形而上学的阶段所做的那样），而且会在事物间的差异或事物的变化还没有足够大时，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去描述这些差异和变化，并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作为对概念本身的补充和修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抽象思维方法用概念代表现实事物和用概念间的关系代表现实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所引起的误差和偏离。
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是以时间为参照系对概念的内涵因各个具体外延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的精确或粗略的度量。
我把对每个具体外延事物的一些数量特性的描述称作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杯子这个概念，它的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可以是某个具体的杯子的容积、高度、坚硬度等等；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是直接对概念内涵的被定义项与定义项的偏离程度的度量。例如，杯子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人的饮具。碗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人的食具。杯子的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则是指杯子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的饮具”而不是“人的食具”。在形成杯子和碗这两个概念时，我们有意忽略了有些具体的杯子也被用来做食具的特性；我们也有意忽略了有些具体的碗也被用来做饮具的特性。
我们首先由内涵而知杯子和碗是不同的概念，我们又用碗和杯子的内涵的数量属性来弥补杯子和碗的概念的偏差，杯子在不同程度上又不是杯子，碗在不同程度上又不是碗。

某个概念的符号还是原来的概念符号，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已经展示出这个概念的内涵有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展示出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有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但人类思维还无法用再形成一个个新概念和新概念符号的办法来描述这种变化，因为变化随时在发生，新概念的个数有可能达到无穷多。于是，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假定：概念的内涵或概念的本质未变，变化的只是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程度。只有这种量变达到了一定程度，才彻底用一个新的概念来代替原来的概念。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称这个过程为量变引起质变。
一般来讲，自然科学对量变过程描述得比较精确一些，特别在解析几何、微积分产生以后更如此；社会科学对量变过程的描述相对粗略一些。
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就是这样解决概念的变和不变的两难问题的。它实际是在说一个概念即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这就是有名的令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百思不得其解的“矛盾”。
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实在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思维方法。不如此，就只能对现实世界随时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我们要特别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不仅是变化的现实世界使然，它也是用概念代表现实事物的抽象思维方法本身的产物。在后面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一讲里，大家会更具体地了解到，在现代信息社会，由于思维方法的进化，能够描述随时变化着的现实世界的不仅仅只有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

六、 确定概念间的演绎关系

抽象思维方法通过确定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达到认识现实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目的，即通过提前认识概念间的因果性来进行判断和推理，从而来预测现实事物间的因果性。
抽象思维方法考察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演绎关系、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三种。
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只研究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和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
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在形而上学方法的基础上又向前跨了一步，也研究概念间的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
当概念没有积累到足够多的数量时，抽象思维还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思维方法，因为你无法用有限数量的概念去构建完整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那时，人们逐步形成了一个一个的概念，还没有刻意总结概念间相互关系的规律。到后来，我们现在所称的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才专门用形式逻辑来刻画概念间的相互的演绎关系。之所以把这种关系叫做演绎关系，是因为它主要是在前面讲过的概念的演绎过程（归纳是演绎的逆过程）和综合过程中建立的，并且演绎归根到底也是一种特殊的综合。
概括地讲，概念与概念间的演绎关系主要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并列的关系、交叉的关系。抽象思维方法历来认为对认识现实有效的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和并列的关系，具有交叉关系的概念应该被剔除。
这几种关系在各个概念完全形成时就已经被确定了，我们还单独讨论概念间的演绎关系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针对特定问题，分别形成的各个概念并没有自动地排列成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或并列的关系，需要我们运用思维去理清各个相关概念的这种关系；二是了解概念间的正确的演绎关系反过来能指导我们形成准确的概念，或修正已形成的不准确的概念。
当你从几个概念的共同性出发，忽略它们的差别，归纳成一个更深层次的概念时，你也能反过来从新概念出发，加上当初被忽略的特性，演绎出原来的浅层次的概念。深层次概念和每个浅层次概念的关系就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概念的外延角度看，一般概念的外延包含每个特殊概念的外延。
两个概念的并列关系也要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考察。从内涵角度看，具有并列关系的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不同的，有些并列概念你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共同性，有些并列概念则无法进一步归纳出共同性；从外延角度看，两个并列概念的外延绝对不相同，有些并列概念的外延是按同一个划分标准得出的，有些并列概念的外延则是按不同划分标准得出的。一般来讲，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不擅长处理后一种情况的并列概念的关系。
面对实际问题，我们常用逻辑树来同时描述多个相关概念的演绎关系。

每一个概念都是由其下一层的若干个概念归纳而成，或者说每一层的若干个概念都是由其上一层的概念演绎而成；每个概念的外延要等于其下一层若干个概念的外延之和，如果下一层的外延之和大于上一层概念的外延，说明下一层的概念有交叉或有的概念划分和定义得不准确；如果下一层的外延之和小于上一层概念的外延，说明下一层的概念有遗漏或有的概念划分和定义得不准确。
有时我们也可以说每个下层概念都是它们的上层概念的外延，每个上层概念都是它的几个下层概念的内涵。
经过准确排列后，各个概念之间要么是同层的并列关系，要么是不同层的包含与被包含或内涵与外延的关系。
当概念1、概念2、-----概念m无法进一步归纳出一个深层概念时，它们的外延往往也不是按同一个标准划分的结果。虽然我们也把它们的关系称作并列关系（可综合的并列关系），但这种并列关系显然不同于那些可以被继续归纳的概念之间的并列关系（可归纳的并列关系）。抽象思维方法不擅长处理这类并列概念的关系。处理这类并列概念的关系用的是一种叫综合的方法，在抽象思维方法中，综合被假定为只是简单的合并或相加。

一个完整的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的过程就是形成概念和确定概念间的演绎关系。
在上面,我们对形成概念和确定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分开进行了描述。而实际上人们进行抽象思维时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形成概念的过程就是确定概念间关系的过程，确定概念间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形成概念的过程。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又可以把完整的抽象思维看做下面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称为舍象的过程。现实中，事物的因果联系总是千头万绪，混乱不堪，任何现实问题都可能被归纳出许多相关因素或概念。面对这杂乱的众多因素，我们通常可以不考虑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或假定许多因素暂时不存在或不起作用，也就是把许多作用因素舍象掉。显然，这个舍象过程有两层含义：一是凡被我们判断为非本质的或无关紧要的因素，都被我们假定为不起作用或其作用可以被忽略，这使我们研究的问题得到初步简化，保留下来的因素被我们形成一个个概念。二是对保留下的这些要素或已形成的概念，我们再一步步分别舍象掉或忽略掉它们的区别和不同，这些区别和不同暂时被想象为不起作用，这使我们研究的问题更加简化。然后根据它们的共同性分别形成一个个更深层次的概念 。舍象的作用就是舍掉不同找出共同，经过多层次这样的反复，直到找到最终的共同根源。这个最终的共同根源或最终的基本概念通常被抽象思维方法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作用力量或事物的本质。
需引起警觉的是，有些被假定为不起作用的因素不是因为其缺乏现实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们与其它保留下来的因素之间缺乏某种共性，没有这种共性，它们就无法和保留因素一起在更高的层次上被归纳。抽象思维方法回避对这些因素的考察。
同样需引起警觉的是，这种做法并不是天然的公理，它只是从为人类有局限性的思维提供一种便利性出发的。这种便利性有没有可能导致非科学化，后面将会论及。
舍象的过程大体上就是不断归纳的过程。
抽象思维到此只走完了一半的路程。我们很清楚在舍象过程中被我们假定为暂时不起作用的那些因素在现实中并不是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舍掉它们只是我们还不够充分发达的大脑的权宜之计。要想让抽象思维得出的“规律”能现实地发挥作用，而不至沦为仅供把玩的精神玩具，我们就必须把先前因便利性而舍掉的因素重新加进来，进行再思维。这就是抽象思维的必不可少的第二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具象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完整的抽象思维过程，其理论就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也就不成其为理论。在很多情况下，理论没有第二个过程的描述往往是因为其第一个过程——舍象过程——就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的确，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学说史，特别是社会科学学说史，很多抽象思维在舍象过程完成后就干脆放弃或回避一般规律意义上的具象思维，只在每个个案中凭经验具体处理和描述，不再试图总结通例，不再试图构建具象过程的体系。这主要是因为抽象思维的难度在这里突然加大了！我们以前最讨厌的多个因素多个变量同时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又出现了！
具象过程和舍象过程刚好相反，它是将深层次的基本概念具体化的过程，大体是不断演绎的过程。


七、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

我们说过，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不考察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在早期，特别在社会科学领域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也回避对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的考察（不要把我们定义的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搞混了）。而现在，哪怕在定量研究罕有涉足的社会科学领域，严谨的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也要求必须考察概念间的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
从概念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某种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归结为类似物理学的“作用力”，

我们就可以把每个同层的因素归为两类，一类是起正方向作用的，另一类是起相反方向作用的（这是一种假设）。而不再顾及这些因素或变量的作用方向有可能是四面八方的。

这些变量或因素的作用力方向被归到一条直线上，作用力的大小有的学科可进行较准确的度量和计算，有的学科（象大部分社会科学）对作用力的大小也只能粗略地比较一下强弱。
这时我们再进一步假设这些作用力的数量单位完全相同（单位不同不能相加减）。然后再根据同向相加反向相减，粗略地判断一下该层次上合力的大小，依此类推，算出最高层概念上“作用力”的方向和大小，据此就可以粗略地判断一下最高层概念所代表的现实事物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在考察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作用力”时，还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容易被我们忽略：一次只考察上层概念和它的一个下层概念这两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力” （一些衍生的相对概念除外），考察某两个因素的“作用力”时其它的因素被假设为暂时不起作用，等这些两两的相互作用被考察完了，再假设这些两两的“作用力”是可以直接加减的矢量。
社会科学还有这样两个描述具象过程的语言习惯：一是如果我们在舍象过程中刚好把这些二因素变化规律按重要程度做了主次之分，那么在具象时，我们就习惯说主要规律在走向现实时被一些次要规律修正了；二是我们往往把舍象过程的终点做为描述具象过程的起点。

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为完成具象思维过程，不但要确定概念间的演绎关系，还要确定概念间的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它是粗略地假定演绎是概念内涵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简单相加（尽管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还不了解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这种简单相加的假定隐含着承认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了）。它还假定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是求“合力”的过程。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假定这种近似的双重迭加就等同于具象，就使抽象离现实近了一步。不难看出，抽象思维的具象过程又使抽象思维的难度大大提高了。


八、常见的不严谨的抽象思维

就抽象思维而言，如果我们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对形式逻辑的锤炼算做开始打基础，把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繁荣算做开花结果，这中间整整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很明显在抽象思维方面，西文社会起步就早于东方。但在工业文明产生之前的几千年里，比起虽然乱无头绪但很具体实在的原始具象思维，抽象思维一点也没有显出优势。
现在我们毫不怀疑，由于抽象思维的复杂性，任何一本企图称为科学理论的论著，如果作者不愿意系统地检讨一下方法论，读者甚至作者本人都有被非理性的思维所迷惑而误入歧途的危险。把进入科学殿堂比做进入地狱之门毫不为过。迄今为止，社会科学最讲究抽象思维方法的呕心沥血之作当首推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些著述从局部看处处呈现光彩，但从方法的系统性和逻辑的严谨性方面则又经不起推敲。就如同精美建材的杂乱堆砌，毫无结构美可言。
即使我们已用较准确的概念和范畴完成了对事物的剖析和分类，从开始进行舍象起，我们就也必须象进入雷区一样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才不致于真正的抽象思维工作还没开始，就犯下下面的错误：

一是舍象不科学、不准确。
不该舍象的因素被舍象，不该假定不变的地方做了假定。这往往在不经意间遗漏了本该发生作用的因素，接下来的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以个别代一般等就不足为奇了。更可怕的是人们犯这种错误时脑子里甚至都没有舍象或假定的概念，就自发地、天然地和不知不觉地在舍象和假定的条件下展开了推理和论证，把只在舍象掉一些因素和假定一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才成立的东西当做无条件的普遍性规律，也就是在暗舍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思考和推理。
该舍象的因素未做舍象，该假定的地方未做假定。这往往造成主次因素不分，推理混乱无序。犯这种错误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意识地试图同时说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在现有的抽象思维模式和思维条件下，这除了告诉人们起作用的是多种因素外，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更进一步的结论（后面关于科学具象思维的探讨会再次涉及这个问题）。从抽象思维的角度看，最好不要把舍象过程和以后的具象过程混在一起，人们只有把事物剥离得只剩尽可能少的因素时，思维和描述才显得游刃有余。另一种情况是不知不觉中在暗含的非假定条件下思考。表面上已经舍象，实际上却没有舍象。

二是舍象前对事物的剖析和分类的错误。
这个错误往往发生在前一个错误之前。我们曾假设进行舍象前对事物的剖析和分类准确无误，实际上这里是犯错误最多的地方。
我们进行舍象的目的就是透过繁杂的表面现象把一些较本质的或最本质的作用因素与非本质的因素分列开来，进而观察和描述这些本质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或规律。显然挑出这些“本质”因素，并把它们按照“本质”的程度分层次排列出来，是我们进行抽象思维的第一步。我们是不是剔除了问题的非本质要素？我们是不是保留着问题的本质要素？方法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不幸它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一切判断都要看它有没有照顾到我们所研究的问题，都要看它同经验材料相核对时的偏差程度。但无论如何，我们随时都要用逻辑树的概念去映照前进的每一步：主干是什么？主干之上的支干有几个？有没有遗漏的支干？有没有多出的支干？每一个支干上有多少枝条？有没有遗漏的枝条？有没有把其它支干上的枝条误算进来？有没有把枝条误算成支干？有没有把支干误算成枝条？我们要了解一个特定的科学家的成就，就必须试着鉴定他的这一过程。
随着事物的发展，随着条件的变化，决定事物分类和是否舍象的标准也在变化。以前的非本质要素现在可能成了本质要素，以前该舍象的现在可能不该舍象；以前的本质要素现在可能成了非本质要素，以前不该舍象的现在可能应该舍象。

即使我们非常小心地避免了上述几种错误，较高水平地完成了舍象过程，比较准确地抓住了深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规律，但由于舍象过程已使我们进入了虚拟世界，已使我们远离了现实和真实，要想让我们好不容易抓住的本质规律在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较准确和科学地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让那些被我们假定为暂时不起作用的各要素再一个一个地重新作用起来，就必须认真地继续完成抽象思维方法的第二个过程——具象化过程。
这是“现代理论家们称之为‘连续渐进’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含义是，由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步步地推向比较具体的东西，即在研究的连续阶段上，逐步舍弃简单化的假定，从而使理论有可能对越来越大的现实领域加以考虑和作出解释”（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抽象思维的具象化过程同样有几个人们常犯的错误：

一是刚作完舍象过程，总结出一些两两要素之间的内在作用规律，就象懦夫一样半途而废，根本就不愿向具象的现实世界再迈进一步，而是自我陶醉在虑拟的抽象世界里。更糟的是有人忘记了自己的“规律”是在一个高度的抽象水平上推导出来的，它决不能成为对未来的具体预测，他们的抽象的“成果”一旦涉及现实的指导意义，就必须考虑到现实的更多方面。它的现实正确性不但同它是在什么抽象水平上被推导出来的有关，而且同分析进行到更具体水平时所必须经受的一系列修正程度有关。在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中，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它们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以致产生了另一种极端的哀叹：理论无用！

二是具象不是再一次把每一个两两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或因果联系分别罗列出来，这是舍象过程应完成的工作。具象应该描述这些同一层次的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时的情形，要考察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关系，即要考察各因素的“作用力”的合力的大小和方向。
在社会科学领域，面对这项工作的难度，只有极少的理论家知难而进，多数都止于再一次把每一个两两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或因果联系分别罗列出来。前面已提到，受人类思维水平所限，我们把所有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都近似地假设为线性的，即都是同一条直线上的矢量，可以直接相加减。接下来要做的是判断出每个因素的作用方向，要么是正方向，要么刚好是反方向；再接下来就是判断比较每个因素的作用强度，社会科学一般不能很精确，但强弱的比较还是必须的。最后根据合力的方向和强弱粗略地判断事物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应从逻辑树的主干出发，分层次地进行具象。在每一个具象层次，既不要遣漏每一个相关支干因素或枝条因素，也不能随意加进不相关因素或其它层次的因素。如此高的逻辑要求对社会科学是一个考验，但这的确是衡量理论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九、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当抽象思维方法发展到辨证思维的阶段时，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考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那么，对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的研究的关注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是以时间为参照系对概念的内涵因各个具体外延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的精确或粗略的描述。概念间的概念内涵数量属性关系是一个概念的内涵的变化程度所对应的其它概念的内涵的变化程度。它的目的是探讨各个相关概念的内涵变化的因果联系。
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只通过对概念、概念间的演绎关系、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和描述现实世界，这种方法本身就决定了由它得出的概念体系或理论体系和变幻的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和误差。不同的问题对偏离和误差的容忍程度不同。
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不是抛弃或对抗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它试图通过增加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和概念间的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的考察来减少认识和现实的偏差。
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通过固定不变的概念和概念间的演绎关系描述现实世界，它应对现实的变化和新事物的出现的唯一方法是再创造一些固定不变的概念，这常常需要事物的变化极大或新事物的出现极明显。由于人类思维的惯性和人类学习新知识的高昂代价，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往往跟不上现实世界的变化，在那些变化较快的领域尤其如此。
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仍然以固定的概念和概念间的演绎关系为基础，事物的变化极大或新事物的出现极明显时仍采用建立新概念和新的概念间的演绎关系的方法，但它运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增加了对事物细微变化的考察，它运用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增加了对事物细微变化的相互因果关系的考察。
在前面概念的数量属性一部分里，我们已经介绍了辨证思维的关于矛盾、量变引起质变等独特的假设。这里我们再看看辨证思维如何确定几个变化着的概念的相互关系。
逻辑树显示的是几个相关概念的演绎关系。辨证思维却无法同时说明和显示多个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它一次只能说明两个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一些衍生的相对概念除外）。辨证思维描述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只能成对成对地进行。这有点象概念外延间的数量属性关系的情况。但辨证思维成对成对地描述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以后，不再象概念外延间的数量属性关系那样还进行加总的处理，以求“合力”的大小和方向。辨证思维就止于成对成对地描述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因此，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考察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时有两个隐含的假设前提：一个是考察两个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时假设其它相关概念和它们没有联系、对它们没有影响，尽管辨证方法也承认诸多现实的事物以及代表现实事物的概念都是同时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这是抽象思维研究数量关系时一贯使用的简化问题的方法，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也概莫能外。第二个隐含假设是，在假设其它相关概念对这两个概念不产生影响时得出的这两个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完全等同于现实的所有概念相互影响时的这两个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到“科学具象思维”一章，我们会更清楚点明这两个隐含的假设并非没有必要。
下面是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常提到的一些粗略度量的成对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参见《辨证唯物主义原理》，肖前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 原因和结果。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认为原因和结果不是绝对区分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过渡、互相转化；原因和结果的方向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和互为因果的。
2、 必然和偶然。必然的东西是偶然的，没有脱离偶然性的必然性；同时，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没有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
3、 可能和现实。可能和现实不可分割，彼此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可能是潜在的还没有展开的现实，现实是充分展开并已经实现了的可能。现实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它必须首先是可能的，并且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此外，还有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等等。
在自然科学领域，微积分学的产生和发展，为相对精确地认识和描述一些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提供了有效工具。例如，匀速运动和变速运动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在微积分学看来，当时间因素趋于某种极端小的程度时，变速运动也等同于匀速运动。并且微积分学还能详细描绘出变速运动的运动过程，这是以前的常量数学无法想象的。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　
一、 人类思维方法的进化的确缓慢
一部人类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人类思维的发展史。比起人类运用思维积累各种知识的速度来，人类在思维方法上的进化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缓慢。我们在前面已了解到的形象思维方法和抽象思维方法以及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情形，至今仍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工具，绚烂的现代文明其实基本上还是植根于古老的思维方法。
很多从专门知识角度看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或技术，从方法论角度看却没有超出传统思维方法的框架。
例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相对论思想。按照抽象思维方法的基本要求，人们认识世界和掌握事物运动规律都是从将现象归纳成概念开始的，我们的一切的概念原本就是对能考察到的有限的表象的归纳，因此我们的一切概念原本就是相对的，一系列现象对应一个概念，这些现象如果不再按原来的样子出现了，成了一组新的现象的集合，原来的概念就会要么被舍弃，要么被赋予新的内涵。
我们根据古老的抽象思维的法则就能得出或者应该得出一切概念都是相对的结论，对此可能不会有人产生疑义。但是，当面对有些其概括的表象成千上万年都没有变化的概念时，我们往往会把那个相对的结论忘得一干二净，会习惯性地认为这些概念具有绝对性，起码不会有意识地关注和审视这些概念的相对性。
时间概念就是这些概念当中的一个典型。它所概括的日月星辰的往复、春华秋实的执着、生老病死的无奈，是一代又一代人所看到的唯一结果，变化的是万物，不变的是“时间”。时间就象汩汩不息的河流永远按着一个节拍朝着一个方向，流淌而过，永不再来。这亘古未变的表象怎能不使我们忘却古老法则而将时间误看成一个绝对的概念！
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在很远很远的将来，人类掌握了现在无法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经过现在无法想象的复杂程序能让死去的生命再复活，能让老人返回年轻，能让成人缩回孩童，……，如果是这样，我们可感知的、人们赖以界定时间概念的各种现象就真的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如果是这样，你还会坚持时间不能倒流的规则吗？如果是这样，你还会有通常那样的绝对的时间概念吗？
爱因斯坦让我们想象生活在以光速运动的空间里还会不会有日出日落为一日的概念，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确定那样的假设何时会变成现实，但我们更不敢肯定那样的假设一定不会变成现实。我们不是在讲神话，我们是在说一切一切由人的思维所形成的概念都是对有限的表象进行观察和归纳的结果，连时间这样一些看似绝对的概念也不例外。古老的抽象思维关于概念的法则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相对论在方法论上的作用也就仅仅是提醒我们抹去眼前的迷雾和尘埃，不要忘却古老的思维法则。
的确是这样，当我们惊叹文明的变迁和天地的沧桑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思维方法却没有出现似乎应该出现的巨大进步，仍旧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以及它们的交织。只是到最近，当我们再一次仔细检讨我们的思维方法时，才发现在抽象思维的古老枝干上刚萌发出了思维方法的新枝———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全面介绍这种方法之前，我们强调，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仍以抽象思维方法为基础，尽管它借用了现代计算技术，尽管它是朝着日益减少对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依赖的方向进化。我们还不能想象一种完全抛开概念来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
我们介绍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仍从温习抽象思维方法开始，只不过这次是要检讨一下这古老方法的毛病。

二、抽象思维方法的局限

人类是为增加预见性，才不满足于原始的形象思维而开始尝试抽象思维的。预见性的基础是要提前看清某一事物的发生和其它事物的发生之间的联系或关系，即一些现象出现后接着又会出现什么现象以及何时出现这些现象有没有重复性或规律。这种事物间的联系、关系或规律，人们掌握得越准确、越提前就越有利，或者说预见性就越强。
在第二讲里我们已看出，形象思维方法把握事物的联系是非常靠不住的，它往往在预见的准确性和提前性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准确性高了，离事物现实的发生就几乎提前不了多少；要加大提前的时间跨度，预见的准确性又会变得很差。
古代的占卜师们是人们景仰的预测未来的专业人士，他们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职业法则，那就是你想了解的未来的结果离目前时间跨度越大，占卜师的语言就越让你听不懂，越让你觉得神乎其神，越让你不明白将来到底要发生什么。如果有不遵守这条规则的占卜师企图用明确的语言预测较远的未来将发生什么，结果只能是要么很快被发现是骗子而受责罚，要么赶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使用的形象思维方法不可能预见得又正确又久远。
那么抽象思维方法又怎样呢？
尽管抽象思维方法本身是在不断进化和精确化，但抽象思维方法归根到底是用概念与概念的关系来发现和代表现实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由于抽象思维的概念已不再是观察和感知的图象或景象，而是可以超出现象而存在，抽象思维方法预见的提前性显然不是形象思维可同日而语的。
于是我们看抽象思维方法的预见性实际主要是看这种方法的准确性。看看概念能在多大程度准确代表事物，看看概念与概念的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代表事物与事物之间实际的联系。要彻底弄清这两个问题，只能回过头来再一次考察抽象思维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抽象思维的概念间的关系是怎样确定的。对这种关于形成过程的枯燥的考察我们总是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它挑战的是我们思维的“原创能力”而不是“记忆能力”
从第二讲和第三讲我们已了解到，抽象思维是通过分析、归纳、演绎、综合四种手段的交替使用来形成概念和确定概念间的关系的。所形成的概念主要包括概念的内涵、外延、数量属性（外延的数量属性和内涵的数量属性）三个方面；所确定的概念间的关系主要指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和数量属性关系。抽象思维方法的局限性就来源于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以及概念间的关系与事物间联系的偏离。

三、从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看抽象思维方法的局限

抽象思维形成概念的第一步是先将完整的现象、完整的观察和感知到的事物用思维分解开、剖开，这就是分析。用思维分解开、剖开现实事物是指由以前的感知、观察、关注事物的全部，转为一次只着重观察、感知、关注这个事物的一个部分。后者就可能是更加仔细、更加充分的观察、感知和关注。以前的形象思维是对事物的全部整体的观察、感知和关注，是相对粗略和相对模糊的观察、感知和关注。
分析还没有形成概念，只为形成概念做了准备。人们就这样分析了一个事物，又分析了一个事物，分析了许多个事物，并记忆住了这些分析。他感知和注意到有些事物的某一部分很象、很类似，尽管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之处，但他忽略了这些不同，认为它们是相同的，他把许多个事物的这个很象并且被他认为是相同的部分给予了一种符号或声音的标识——语言，这时就形成了事物的这个部分的“概念”。这个过程就叫“归纳”。归纳从人们感知的表象形成了概念，它忽略了一个一个表象的不同之处，而关注它们的共同之处，并且用语言符号代表这个被格外关注的共同之处。
最初的概念是人们完全从表象经分析、归纳而成的，只有归纳才能直接从感知表象形成概念。这时“归纳”所关注的许多个事物的“共同之处”仍是事物的图象、表象，这些图象、表象是已经经过“分析”而被格外关注的图象、表象。那时还没有象我们现在这样的用另一些语言概念来清晰表达的概念。
当这样形成的“用图象、表象来定义”的概念足够多时，人们也开始从概念出发形成概念，“用概念来定义”概念。这时“归纳”所关注的许多个事物的“共同之处”可以是已经形成的概念。

概念要么是归纳而成，要么是综合而成，要么是演绎而成。其中只有归纳才能直接从感知表象形成概念。归纳也可以从概念出发形成概念。综合和演绎只能从概念出发形成概念。
当然从概念出发形成概念有时也要结合感知表象或更多已形成的概念。

从概念出发形成概念，一种情况是综合，它把分析之前的那个整体事物的各个部分的已形成的概念合在一起、加在一起，再给予特定的声音或符号标识，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
如果他将要合在一起的各个概念刚好与他分析时的各个现实部分分别象像（注意：这时他结合了感知表象），他就综合成了一个接近现实的新概念；如果他将要合在一起的各个概念有些与他分析时的各个现实部分不象，他就综合成了一个远离现实的新概念。
例如，他已有了“头”、“腰”、“腿”等概念，他要把这些概念综合起来，如果他如当初分析时那样，把象牛头（指图象）的“头”（概念）、象牛腰的“腰”（概念），象牛腿的“腿” （概念）综合在一起，他就形成了“牛”的新概念，这是一个接近现实的综合而成的新概念；如果他把象人头的“头”、象牛腰的“腰”……结合在一起，他就形成了一个“人头牛身”的新概念，这是一个偏离现实的新概念。
刚才描述的是从概念出发结合感知表象而综合成新概念。很多情况下也可以从概念出发结合更多概念来综合成新概念。
例如，“头”的概念结合“头骨”、“脑容量”、“鼻腔”、“口腔”等概念；“腰”的概念结合“肋骨”、“脊柱”等概念；“腿”的概念结合“髌骨”、“膝盖”等概念，就能综合成“恐龙”等新概念。

从概念出发形成概念，另一种情况是演绎。他有了某一事物的整体概念，结合表象或更多的特征性概念，形成这个事物的某一种类的概念。例如，有了“人”的概念，结合胸部的样子、表象或者关于生殖系统的更多概念，他能得出“男人”的概念和“女人”的概念。

从概念出发形成概念，最后一种情况是归纳。他有了许多个事物的概念，结合表象或更多概念，形成这些事物的共同部分的概念。例如，有了“锄头”的概念，有了“铁锹”的概念，有了“斧头”的概念等等，这些概念的共同之处是“能干活”，于是又形成了“工具”的新概念。

人们不断地将越来越多的表象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概念。所有概念都是这样以分析为基础，或直接从表象归纳而成，或从已形成的概念出发结合表象或更多概念被综合而成、演绎而成、归纳而成。
在早期，人们形成的许多概念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随着语言的丰富和概念的增加，人们开始从内涵、外延、数量属性（外延的数量属性和内涵的数量属性）三方面来衡量概念是不是清晰的和确定的。
所有的概念要么是归纳而成、要么是综合而成、要么是演绎而成。从概念形成的过程看，人类思维所发明的概念都会程度不同地偏离它所想代表和表达的现实的事物，这种近似地代表现实事物的概念能不能被算做可接受的，与考察对象的性质和人们考察的目的密切相关。但无论如何概念是人类思维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它和现实存在偏离，这种偏离有些是可容忍的，有些是不能容忍的；有些过去能容忍，现在则不能容忍；有些现在能容忍，将来则不能容忍。
① 先看归纳形成的概念。
归纳强迫人们只感知一些事物的共同部分，强迫人们忽略和不注意那些不同和区别。例如，“头” 的概念，世界没有一个头能和另一个头完全相同，但“头” 的概念却成了所有头的共同的、同一的、无区别的代表。“头” 的概念和哪一个具体的头都不同。这就是概念与现实的偏离。
抽象思维为弥补这一不足，它试图用演绎的办法来修复头的概念和每一个具体的头的偏离，后面谈演绎形成的概念关系时，会看到这种修复仍不能完全弥合偏离。

② 再看综合形成的概念。
只有归纳可以直接加工感知现象形成概念，综合是对几个概念的综合，所使用的几个概念与现实的偏离一开始就注定综合而成的新概念与现实事物是偏离的，这是其一；
其二，抽象思维的综合就被假设为简单相加、相合，被假设为对几个概念的拼图处理。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会被看作一个假设，他一直以为这是天设的公理，自然而然就这么做的。但没有一个现实事物是被这么加出来的。例如，人们用头的概念、腰的概念……综合成一个牛的概念，这和现实的牛有很大区别，这样的综合忽略了太多的细节。只不过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人类的低水平的目标能容忍这种忽略。

③ 再看演绎形成的概念。
演绎形成概念是从一个一般概念出发，结合其它一些归纳时被舍去的条件来形成一个既具有一般概念的同一性又有具体特殊性的具体概念。它也是从概念出发来形成一个新概念。
只要你足够细心就会发现，演绎是一种特殊的综合，它将需要综合的几个概念分了等级，分成了一般或主要的概念和特殊或次要的概念，但在简单相加的假设下将几个概念合在一起、加在一起，这一点和一般综合没有二致。例如，从人的概念出发演绎而成的女人的概念就是人的概念与较大的胸部等等这些特殊性概念相加而成的。但具体的女人的复杂性远远不是演绎而成的“女人”的概念所能描绘的。因为现实的女人根本不是由人加上较大的胸部等而形成的。这样的女人概念忽略了太多的女人的实际内容。

④所有的概念都是静态地表现具体事物，而现实中的具体事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程度有大有小。抽象思维的概念只能忽略这种变化，就象它忽略一些区别一样。变化不大的考察对象还能容忍这种忽略，变化较大的考察对象就无法容忍这种忽略。抽象思维弥补这种缺陷的方法之一是创造一些新概念来描述变化，如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所能做的那样；方法之二是增加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探讨，如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所能做的那样。
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两种方法都是在新的和现实偏离的假设条件下去弥补偏差，作用很有限。

概念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是客观存在的，程度大小不同而已。有两个原因是我们至今仍要继续运用概念来代表事物的原因：一是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人们对事物的把握和认识也没有那么高的精确性的要求，概念这种方式是唯一可将就的思维工具；二是概念通过不断增加数量、不断精细化、不断增加探讨数量属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概念与现实事物的偏离程度。

四、从概念间的关系与事物间联系的偏离看抽象思维的局限

抽象思维是通过确定概念间的关系来描述它认定的事物间的客观联系。确定概念间的关系是抽象思维的重要内容和最后阶段，抽象思维在这个阶段的一些处理办法未能弥合思维与现实的偏离，即使你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去运用抽象思维方法。
抽象思维方法最初用概念间的演绎关系来粗略代表它认定的事物间的客观联系，结果误差很大，在很多领域无法满足人们认识世界的要求；
抽象思维方法后来引入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来修正演绎关系的误差，结果消除了一些误差，但也带来了新的误差；
抽象思维方法再后来又引入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来修正演绎关系和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的误差，结果同样是消除了一些误差，但也带来了新的误差。
抽象思维方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进化的！

1、概念间的演绎关系的误差
读者可以再温习一下第三讲中关于概念间的演绎关系的讲述。
抽象思维方法主要通过把若干个相关概念的演绎关系排列成一个逻辑树来代表现实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个逻辑树分若干层，每层有若干个并列的概念，层数和并列的概念数和要考察的事物的复杂程度有关。


经过准确排列后，各个概念之间要么是同层的并列关系，要么是不同层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其中并列关系又分为可归纳的并列关系和可综合的并列关系。概念11、概念12、概念13是可归纳的并列关系；概念1、概念2、------概念m无法再做进一步的归纳，属于可综合的并列关系。综合在这里被假设为就是各个概念的内涵、外延的简单的拼图式的合并（考察外延的数量关系时，更高级一些的综合被假定为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的求“合力”过程）。
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只研究上层概念和它的可归纳的下层并列概念之间的关系。
这种概念间的演绎关系从内涵角度看：每一个概念都是由其下一层的若干个概念归纳而成，或者说每一层的若干个概念都是由其上一层的概念演绎而成。即每个上层概念的内涵都是其下层全部概念的内涵的共同性。
这种概念间的演绎关系从外延角度看：每个概念的外延要等于其下一层若干个概念的外延之和，如果下一层的外延之和大于上一层概念的外延，说明下一层的概念有交叉或有的概念划分和定义得不准确；如果下一层的外延之和小于上一层概念的外延，说明下一层的概念有遗漏或有的概念划分和定义得不准确。

人们有时也这样描述它们的演绎关系：下层的一个概念是上层概念的影响因素之一，上层概念是下层概念的根源性因素或本质因素，同层的概念是共同作用于上层概念的并列因素，并且它们被本质因素所决定。
很明显，在确定概念间的演绎关系时，和确定概念本身一样，分析、归纳、综合、演绎在共同起作用。分析是为了归纳、演绎和综合。从下层到上层的过程由归纳确定，上层到下层的过程由演绎确定；这两个过程是互逆的，都能说明概念之间内涵的演绎关系。同层之间，分析和综合（这两个过程是互逆的）确定了概念之间外延的演绎关系。

以上就是概念间的演绎关系的全部内容。抽象思维方法用这种概念间的演绎关系来代表或代替现实的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
遗憾的是，用概念间的演绎关系来代表或代替现实的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误差很大！
根源在于对综合的假设与实际严重不符。
综合本是关于从一个完整事物的各个部分的概念出发怎样形成这个完整事物的概念的过程。是用来描述几个并列的因素怎样同时相互作用并影响其它上层或下层因素。但在这里，综合仅被假定为几个并列概念的内涵或外延的简单合并。我们不可能明白几个并列概念的内涵或外延的简单合并或相加在现实过程中到底指什么。它顶多只是列出了几个将要发挥作用的因素，丝毫没有进一步描述这几个因素将怎样发挥作用。
从最本质的角度看，演绎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是将一个事物的一般共性和其它特殊性的综合。那么说到底演绎也是和综合一样被假设为一般共性和其它特殊性的简单的拼图式的合并。抽象思维在确定概念间的演绎关系时，对某一个下层概念和它的上层概念的关系，表面看是一种演绎关系，是一般概念和具体概念的关系，但实际上从一般概念演绎到具体概念也是具体概念的一般性和其它特殊性的综合，社会科学的这种演绎所暗含的综合，隐藏性更高。
许多理论著作，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著作，都能建立一个严密的概念间的演绎关系的框架，但当他们从基本概念出发进行演绎时，却只能将共性因素和几个特殊性因素罗列在那里，让人一点也看不出“综合”（演绎是特殊的综合）的拼图式的合并是什么意思，让人一点也看不出“综合”（演绎是特殊的综合）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2、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的误差

抽象思维方法意识到了概念间的演绎关系的不足。它用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来弥补。这时抽象思维假设综合（演绎是特殊的综合）还是“求合力”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概念间的演绎关系中，几个下层的并列因素共同作用于它们的上层因素，或者一个共性因素和几个特殊性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还要考察每个因素的“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以及所有因素的“合力”的大小和方向。于是“综合” （演绎是特殊的综合）就比仅仅确定演绎关系时前进了一步，就不再仅仅是几个因素的简单合并或罗列，对事物实际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的判断就不再是凭“感觉”或“想当然”，而是有了逻辑基础。因为“合力”的大小可以代表事物发展的速度，“合力”的方向可以代表事物发展的方向。当然，自然科学比较精确，社会科学则粗略一些。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综合的新假设的背后隐藏着三个新的假设前提。
现实中这些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作用力”是同时发挥作用的，但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一次只能考察两个概念（一个上层概念和一个下层概念）的相互的“作用力”，而假设其它因素暂时不起作用。这里开始出现偏差：假设其它因素暂时不起作用时的那两个概念的相互的“作用力”，还等于其它因素共同起作用时的那两个概念的相互的“作用力”吗？
在一个一个地得出这两两的“作用力”以后，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又假设这些“作用力”的方向要么刚好相同，要么刚好相反。并且还要假设“作用力”的数量单位完全一样。这样就能通过这些“作用力”的直接加减而求出“合力”的大小和方向，并据此判断事物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以上就是抽象思维考察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时对综合的新假设，以及隐藏在这个新假设背后的新假设。
这些隐藏的假设完全是为了思维的便利性而粗暴做出的。现实因素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它们不是两个两个相互发生作用的；现实因素的作用方向极有可能是四面八方的，不是只有正反两个方向；“作用力”的数量单位极有可能是不同的。
但抽象思维的综合如果没有这些假设，就无法完成综合过程：多个因素的数量关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社会科学的抽象思维所能应付的范围；“作用力”的方向不在一条直线上不能做矢量的加减；“作用力”的数量单位不同连算术意义上的加减都不能做。

不在少数的社会科学理论甚至根本没有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的综合过程，更谈不上关于“作用力”的方向和数量单位的假设，它只在其它因素暂时不起作用的假设下探讨了一个又一个两概念之间的作用关系。这就更远离了现实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这些理论即使在抽象思维的范畴内也不是完整的理论；有些自然科学则用各种更复杂的数学关系的假设来完成这个综合过程。

即使对比较严密的抽象思维而言，为弥补演绎关系的误差而采用的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的处理办法，也因为这三个隐藏的假设而产生了新的误差：

一是因为不仅下层和上层之间相互影响，下层的各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你假设其它因素不变得出的某一个下层因素和上层因素的数量关系实际根本不等于现实中的这个下层因素和上层因素的数量关系，因为那些被假设为不变的“其它因素”不仅自己在变，还时刻在影响着你正在考察的两个因素的变化。你为了便利性假设它们不变，也是假设它们不影响你正在考察的两个因素的变化，你得出的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关系显然不是这两个因素的实际的变化关系。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客体是人本身，能动性大，易变性大，这种假设的误差就特别明显。自然科学领域的误差相对小一些。

二是因为用数学方法（初等数学、高等数学等，而不是离散数学）进行综合，不管是社会科学的简单加减，还是自然科学的复杂数学关系，都有一个共同假设前提，就是被综合的这些概念的数量属性须具有相同数量单位。因为没有共同数量单位，不管是加减还是它的高级变形都不能进行。这是同样是抽象思维的数学的具体应用的大前提，若干个概念的数量属性如果找不出完全相同的度量单位，根本就不能用数学描述它们的数量属性的关系，根本就不能建立它们的数学模型。
许多自然科学不断往深层次归纳，不断寻找不同概念的同一性、共同性，不断形成越来越抽象的概念，也是为了得出共同度量单位，这样才能更多地运用数学方法来确定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虽然抽象思维的概念间的关系都不可避免的要偏离现实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但自然科学的这种尽可能精确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和充分运用数学建立概念间的关系的做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偏离。
大部分社会科学则相反，由于研究客体的能动性、社会性、复杂性等原因，不但不指望用更多高级数学方法，连简单相加也是不顾度量单位不同而硬做的一个可以相加的假设。甚至干脆都不承认这种综合是数量属性的加减关系，刚好它的数量概念都是文字性的和不清晰的。至于和现实的偏离，低水平的社会科学也就视而不见。

三是粗暴假设事物的作用力的方向不是四面八方的而是在一条直线上，要么是正方向，要么是反方向。
数学为了适应复杂的现实，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例如，为了描述不同方向的力量，它创造了矢量概念。但社会科学强盗式地抹杀了各种影响、作用的多方向性，把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假设为一条直线上的矢量，这只是矢量概念的极特殊的情况。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矢量的和等于这两个矢量和它们的对边所围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社会科学无法接受这样的矢量之和的概念，社会科学的许多成对的概念都无视现实的影响和作用的多方向性，例如，有利和有害、前进和倒退等，强行把一切作用都归结为正反两个方向。

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三个假设的影响极其有限。例如，在多元函数方面的进展就能突破第一个假设的限制；矢量数学就能突破第三个假设的限制；对于第二个假设的限制，自然科学在两个方向上实施突破，一是上面提到的不断往深层次归纳，不断寻找不同概念的同一性、共同性的方法，二是在数学上实施突破。数学为了适应复杂的现实，最重要的发展是创立了离散数学。离散数学虽然也归属于数学范畴，但它开辟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连续性数学的崭新方法。它的数理逻辑理论、集合理论、代数系统理论、图理论，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不是传统初等数学、高等数学的简单扩展，而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例如，A×B 的传统乘积概念在这里就被笛卡儿积的概念所取代，A×B＝｛（x,y）|x∈A∧y∈B｝ 它是所有第一元素取自于集合A第二素取自于集合B的有序偶组成的集合。离散数学的加和减的概念也完全不同于传统数学。

如果我们度量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确定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时仍习惯性地说是在建立数学关系，那么我们所指的主要是离散数学范畴，而不是四则运算基础上的初等数学、高等数学。
我们必须承认，离散数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计算技术还远远不足以应对社会科学的概念间关系的极端复杂性，特别是在多元函数和复杂图结构方面的进展还有限。数学和计算技术还不能解决社会科学的概念间关系的全部问题，它们还要结合社会科学的一些独特的方法。

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客体的高度的能动性而导致的极端复杂性，只有在这三个假设的条件下求合力的过程才能进行下去，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才能被建立。同时，因为这三个假设与实际情况的偏离而引起的误差会非常明显。

3、概念间的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的误差

我们知道，当抽象思维发展到辨证方法的阶段时，正是为了弥补概念在描述动态的现实事物上的不足，人们才开始考察和描述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为此人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文字性和数字性的数量概念。有些概念可以用精确的数学语言去度量和描述它的数量属性（象大部分的自然科学的概念），有些概念则只能用粗略的文字去描述它的数量属性的大致范围（象大部分的社会科学的概念）。
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是指一个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变化程度所对应的其它相关概念的内涵数量属性的变化程度。（请参阅第三讲，注意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区别）
现实事物时刻在变化，现实事物间的联系也时刻在变化，并且现实事物是时刻在同时变化的。一些事物的变化会影响另一些事物的变化，反之亦然。但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描述这时刻变化的事物间联系时，和确定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一样，一次只能考察两个概念的数量关系（一些衍生的相对概念除外），而假设其它相关概念的数量属性暂时不变，或者说抽象思维有意忽略掉其它概念的变化。抽象思维用这种方法得出了许多个两两之间的数量关系。
与确定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不同的是，得出了许多个两两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后，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不再试图进行综合，它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关系的建立就停止在罗列出许多个两两之间的数量关系，即人们常见的许多成对的矛盾。

总之，抽象思维用概念代表现实事物，用概念间的关系代表现实事物间实际存在的联系，即使达到抽象思维范围内最准确的程度，它和现实的偏离依然存在，这是由抽象思维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这种偏离的程度因研究对象、研究客体的能动性不同而不同，人们对这种偏离的容忍程度因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以前某个阶段在某领域这种粗略可以被容忍，现在在这个领域中这种粗略可能就不再被允许。创新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越来越频繁地显现。

五、　整体性思维可能吗？

以前的形象思维相对抽象思维而言就具有整体性思维的特点，它不是先把完整的事物分析、分解后再进行思维，而是通过头脑中完整图像的变换来进行思维的。但以形象和图画为思维工具，即使借助现代贮存和处理技术，我们也看不出它有成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趋势。因为我们讲的客观事物不仅有有形的事物，还大量存在无形的事物，例如用“人类需求”、“国家”等概念来概括和代表的那些事物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

绝对的整体性思维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但我们结合现代技术特别是现代计算技术，可以想象一下思维向着整体性发展的趋势。

在描绘这个趋势之前，我先描绘一下另一种趋势，那就是“思维贮存”。
以前常讨论一个叫“人的异化”的概念――就是指现实的人和“人”的概念相脱离了，人不再是“人”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在不断被异化，人的概念在不断被人的表象打破，又形成新的“人”的概念，又被打破，又形成新的“人”的概念。和这相伴随的是人的“能力贮存”的范围在扩大。科学技术不断在加强我们的视力、嗅觉、听力、脚力、臂力等等的延伸范围，并且人们的这种被延伸的能力还是以脱离具体的人的形式存在着。换句话说，人的能力在不断被贮存，这贮存起来的“能力”和具体的人脱离了，你看不出谁的“能力”被贮存了，使用贮存能力的人完全可以是另一些不相干的人。
这贮存的能力越来越大，但它仍被人类的思维控制着，而不是无序的和超越人的。这时思维还存在于具体的人的头脑中，“能力贮存”还要被具体的人控制，先不管是什么样的具体的人。
目前人类社会已开始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现代计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使“思维”也“贮存”起来了，思维也要脱离具体的人了。现在不但被贮存的人的视力、嗅觉、听力、脚力、臂力可以脱离具体的人，而且以前从未离开过人脑的思维也要脱离具体的人了。你看不出谁的“思维”被贮存了，使用贮存思维的人也完全可以是另一些不相干的人。
当这种“思维贮存”在范围和强度上不断扩大和增强时，不知人的思维本身又向何处发展！会不会一些人的思维被进一步弱化（人工智能可以使他们不再经常进行思维，思维被逐渐钝化），另一些人的思维被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促使他们的思维不断向超出人工智能的高级水平发展）？人与人思维的差别会不会造成更大程度的人的差异和人的异化，以至一部分人看另一部分人已不再是“人”？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研究人的思维，不仅要研究具体的人脑所进行的思维，还要研究人脑之外的“思维贮存”，它们都是思维的组成部分。思维方法也不再仅仅是具体的人脑的思维方法，还包括贮存起来的“思维”的思维方法，以及这两种思维的有效对接。

我们再回到整体性思维的推测。
现在回过头一看，发明了分析、归纳、演绎、综合等抽象思维方法不全是人类的聪明和伟大，也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事物表象的复杂远远超出了人脑所能把握的范围。抽象思维使人类能有规则地忽略和无视许多表象。感知的范围越广以及归纳的程度越深，预测的提前程度就越高，同时忽略的表象就越多。
当抽象思维方法发展到某种极至的程度，当人们误以为这种方法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唯一思维利器时，人们有时会恍然以为现实世界本就应该是简单的，简单到和抽象思维的概念系统毫无二致，复杂性反到是意外、是偶然、是应该祛除的。这种情况尤其在人文社会领域屡见不鲜！人们经常会发明一些简单化的制度系统（虽然在人脑看来它已经快复杂到极点），并把现实社会改造得和这个制度系统一样简单！
我们能不能做个逆向思维，不以归纳的层次多为高明，不以概念深刻为骄傲，归纳就停留在对许多细微表象的浅层次的概括上，这样得出的概念就是更接近表象的概念，形成这个概念的内涵时所忽略的事物的差异性就越少。并且归纳层次越浅，概念数量越多，则概念演绎关系的逻辑树的层数就越少，每个概念接近表象的程度就越大，从概念到具体表象就越不需要“演绎”――那种特殊的综合。
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到某种极至的程度，我们就接近了纯粹的整体性思维。并且不是用形象、图画而是用大量浅层次概念。
做个比喻：以前的抽象思维的分析就象用砍刀把牛分成头、腰、腿等几个部分，现在的整体性思维的分析就象用彩笔在牛身上画下无数个细小区域。以前要砍很多头牛才能归纳形成头的概念、腰的概念、腿的概念，现在几乎每头牛都可以单独形成这许多个浅层概念――区域１，区域２，……区域m；以前将头、腰、腿的概念综合成的牛的概念时，被综合的都是脱离了具体的牛的思维中的概念，都与现实中的牛头、牛腰、牛腿有较大距离，综合成的或者说拼图而成的新概念与每头具体的牛都有很多区别，现在的区域１，区域２，……区域m的概念则因为分别代表的部分较小从而忽略的表象较少，概念与现实的偏离就较小。如果又是在每头牛上都分别形成m个小概念，那么概念与现实的偏离就更小。用这无数小区域综合成牛的概念，或者说拼图而成牛的概念，如果能摆好这些小概念的关系，或者说能正确拼图，这个牛的概念和这头具体的牛的区别就会很小。

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巨大困难接着就出现了，这无数个浅层概念之间的关系怎样确定？或者说怎样正确拼图？不确定概念间的关系就不能把握事物间的联系，就不能对事物的发展做出预测。传统的抽象思维正是因为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才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即不断归纳出深层次的概念，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概念的数量。
在现代条件下，借助“思维贮存”，我们看到了朝整体性思维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可借助的“思维贮存”的水平越高，这种可能性就越大。我们想象的这种整体性思维，不是对抽象思维的完全否定，而是和传统抽象思维发展的方向不同。一个力求概念深层化和减少概念数量，一个力求概念表象化和增加概念数量。两者都以概念间关系代表现实事物的联系，也可以说我们想象的这种整体性思维还是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能看出两者在发展方向上的重要区别。
在自然科学领域最先尝试这种整体性思维方法。我们已从第三讲了解到，自然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相对稳定性和非能动性，多数概念的外延的数量属性都可以精确度量和用数学语言描述。另外由于自然客体比人类客体相对简单，现实事物间的联系也相对明确和清晰，概念之间较容易通过进一步做深层归纳找出共同性和统一的度量单位，数学在确定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时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自然科学确定概念间数量关系的需要也促进了数学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自然科学基本是沿着深层次归纳的唯一方向前进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科学家们试图发现浅水波的运动是否有规律存在，也试图找出一些对初值极为敏感的复杂运动形式－－混沌运动的规律性认识。这些都是单纯的抽象解析方法无能为力的运动现象。但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由计算机的应用而诞生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这两个新研究领域的出现，科学家们得以按整体性思维的思路，直接描述许多浅层次概念的极端复杂的数量关系，并得出大量以往用解析手段不可能得出的规律性认识。随着计算规模和计算速度的快速提高，“思维贮存”的水平日新月异，描述概念数量关系对高度的深层次抽象思维的依赖性在逐渐减弱，抽象思维的努力方向在逐步转向如何使整体性思维与大规模计算接轨。
自然科学领域在整体性思维方面已经和正在取得的进展，其更大的贡献在于史无前例地扩大了人类在思维方法方面的视野。想到人类思维方法长期以来的缓慢进展，我们不夸张地说，这种贡献远非相对论等可以比拟的。
过去面对无时没有无处不在的各种现实运动和变化，我们只能用抽象思维方法忽略和抹杀其中的一些表面看来不太重要的运动和变化，从而解析出“主要的”、“内在的”所谓规律，并且考察的事物的范围越广泛，忽略和抹杀的东西就越多；而现在则有可能把任何变化、运动，那怕是微小的变化和运动，不分主次，有多大作用就计入多大作用，有多大变化就算多大变化，全部一次性纳入对事物整体变化的影响和作用中去。大规模计算已使这种整体性思维有了现实可能性。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是极具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的人类，在寻求相同度量单位和精确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方面从来都没有多大进展。自然科学的那条通向整体性思维的道路社会科学家实在难以想象。但是，几个并列概念既无法被进一步归纳又无法靠简单相加来综合的情况，在现实人类社会领域比比皆是，例如战争状态。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自己一方的几个因素，也取决于敌方的几个因素，并且所有这些因素的变化还是它们互相影响和互动的结果。你无法完全控制自己一方的几个因素的变化，你更无法控制敌方的几个因素的变化。因此，你无法将这些因素归纳成一个根源性因素并确定它们之间的演绎关系；通过简单相加来确定它们的数量属性关系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抽象思维确定多个因素的数量属性关系时所要求的那些暗含的假设条件在战争状态下没有丝毫现实性。总之，单靠抽象思维方法来把握战争局面及其变化不能为战争决策提供有效依据，在当前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这个特征尤其突出。
过去，军事家们是用一种具有整体性思维的部分特征的叫做“摸索”的办法来应对战争状态的。后来，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等领域也开始借鉴这种“摸索”的办法，或者叫“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面对几个互动的并且不能再做进一步归纳的概念，用“摸索”的办法探寻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一般只做个案处理，很难寻找通例。并且“摸索”的办法很少有规则地借用“思维贮存”，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试错过程和赌博过程。整体性思维方法则试图总结通例。

六、　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是极具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的人类。如前一部分所述，正是由于客体的这种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使概念所代表的很多现实对象变化极快，例如，一个人的需求今天是这样的结构，明天可能就受其他人的影响而变成另一种结构了。由于客体的易变性，抽象思维不得不运用的归纳、综合等手段会使概念系统与现实有更大的偏离。人文社会科学更需要有一种能代替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整体性思维方法。
但首先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抽象思维方法的准确性方面远不如自然科学。特别是其概念的数量属性很难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因为很难归纳出同一的度量单位而无法充分运用数学语言来描述。
正如前一部分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是由于大规模计算技术和数学、物理分别接轨而形成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才产生突破性进展；多数社会科学不但目前的数学应用水平低，即使将来也因无法归纳出有现实意义的统一度量单位而根本年可能沿着传统数学建模的方向走。
形成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的最本质原因在于客体的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有天壤之别。
人类客体甚至一旦得知自己已成为考察对象就会产生和得知之前的巨大变化，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时其行为的变化也非常明显。
自然科学的客体则要简单和稳定得多，其概念的数量属性比较容易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比较容易确定。
客体能动性的差异导致了两个领域抽象思维的深刻差异，以至不少自然科学家根本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因为它的确不具备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这两个科学标准，这两个标准是预测性的基础，人类思维最根本的目标就是预测。
于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带着对传统社会科学的蔑视开始向人类领域进军。他们的出发点和社会科学家不同，他们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种生物体，从生物体的构造出发探讨人的行为。
社会科学家最讨厌自然科学家的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蔑视，但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家还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反驳。
实际上自然科学家这种看法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在本质上也隐含着同样的假设前提，那就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把自己当作研究的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自己研究的客体。这种划分是社会科学家的不准确性的根源之一。这种划分也阻碍了自然科学家解释人类行为的进一步的尝试。
客体的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经常是社会科学家为社会科学的不准确性进行辩护的理由，但以高高在上的研究主体自居把其他人类仅仅当作观察的对象，本身就是否认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
把研究者当作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客体，这种假设延续了成千上万年，以至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我们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类客体能动性的否定。
人类社会越发展，人就越趋向于一个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就表现出他们是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当初的那个把其他人当作客体的假设就越来越不符合实际情况，就越来越把研究引向偏离现实。
也有一些聪明的社会科学家尝试自己就是客体来进行自省或尽可能地倾听客体们的意见，但这些仅仅是浅尝则止，没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抛弃自己是主体其他人是客体的假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客体越来越表现出其固有的能动性，它的复杂和瞬息万变越来越不适于用主体的观察和归纳方法来探求规律。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从来没有象人类客体那样复杂、易变和不可捉摸。人不仅是自然的生物体，它还是社会的一分子，它的复杂性最主要的是来源于人和人相互的关系、相互的影响。因此一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为适应数学方法的要求不断做深层归纳以寻求相同度量单位的方法，　向人类社会领域的进军,其作用和效果都是有限的。
在另一个极端，另外一些人则继续采用回避概念的数量属性来粗略探讨人类发展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其作用和效果也同样会越来越有限。

就大部分情况而言，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正是从抛弃划分主客体的假设开始的。
人类客体的能动性使其不如自然科学的客体那样易于通过观察来度量其数量属性，但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又使其有了一个自然科学的客体完全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客体的自述和自我表达。他自己随时能表述出他的某种需求、欲望、行为动机的强烈程度。我们很快将看到，这种单个客体的自我表述会成为我们研究一个人类群体、一个组织、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规律的重要基础。
为了和自然科学相区别，我把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思维叫做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后面有更精确的定义）。自然科学的整体性思维被自然科学家们叫做非线性思维方法。我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存在交叉的、人们常用功利眼光看待的那部分现实领域的整体性思维叫做战略思维方法，如企业管理领域、公共管理领域、军事领域等。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也不是绝对的整体性思维，它仍要运用抽象思维的概念和概念的外延、数量属性来代表现实事物，它仍要用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和数量属性关系来代表现实事物间的联系。但是许多概念的数量属性不再是观察得来的而是人类“客体”自述的统计；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不再强求归纳出统一的数量单位，而是转而展示数量格局和数量格局的变化；多层次归纳而成的“深刻概念”以及这些深刻概念间的非常非常“本质的联系和规律”不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关注数量庞大的、接近现实事物表象的“小概念”；我们会有点神经质地想度量遇到的所有概念的数量属性。
大规模统计和计算以及“思维贮存”在这里与科学具象思维接轨。

七、科学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什么是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当运用抽象思维的分析、归纳、综合、演绎所形成的若干个相关概念，无法再找到它们的有现实意义的同一性从而继续做深层次归纳时，或者大规模计算、统计水平允许不再继续做深层次归纳时，就放弃归纳开始综合，并且放弃传统抽象思维方法认为综合就是简单相加或求合力的假设，转而采用考察这若干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下面会有对数量关系格局的详细介绍）的新的综合方法。另外，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的数量属性以及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是由人类客体自主表达的真实偏好所决定的。符合上述要求的人类思维方法就属于科学具象思维方法。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仍是用抽象思维方法形成概念、确定概念间的演绎关系、确定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关系；第二阶段对于不能继续归纳的并列概念进行综合，这时的综合不再是简单合并或求合力，而是形成这几个并列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
科学具象思维仍如同抽象思维一样，需要经过分析、归纳、综合、演绎来形成概念。概念仍是思维的基本单元。但在这里，形成概念的层次可以比传统抽象思维要少，或者说概念可以是更接近感知表象的概念，接近感知表象的程度和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进化程度有关。描述一个完整事物，为了不降低准确度，越接近表象需要的概念数量就越多。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将这众多接近表象的概念归纳成数量较少的远离表象的概念，是以降低准确度为代价的。
科学具象思维不能不用概念，又不能将概念归纳得过于深层次，这种思维方法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概念的归纳在什么层次就要停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实用性的。一切都取决于对两个标准的衡量：

第一个标准是进一步归纳而成的概念还有没有现实的可用性。
这就要看你归纳的同一性还是不是一种主要因素或决定力量，因为归纳是为了找出相关领域的起主要作用的共同性概念，一些次要的、皮毛的共同性不是继续归纳的充分理由。有时也要看一些拙劣的新的归纳有没有照顾到概念间的严密的演绎关系，不能只归纳概念而不关照概念间的关系。经常有一些修正旧理论的思想打破了原有的演绎关系却没有产生严格的新的演绎关系。

第二个标准是可能的计算统计水平。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力求尽可能使用接近表象的概念，但这样将带来确定这些概念的数量关系时的巨量统计和计算，如果计算和统计水平允许，即使能做深层次归纳也将停止；如果计算和统计水平达不到相应要求，就要按抽象思维方法的规则继续做深层次的归纳，以减少概念的数量和确定它们关系的复杂程度，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思维更加粗略。

从都需要形成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的角度看，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仍以抽象思维方法为基础；从综合的角度看，抽象思维方法假设综合就是简单相加，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假设综合是确定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从两种思维方法进化方向的角度看，抽象思维方法越发展就越追求概念的深层次，概念间演绎关系的层数就越大，而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越发展就越追求概念的表象化和浅层次。
在许多科学领域，特别是许多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仍可以持抽象思维的利器对现实世界的事物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做有效的探索。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有越来越多的领域需要并且可以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等整体性思维方法来应对多个变量共变的复杂状况，例如企业管理领域、公共管理领域、军事领域等等。

八、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

概念的数量属性包括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
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又包括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和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一个概念的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等于这个概念的全部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加总。
从操作角度看，科学具象思维假设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可以用这个概念的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来代表。即度量了一个概念的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就等于度量了这个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

科学具象思维非常关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这是用概念这种静态手段考察动态现实所导致误差的主要弥补方式。因为描述概念内涵数量属性的语言或数字使我们有可能表现概念的相对变化。例如企业概念，任何企业既是企业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机构的性质，也就是说任何企业都有一定程度的非企业性。当共同体的非企业性达到一定程度，概括共同体性质的就不是企业概念，而是福利机构等等其它概念了。我们假设企业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就可用来描述企业概念所具有的企业性的高、中、低的相对程度。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遇到的又一个问题就是概念的内涵的数量属性由谁度量和怎样度量？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有条件继续探索概念间的内涵的数量属性的新型关系-----数量关系格局。
传统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不考察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回答很简单，是研究主体来度量，是依靠研究主体的观察来度量。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回答则复杂一些：对历史状况和现状（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存量）是由研究主体依靠记录和统计来度量；对现状的变化的预期（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增量）主要由研究客体自主表达，由研究主体统计计算。
就社会科学而言，随着抽象思维方法本身的不断进化，概念的数量属性所受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渐加大。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到后期开始关注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开始关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但是，这两个关注都停留在初始阶段。由于各种原因，社会科学的抽象思维方法没能象自然科学那样找出概念的数量属性的有效的度量方法，从而进一步深入探索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这意味着抽象思维方法在概念的数量属性方面的研究是浅尝则止。究其原因，
一是因为没有摆对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的关系。在社会科学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中，人类客体仅仅是研究者的完全被动的考察对象，是被观察的东西，和自然科学家观察的自然界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顶多被认为是复杂程度更高的观察对象而已。但现实的人类毕竟是不同于一般物体的极具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的特殊对象，由于客体行为的瞬息万变，甚至由于客体制造出来的假象，观察归纳出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的数量属性极不准确。并且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和社会群体性也导致社会科学不容易归纳出同一的计量单位，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广泛运用传统数学工具来确定精确的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以至于大部分社科都回避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明确的和准确的界定。
二是因为被大规模统计计算水平所限，即使对那些客体能动性不大从而靠主体观察方法误差也不是很大的领域，人们还是经常放弃对同一个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度量，更经常放弃对同一个概念的一个个外延某种数量属性的加总，当然也就放弃了用一个个外延某种数量属性的加总来代表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尝试。
三是因为在确定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相互关系时，人们误以为假设综合就是简单相加或更高级的传统数学的建模是唯一的选择，不了解数量关系格局是更广泛意义的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当人们因此而在确定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相互关系遇到障碍时，反过来也感觉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实际作用不大。
我们很快将看到，这三个障碍现在已经不能阻挡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度量概念的数量属性。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不用传统的数学建模仍能确定数量属性关系，它不需要归纳出不同概念的同一的、一样的数量单位；现代统计和计算水平已经使大规模计算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成为可能，也使高频率地计算概念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变化成为可能，也使将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加总为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成为可能；关于人类客体自我表达行为动机的假设也使许多情况下度量的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样，重视对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界定就也就成为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下的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重视概念的数量属性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下的社会科学对概念数量属性的考察有其独特的方法。

初露端倪的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的方法向社会领域的进军也重视概念的数量属性，但它们那种忽略人类客体能动性来归纳同一计量单位的做法在社会领域归根到底是行不通的。
例如，经济学中的各种各样的效用理论，不管是基数效用理论还是序数效用理论，都在试图将不同的需求归结为一个同一的效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些数学模型。其中序数效用理论追求同一计量单位的做法比较隐蔽，但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几个数量没有统一计量单位，根本不可能比较其大小或按大小进行排序。人类实践也证明效用理论的作用极其有限。它所用的各种数学模型顶多起了一些简化抽象思维的片段描述的作用。

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确定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既不将不同的概念的数量属性相加减，也不在不同的概念间比较数量属性的大小。它需要的是将同一个概念所概括的各个人类客体的数量属性进行加总（这是可以相加的，这个假设比不同概念数量属性直接相加减的假设真实一些，最起码传统数学可以接受）。各个人类客体的数量属性易变性极强，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误差越来越大，客体的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方法是唯一已知的可替代的方法（这不防碍在易变性不大的领域继续沿用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各个人类客体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是他（她）在现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状况下的追求、需求、欲望的程度等行为动机。显然，我们在这里假设人们通过内省可以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种追求、需求、欲望的强度。传统的抽象思维的主体观察的方法是假设人们无法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种追求、需求、欲望的强度，只有理论家或研究者才能知晓人们的某种追求、需求、欲望的强度。我们宁愿相信前一种假设更接近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

从我们以前对抽象思维方法进化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知道，早期的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只关注概念间的演绎关系；后期的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增加了对概念间外延数量属性关系的考察；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又增加了对概念间内涵数量属性关系的考察，但辨证法在抽象思维的框架内没有对内涵数量属性的可操作的、定量的考察办法，仅提供了一个个成对的、片段的矛盾概念。
在科学具相思维条件下，对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的考察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抛弃了研究主客体的绝对区分，让客体自主地表达各自的真实偏好，这就得出了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然后，将这个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数量属性进行加总（它们本身就具有相同的数量单位，现代统计和信息处理能力为这种频繁的计算提供了条件）。并且假设一个概念内涵的数量属性就是这个概念的全部外延的某种数量属性的加总。
概念内涵的变化是由概念的一个个外延的变化引起的，外延的变化就是内涵的微小的变化，当我们能通过数量关系格局连续考察外延的变化以及外延加总的变化时，就没有必要再另外假设一个难以度量的内涵数量属性。这和抽象思维产生辨证方法时的情况不同，那时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不考察概念外延数量属性的连续变化，也不知道概念外延数量属性的连续变化会引起概念内涵的变化。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通过内涵数量属性这个概念让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它满足于片段的、定性的描述，也没有可操作的度量和考察办法。现在，通过数量关系格局连续考察的外延加总的变化就等于考察内涵数量属性的变化，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用新概念替代旧概念，这即内涵的质变。我们下面还会从各种角度进一步阐述对概念数量属性的度量的理解。

九、概念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的度量与外延总体的数量属性的度量

社会科学关于公共选择的各种理论，无论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不管是单个外延还是外延总体，在确定每个概念的外延的数量属性――偏好程度或行为动机时，总是在几个不同的相关概念的相互关系中来确定，而这种相互关系总是暗含着统一单位的假定。
公共选择理论充分考虑了人的能动性，它探讨了各种公共选择以个人选择为基础的可能性。但是当它以个人选择或个人偏好为出发点时，就天然地认为个人的各种偏好要么是基数意义上可直接相加的，要么是序数意义上可比较大小的。这两种情况都暗含着个人的各种偏好具有统一的度量单位的假设。序数效用表面看来放弃了基数效用的建立精确传统数学关系的企图，但在要求统一度量单位这一点上一点也没有基数效用要求的宽松一些。没有相同的数量单位怎么比较几个变量的大小？不比较出大小怎么排序？
为了在这个方向上再进一步，有些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开始打人类客体能动性的主意。理论家们确定不了的数量关系就把它交由客体的内省、能动性来确定。但内省、能动性实际上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人的内省、能动性可以感觉出自己的某种需要或行为动机，他甚至能感觉出自己的这种需要或行为动机比以前是强了还是弱了，但他绝对感觉不出自己的这种需要比其它几种需要哪个强哪个弱。后者归根到底需要思维，需要抽象思维，尽管这种思维有时可能披着“感觉”或“直觉”的外衣。理论家们的专业水准的抽象思维都回答不了的问题，研究客体只好打着内省的旗号胡乱回答出来，但答案肯定偏离了客体的真实的内省或需求，它很可能还是理论家的抽象思维的观察和归纳的结果。
如果说这些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理论在解释个人的（单个外延）需求、偏好和选择、决策时还没有偏离现实太远的话，它们在解释社会共同体的需求、偏好和选择、决策时则离谱到他们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如果你知道了共同体中每个个体的偏好顺序，你怎样才能由此计算出整个共同体的偏好顺序？如果你不求出整个共同体的偏好顺序，你前面一切关于个体的偏好顺序的假设、演绎简直毫无用处。不仅如此，你的公共选择的整个理论都不会有多大的作用。不幸的是，阿罗用不可能性定理正式终止了人们在规范的意义在这方面继续探索的任何企图。在抽象思维的框架内，公共选择理论从个体偏好出发来解释共同体的偏好的假设，仅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在摆正社会科学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公共选择理论功不可没！
归纳一下，亚伯拉姆•柏格森、保罗•萨缪尔森等人是沿着自然科学家们手持抽象思维的数学利器向社会领域进军的道路上前进的；约翰•罗尔斯等人又回到伦理、契约等尽力避开概念的数量属性的不准确的抽象思维方法的道路上。他们共同之处都是没有在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走向科学具象思维的道路。他们不知道，在现代统计计算水平的条件下，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就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多个概念的数量属性关系。而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既不需要在不同的概念间建立传统数学模型，也不需要在不同的概念间比较数量属性的大小。它只需要随时度量同一个概念的各个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并且随时将这些同一个概念的各个单个外延的数量属性进行加总（它们本身就具有相同的数量单位，可以直接相加）。剩下来的问题是怎样理解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的定义，和怎样考察多个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

十、个体需求的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假设每个客体（单个外延）自主表达的需求是计算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的基础和出发点。在现有统计和计算水平的条件下，我们还无法由每个客体随意表达的某种欲望来计算出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每个客体的表达还必须有规则，每个客体的表达还要分为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我们只能根据每个客体有效表达的需求来计算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
区分个体需求的有效表达和无效表达的标准和前面讲到的在科学具象思维中归纳演绎进行到什么程度的标准是一致的。一旦你确定了你的科学具象思维中归纳和演绎需要进行到什么程度，每个客体自主表达的需求在这个范围内就不能和各种需求或各种概念的已经确定的演绎关系相矛盾，否则应被视为个体需求的无效表达或不真实的表达。例如，你强烈表达的需求是超金钱衡量的家庭亲情关系，你强烈表达的另一个需求是每个人的自立和自由。在演绎关系树中自立和自由概念的下层具体概念之一就有摆脱家庭的依附和束缚，你表达的两个需求在逻辑树中是矛盾的，这时你的两个需求就是无效表达或不真实的表达，就不能加总在社会共同体的整体需求的计算中。
为了能使人们的各种需求有一个清晰的演绎关系，我们在后面的需求交替假说中找出了五种并列的无法再进一步归纳的基本需求，这五种基本需求的关系不再是可归纳的并列关系，而是要通过数量关系格局来考察的不可归纳的并列关系。一般来讲，每个客体自主表达的各种偏好或需求都可以分别被归纳进这几种基本需求，不存在这几种基本需求之外的最终的并列关系，否则就是无效表达或不真实的表达。如果一个客体自主表达的几个需求都被归纳进同一个基本需求，他表达的几个需求要么是可归纳的并列关系，要么是上下层的演绎关系，还要受抽象思维规则的约束。例如，如果矛盾或方向相反，其矢量和为零，就视为无效表达。
理性能帮助共同体成员认识到这种无效表达的状况，痛苦的试错也能使共同体成员认识到这种无效表达的状况，我们应该选择通过理性提早认识。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直接民主”不一定产生共同体成员的真实选择。每个成员的没有悖论的真实选择是确定“共同体的选择”的第一步。如果直接民主有利于这种真实选择，直接民主就是一种途径；如果间接民主有利于这种真实选择，间接民主就是一种途径。根本标准是要产生真实选择。

十一、人类行为动机与概念数量属性的存量、增量

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看来，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客体是富有能动性和行为动机的人类，与自然科学相比以及与抽象思维的社会科学相比，概念数量属性的存量和增量的关系也立刻复杂起来。
其一，自然科学的各个概念的存量和增量与人类行为动机无关；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则与人类行为动机密切相关，其增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人类行为动机的影响和制约，其存量甚至可以近似地看作过去无数个时点人类行为动机累积的结果。
其二，自然科学的各个概念的的存量和增量都是“观察”而得；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其存量是“观察”而得，其增量则是由各个人类客体自我表述而得，如某一共同体的价值观的变化。
其三、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其存量就是现状的数量描述，其增量就是现状的变化程度。变化成度有些情况下可以用数量语言描述，有些则通过替换概念来描述，例如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由追求自由变为追求平等时。
其四，就自然科学而言，存量和增量的关系非常简单，时点A时一个概念的存量减去时点B时这个概念的存量，就等于A到B期间该概念的增量；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必须放在增量、存量、人类行为动机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动态地考察，概念的变化程度（即增量）绝对不是A、B两个时点的存量相减就可以得出的，大部分情况下没有等量关系，例如某项管理制度的变化等等。
其五，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其未来的存量由现时的存量和这期间的一系列人类行为动机共同决定。历史决定论者只看重现时的存量对未来的存量的影响。
其六，我们很清楚现时的存量格局也影响现时的行为动机的格局。但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不考察这种影响，那是抽象思维方法下的历史决定论者的观察法最关注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直接由人类客体的自我表述得出现时的行为动机格局。然后着重考察现时的行为动机怎样和现时的存量一起共同决定未来的存量。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不关心人类行为动机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只关心人类行为动机格局是什么。

有些概念的存量相对容易度量，例如一国的财富，总能从实物或价值角度它的多寡。再如技术水平，哪怕是用“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21世纪的技术”这样粗略的标准，人们还是能区分一个共同体的技术水平存量的高低。
有些概念的存量则很难度量。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而言，存量被假设为其制度化的程度。它不精确，但能表现事物的现状。例如，资本主义概念其存量就是资本主义内涵在现时被制度化的程度。人们只能间接地从资本主义概念在共同体中制度化的程度来做大体的衡量。但无论如何人们总能根据一些指标判断出哪些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程度高，哪些程度低。
我们很惊奇地发现，从20世纪末至今，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在逐渐被量化，尽管量化的过程绝不容易，尽管有些被量化得非常粗略。但是这种“粗略”比起以前的“从不量化”已经是一个大大的跨越。

增量是将要增加（或减少）的量，是存量的变化程度。社会科学由许多概念，增量只能直接表现为现在时刻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需求、要求或行为动机的程度，它不精确，但能表现事物将要发生的变化。例如关于人类价值观的许多概念。
按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要求，社会共同体的需求、社会共同体的选择不是单靠理论家的观察和归纳得出的，而是直接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自主表达的个人需求进行加总而得出的。因此，度量社会共同体的某种需求的程度首先须度量社会共同体各个成员的这种需求的程度。各个成员的这种需求的量具有相同的数量单位，是可以相加的，也可以进行平均数等等方面的数据处理。想一想运用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将个人偏好排序转化为社会共同体的偏好排序的尴尬和困难，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想要对同一个概念进行简单的算术处理，另一个则要对不同的几个概念进行复杂的数学处理。按概念间的数量格局的要求分别对各概念由个体的量加总为社会共同体的量，不存在不可能性或障碍。

我们承认增量要受存量的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增量绝不是仅仅受存量的影响。科学的做法是把它们都放进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中去考察。在一定的时点，概念的存量是相对固定的，概念的增量的变化频率却很大，因为决定增量的另一个因素-----人类行为动机瞬息万变，只有增加度量次数才能保证共同体的行为动机的一定的度量准确度。
未来是人们现在的追求和人们过去的追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十二、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




科学具象思维仍通过确定概念间的关系来描述现实的事物间的联系。它首先要确定概念间的准确的演绎关系，这是它进一步研究概念间的数量关系的基础。但它没有了传统抽象思维的那种不停地归纳的倾向，它知道演绎关系只是代表事物现实联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数量关系。确定演绎关系主要是由研究主体来完成的。客体自主表达偏好是在演绎关系中若干个不可归纳的并列基本概念的范围内进行的，它最终是用来确定那些抽象演绎难以确定的关系。客体表达的偏好如果不符合演绎关系，就不是真实的偏好，是无效偏好。在演绎关系的最顶端是若干个不能或无必要再归纳的并列概念，演绎只能说它们是并列关系，仅此而已。最终完成对最顶端的几个并列概念数量属性的度量要依靠客体的真实表达。进一步描述这几个并列概念间的关系要依靠新的综合方法。这种方法描述它们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

传统抽象思维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综合时总摆脱不了各个概念具有相同数量单位的假定。有些情况下，综合虽然不做直接的简单相加，但还是暗含着那个单位同一的假定。那么又要探究概念间的数量关系又要放弃概念间具有相同度量单位的假设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于科学具象思维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的确定。
若干个相关概念的数量关系格局是：用抽象思维方法形成了若干个并列概念，每个概念的数量属性有一个绝对的数字度量或表明程度的语言度量，在各个时点各个并列概念有不同的数量属性状况，它们是相互对应的关系，将各个概念的在某一时点的数量属性并列在一起就得到了这些概念的在这一时点的数量属性格局，随着时点的变化数量属性格局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概念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就体现在它们的数量格局及其变化上。一些概念的数量程度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另一些概念的大小程度不等的变化。探究这种变化的轨迹是准确预测事物发展的基础。

对于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社科学而言，概念之间可不再为了寻找相同的度量单位而不停地归纳共同性。每个概念可以有相同的单位，也可以有不同的数量单位。

　
　
　
　
纵轴的高、中、低并不是对每个概念的数量属性的统一度量，每个概念完全有自己的衡量高、中、低的标准。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格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概念１，对应着某种程度的概念２，同时对应着某种程度的概念３，……对应着某种程度的概念m。由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其中一个概念的量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其它概念的量的不同程度地变化，于是概念之间会呈现另一种数量关系格局，许多个这样的数量格局就显现出概念之间关系的某种复杂的规律性。不能认为没有传统数学模型就没有概念之间数量关系的规律。不能认为没有相同的度量单位，就没有概念之间数量关系。这时的数量关系就是概念之间数量程度的对应关系，现实的事物之间原来也是这种共同的广泛的对应关系，其中一些事物的变化会引起其它事物不同程度的变化，就会形成新的对应关系，只有当我们片断地隔裂地看待这些对应关系时，才有了所谓的因果关系，只有当这些对应关系被简化、被特殊化时，才有了某种数学模型来代表概念间的数量对应关系。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看来，当现实要求我们研究多个变量共变的规律时，那些片段的因果关系、特殊化的数学模型不但是无用的，而且会把人们的思维引向偏离现实的老路。

这种数量关系格局的思想虽然蕴含着思维方法的重大革命，但在以前却没有现实应用的意义，因为人们掌握的思维工具无法描述这种事物间的复杂的对应关系，也无法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实践。现在则不同了，大规模计算的技术和统计的技术使人们可以越来越精细地描述这种数量关系格局及其变化，并得出多个概念的数量程度共同变化时的规律性认识。

十三、数量关系格局的几个相关概念

几千年来，数学都是研究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度量和概念间数量属性关系的专门学问。数学家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力图使数学成为实用性最强的学科的努力！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数学的不断进化几乎没有拖过人类思维进化的后腿，反过来倒是这门只研究概念的数量属性的学问给了研究整个概念性思维方法的思维科学以诸多重大启示：初等数学为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研究概念外延的片段的数量属性提供了足量的精巧工具；微积分等高等数学又为抽象思维的辨证方法找到了绝妙的佐证；现在离散数学也为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研究概念间的数量关系格局做了先期的概念准备，并为精确意义上的科学具象思维片刻也离不开的计算科学奠定了方法基础。
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数学的应用范围，离散数学定义了一系列和传统初等数学、高等数学完全不同的数学概念，其中有些概念早在19世纪甚至17世纪就已经产生，但真正激活它们的是现代计算科学的发展。我们曾说科学具象思维的数量属性格局已不是传统的数学关系。但从新数学概念的角度看，概念间的数量属性格局仍是数学关系的范畴。
1、 数理逻辑：
自然语言将命题表达为具有确定真假意义的陈述句。若该语句表达的意义符合事实，就称其为真命题。若该语句表达的意义不符合事实，就称其为假命题。在数理逻辑中，用0表示假命题，用1表示真命题，称0和1为真值。这时的0和1已不再是实数意义上的0和1。同此，数学用许许多多有准确意义的符号替换了有歧义的自然语言从而开始涉足有悠久历史的形式逻辑领域。数理逻辑也被称为符号逻辑，是用数学方法研究推理形式的科学。
2、笛卡耳积：
集合是现代数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从集合角度，我们有了和传统数学完全不同的乘积概念------笛卡耳积：设n≥2，A1，A2，---An是任意集合，它们的笛卡耳积A1×A2×---×An定义为 ＜x1，x2，---，xn＞∣x1∈A1∧x2∈A2∧---∧xn∈An。
3、关系：
“关系”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词汇，数字之间的关系包括等于关系、大于关系、小于关系等。从集合的角度看，我们并不注重各种关系的具体含义，而仅仅关心哪些对象之间具有此关系，因此可以把关系抽象为有序n元组的集合。在此基础上，再深入研究复合关系、自反关系、对称关系、传递关系、等价关系、偏序关系等等特殊类型的关系。
4、代数系统：
所谓代数系统就是由一个非空集合S以及定义在S上的某些代数运算所构成的系统，通常用集合以及集合上的运算来表示代数系统。例如，如果集合S中有两种代数运算，一个用“+”表示，另一个用“*”表示，则该代数系统可记为（S，+，*）。
在现代计算科学中，存在着不计其数的代数系统。人们研究这些代数系统时，不是针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代数系统加以研究，而是研究一类一类的代数系统的共性和一类代数系统所具有的运算规律。这些分类包括群、环、域、格、布尔代数等。我们理解代数系统的运算时应格外注意，这种运算强调的是参加运算的元素与运算结果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具体的运算过程。这种运算的涵义非常广泛，不仅可以是数值运算、矩阵运算、集合运算，还可以是各种操作，只要指明了对应关系，就可以认为是确定了运算。这是代数系统应用广泛性的基础。
5、图论
在电子计算机科学迅猛发展的促进下，作为离散数学重要内容之一的图论已被迅速有效地应用于众多领域。科学具象思维的多个变量相互影响、共同变化的数量关系格局就有些类似关于图的描述。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将它们看作点（事物）和点与点之间的连线（事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图。这样的图与几何图形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只关心点之间是否有边（事物之间是否有联系），而不关心点的位置和边的长短及曲直，它是我们描述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我们对图的更进一步的规律性的认识是通过通路、回路、图的连通性、图的遍历等一系列概念来完成的。
人们都崇尚思维的系统性，但通常所指的系统性往往是一种线性系统，线性系统是脱离现实的、虚假的系统，它一次只考虑两个事物间的因果联系；更接近现实的系统是图系统，它同时考察所有相关事物的联系。

我们简要介绍以上几个基本概念，主要目的是开启人们认识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的思维习惯，而不是企图把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视作离散数学的一个具体的应用领域。现代计算机的发展已经能为我们这种新的思维习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发展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今后的着力点是如何实现新的概念性思维与计算技术的优良对接。既熟悉社会科学概念又熟悉计算科学的人群在以极快的速度膨胀，只要我们能真正认识形象思维概念、抽象思维概念、科学具象思维概念的本质，我们的社会共同体就会很快进入一个全新的、更接近真实的思维天地！

十四、预测性与数量关系格局

人们对事物发展的预测性直接来源于他们对事物间相互联系的可重复性的认识。已经发生过的从来都是预测的基础。抽象思维方法如此，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也如此。
过去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事物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过去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强一些，哪些弱一些。我们由此就能知道，哪些事物的变化会带来另一些事物的变化；我们由此还能知道，哪些事物的多大的变化会带来另一些事物的多大变化。
传统抽象思维和科学具象思维的区别是，后者同时考察所有相关因素的变化以及变化和变化之间的对应性。
随着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进化，各种类型的数量关系格局极其变化轨迹的统计资料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准确。相应的，人们只要养成科学具象思维的习惯，再借助计算机这种思维贮存方式，预测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广，预测的准确度就会越来越高。
关于多个变量共变时的数量关系格局及其预测性，计算科学领域有更加标准化和形式化的描述，并且对其规律性的研究的推进速度非常令人高兴。我们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发展概况，供特别有兴趣的专业人士参考（详细内容可以参阅：1、Chen XJ,De Giacomo G. Reasoning about nondeterministic and concurrent actions:A process algebra approa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1999; 2、Feng Yuan,Ying mingsheng. A process algebra approach to reasoning about concurrent actions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冯元 应明生 《基于进程代数的并发行为推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大部分读者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面对多个变量共变的并发行为，计算机科学的并发理论用带全局状态的进程代数PGS（process with global store）描述动态系统。这种形式化方法将进程代数的基本概念与行为推理中典型的描述方法相结合，从而允许我们用适当的控制结构来组织系统，比如顺序复合、并行复合、不确定选择等。PGS中的动作（action）分为原子动作（atomic action）和同步动作（synchronized action），同步动作是原子动作的多重集，同步动作对全局状态的贡献相当于各部分原子动作贡献的复合。通过对变迁语义的定义，PGS可以描述复杂的多个变量共变的动态系统，并对系统进行推理。
在带全局状态的进程代数动态系统PGS中，系统的一个特定状态称为格局（configuration）,格局表现为一个二元组 （p , s） ,其中p称为进程（process），描述了系统在该状态下所有可能的行为；s称为全局状态（global store），是Prop(设Prop是简单命题的有限集合)上的一个“解释”，即从Prop到真值集合（tt , ff）上的一个映射，它描述的是系统当前所处的状态，包括外部环境的状态等。当系统执行某一动作时，进程和全局状态会同时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格局的演化。
对格局之间的互模拟的探索能使我们关心的格局的预测性走向深入。进程代数是使用变迁系统来定义格局之间的强互模拟的；由于一个系统所可能做的动作不一定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也由于准确地确定系统的所有动作是非常困难的，进程代数还定义了格局之间的弱互模拟。

十五、需求交替假说

为了减少对客体自主表达的真实需求的计算和统计的复杂程度，也为了更方便人们判断每个客体的自主表达是有效表达还是无效表达，对五花八门的人类需求做一定程度的归纳是必须的，需求交替假说就是其中的一种归纳结果。
人的基本需求是作为自然人的需求和人作为社会人的需求的统一。人类有五种基本需求：人作为自然人即生物体有器官上对物质的需求（也包括情欲）；人作为自然人有满足好奇心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延伸是探索和创新；人作为社会人，作为相互发生关系和联系的群体，有相互依附的需求，表现为对他人依赖、服从、佩服的需求以及被他人依赖、服从、佩服的需求；人作为社会人有自由的需求，这是和依附需求相反并减弱人与人之间依附关系的需求；人作为社会人有要和他人完全一样即平等的需求，平等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自然需求可以概括为物质需要和探索创新两个变量；社会需求可以概括为自由、平等、依附三个变量。
现实的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现实的人同时具有物质、探索创新、依附、自由、平等这五种基本需求。不同的人这五种需求的强弱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点这五种需求的强弱不同，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由个体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这五种需求的强弱也各不相同。但总体上这五个变量是同时存在和互动的。互动的规律性极其复杂，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根本无法描述这种复杂的运动规律，它往往将其简单化和片段化。
对这五个概念的数量属性的考察包含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存量是共同体的过去的基本需求的积累。物质需要的存量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自由、平等、依附的存量主要是三种人类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制度化的程度，包括内在制度（习惯、风俗等）和外在制度（法律等）；探索创新的存量一方面表现为物质财富中的技术含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系统化和人与人之间科技关系向社会领域扩展和制度化的程度。
物质、探索创新、依附、自由、平等这五个概念是抽象思维进行归纳的结果，但进一步的思维就放弃了寻找它们共同性的抽象方法，转而跟踪描述五个概念的不断变化的量的格局，例如，按需求程度由高到低，物质、探索创新、依附、自由、平等是一种格局，探索创新、物质、依附、自由、平等又是另一种格局，等等。
现时点的由共同体的成员自主表达的各种需求进行加总而得出的五种需求的格局叫增量格局。一个共同体在某时点的增量格局是物质、探索创新、依附、自由、平等这五种基本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相互作用的过程极其复杂，把对这个过程的简单化和片段化的描述当成社会变化的普遍铁则（如历史唯物论所做的那样）是社会科学常犯的严重错误！虽然这五个变量的不同的存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增量（也可以是负增长）的不同增长速度的格局（现时的五种需求的格局），但一个共同体的基本需求的存量格局绝对不等于该共同体在现时点的基本需求的增量格局。并且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判断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在某时点的五种基本需求的增量格局，不用从存量格局出发进行推演的方法，而是通过直接统计人们的有效的自主表达来完成。如果人们现在的增量格局与存量格局有了较明显的差别，就应该及时调整目前的存量格局，形成新的存量格局。增量格局与存量格局明显的差别、不匹配是重大社会冲突的根源。改变一个共同体多数成员的目前的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内在需求（需求的增量）比改变内在或外在制度（人们以往的需求的存量）要难得多！企图用落后的制度系统（存量格局）压制或改变一个共同体的五种基本需求的增量格局，而不是使制度系统（存量格局）适应增量格局，是历史上许多社会灾难的根源！做得最好的时候也顶多是转移和拖延矛盾！


考察五个变量的互动关系，要分三种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思维方法：1、解释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研究的客体和对象是先人们留下的各种形式的信息资料，象自然科学那样的严密的抽象思维方法和非线性思维方法是应该走的研究途径。得出的是过去或现在的存量格局。信息资料不全就不能追求结论的唯一性，而要提出在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模型。2、探索当代的或现时的五变量增量格局及变化的规律。研究的客体和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选择，不能采用传统的先假设3个变量不变再考察剩下的两个变量的互动关系，而要运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考察五个变量共变时的互动格局。要让研究客体自己表述出他们各自的需求格局，表述出他们的个人的各种选择的强度，这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民意调查来完成的。用这种方式发现五种需求的格局可能优于各种主体观察客体的方式。难点在于个人选择如何转化为社会选择，但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按一定的近似程度将个人选择加总为社会选择，因为我们是把格局中的同一种变量分别相加减，它们的数量单位相同，可以直接相加减，例如，各个个体的依附变量可以加总，各个个体的自由变量可以加总，最后得出的仍是一个格局，是现时点的共同体的总的增量格局。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得出的社会共同体的选择比理论家观察得出的更接近真实。不断从个体需求格局统计计算出社会共同体的需求格局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基础。3、描述人类社会的远景图画。对每个变量的抽象演绎结果和当代人对未来的期望可以粗略地呈现几幅图画，但后人的增量格局（这个增量格局已经包含了当前的存量格局的影响）才决定“将来的现实”。
可以初步确定的是，这五个基本需求的增量的相互的量的关系是有其自身变化规律的客观关系。这五种基本需求中某些需求强于和高出其他需求的情况是交替出现的，某些需求在某一时期高出其他需求实质上是向五种需求的客观均衡关系的归位和调整。不存在某种需求比它种需求高级的结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只是在需求交替的频率很慢时对需求变化的片段地、静态地描述。交替和不停地趋向于五种基本需求的某种均衡状态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来看，纯粹的封建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依附关系，每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都被定格在阶级层级结构的固定位置。在多数人对于自由、平等、物质、探索的需求还没有足够大的时期，封建主义制度系统除了有效满足了人们的依附需求，也为其他种有限的、不大的需求提供了一定的狭小空间。
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对自由的需求，它把人们的依附关系完全以经济价值形式来表现，除了价值的依附关系以外，人们在其他方面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系统将五种需求都价值化了，应该承认，价值化是一种精巧的制度系统，它为五种需求都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是，在现代人类五种需求新格局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系统或价值化制度系统，已不可能单独包容或衡量人类的五种基本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明明在改进五种需求的格局方面取得了进步而经济增长率等价值指标却始终低迷和令人丧气
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对平等的需求，也排斥自由和封建依附关系。
纯粹的科技主义制度系统也尽力使知识探索和创新向社会领域扩展和制度化，它起着强化探索和创新需求的作用。
纯粹的物质需求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源于自然人的物质需求只是现实的物质需求的一部分，现实的物质需求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人类其他需求的物化形式或存量。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等等制度系统只是人们抽象思维的一种便利划分和概括，现实中不存在较纯粹的社会形态，经常的状况是一种混合社会形态。现实中的人们的追求或需要也大都是五个变量的不同量的特定组合。当然，在五个变量的互动中，某个变量可能在一定时期呈现出超出其它变量的情形，但这不能抹杀其它变量的存在和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等都是一种制度系统，具有平等性突出特点的制度可以归入社会主义系统，具有依附性突出特点的制度可以归入封建主义系统，具有自由和价值性突出特点的制度可以归入资本主义系统，等等。用简单化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的所有制概念来区分这几种主义不是科学的方法。在概念系统上，我们必须习惯于将所有制或产权制度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法律系统或制度系统。传统的产权语义指向（即归XX所有）是所有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换句话说，所有制或产权不仅有第一顺序的语义指向人，还有第二甚至第三顺序的语义指向人，一、二、三的区别只是一个共同体的制度系统所规定的产权的利益相关程度和支配力大小的区别。我们所说的所有制或产权的清晰，不是明确了产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就完事了，还必须明确第二甚至第三顺序的语义指向人，还必须明确界定这些产权语义指向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李四是私营企业主，他就是产权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而企业员工可能就是第二顺序产权语义指向人。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一来传统的产权概念还有什么意义？的确，我们就是要抛弃这陈旧的产权概念，树立现代产权意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这么做了，只不过理论和概念系统远远滞后而已。简单地以第一顺序的语义指向人意义上的所有制形式来区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是人类思维的一大错误。历史唯物论关于几种主义历史替代必然性的结论更是单纯抽象思维方法对真实社会的简单化的误解。我们区分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等制度系统的主要标准只能是看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全部制度哪些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性？哪些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依附和等级性？哪些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由和价值性？等等。在一个共同体的全部制度系统中，往往是有些制度体现社会主义平等性特征的程度大一些，有些制度体现资本主义自由和价值性特征的程度大一些，有些制度体现封建主义依附和服从性特征的程度大一些，有些制度体现科技主义探索和创新性特征的程度大一些，等等。
特别在当代中国和西方社会，五种变量混合的社会形态比较明显。五个变量同时作用、互相影响，共同决定了人类社会基本需求的大体格局，从而也决定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大体状况。一般而言，五个变量不是哪个比哪个高级的关系，每个变量长期高出其它变量后都会出现其它变量的高出，高出是交替出现的。现代条件下交替的频率要大大快于以往。也因为如此，社会科学要充分发挥其研究客体具有能动性的优势，设计出尽可能完备的话语信息传递系统，顺畅地获得各个时点的单个客体的五种需求的格局，并且进一步通过引入不同假设获得各社会群体的五种需求的格局。以前的理论家、政治家甚至企业家因为概念系统或思维系统的严重不完备，获得各社会群体需求格局的努力经常在两个方面受阻：一是没有对人类行为动机做出准确的符合逻辑的抽象，归纳的人类需求概念经常或重叠或交叉或遗漏，形不成完备的概念系统，当然也形不成确定社会群体需求格局的信息传递系统。二是严重忽略人类客体不同于自然客体的那种能动性，从而严重忽略人类客体传达信息的话语形式。研究主体（理论家等）完全高高在上，没有通过系统组织客体的话语形式来获得偏好信息，而主要通过观察客体行为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判断社会偏好。由于人类客体因能动性而导致的高度复杂性，这种方法的准确性较差、成本较高，有时甚至是以社会群体几十年的灾难性动荡为代价。直接从民意测验等话语形式得出的个人意愿在社会意愿的形成中的作用要远远优于理论家对社会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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