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推进民生，改善民生，打造民生政府，正在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重中之重，各地都有相关的完善民生措施出台，在推进民生的工作中也扎扎实实做了不少实事。如不久前，上海为解决老人乘车问题，推出了老人免费乘车政策，使老有所养、老有关怀真正成为一种制度；一些区县为失地农民提供镇保；某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交不起学费，政府从特别基金中开支；居民交不出巨额的医疗费由政府的医疗救助基金中解决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居民的困难，促进了社会和谐，有的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受助群众十分感动，也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我们将这种改善民生的做法称为“送温暖”。

　　“送温暖”有它的独特价值，不仅能够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而且可以通过“送温暖”，使人民群众理解改革开放，支持改革开放。但对于大多数低收入群体来说，“送温暖”虽可以解决一时一地的困难，但如果没有造血机制的根本改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应该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作为加快推进改善民生的基本战略，而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送温暖”，推出更多实质性的改善民生的举措。

　　我国当前的民生问题有其特殊性，它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收入差距扩大有关。一方面，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统计表明，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同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额位居全球第三。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中国还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带来的巨大成果并没有泽惠每一个人。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提出要让穷人分享发展的成果，让人民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缘于这一事实。据报道，我国最低与最高收入的差距10年前就超过了俄罗斯。早在10年前的1994年，我国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达到了0.434，2003年达到了0.461，已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数。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在不到20多年时间里，收入差距发展之快之大，必须引起充分注意。另据报道，1997年中国最低的20%的家庭户仅占全部收入4.7%，而最高的20%的家庭户却占全部收入的50.24%。此外，中国不同人群、地区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深圳与西宁比较，相对差为2.4倍，绝对差高达15481元；市民收入比较，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也日益扩大。与此相一致的是“三农问题”引发的社会关注，在近年的两会上，不少代表和委员关注“三农问题”，其核心就是要预防由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此，推进和改善目前中国的民生问题，必须从缩小收入差距出发，切切实实地遏制可能的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进而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此外，国外的经验证明，解决民生问题的各种措施必须落实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比较典型的国家如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上世纪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计）。一个有4个孩子的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仅丈夫工作，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个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瑞典的均贫富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政策。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朗、白领20200克朗，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这种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生活和谐，经济发展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地方对于改善民生的理解和做法大都局限于送温暖，这显然不够。我们不反对“送温暖”，但“送温暖”要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标。应该建立科学的收入差距缩小的指标体系，以此作为衡量一个地区民生建设的基本尺度。民生建设涉及许多方面，但最根本最主要方面的工作就是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而且因为收入差距缩小是实现社会和谐最根本的途径。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将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到合理的水平。同时，可以考虑将缩小收入差距作为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内容。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推出的各项措施，都应当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不是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作者系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法制委员会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原题:关怀民生要超越“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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