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了增长较快,结构调整加快,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截至今年三季度,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6万亿元,增长11.5%。预计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24万亿元,增长11.5%左右。

　　但当前经济生活的矛盾和问题也比较突出。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认为:"三过"问题很突出,经济增长仍存在着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性;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过大,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较大,涉及民生的领域仍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提出,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提出"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12字方针,这成为明年中国宏观调控的基调。

　　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会加剧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势必会增大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使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变成现实,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

　　近五年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

　　2003年以来,针对国民经济在新一轮增长周期上升阶段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逐步明晰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这是指导宏观调控实践、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

　　首先,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使我国经济发展避免了一次大的起落。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使国民经济连续5年保持了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发展态势,这是宏观调控的最大成果。在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的同时,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增强,又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短腿,推进协调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其次,在进行总量调控时,注重经济结构调整,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特有的一种宏观调控方式。我国多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反映出,总量出现失衡往往是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如果在宏观调控中不注意推进结构调整,即使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一时缓解了,也可能会出现反复,导致经济频繁出现大的波动。

　　近五年来,国家在促进总量平衡的调控中,通过加大一系列结构调整政策力度,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1)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研究提出并认真落实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2003-2007年中央预算内和国债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近3000亿元,比重由35.7%提高到48%左右。(2)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一是大力推动自主创新,集中力量实施了一批高技术产业专项。二是以节能减排为抓手,狠抓淘汰落后。(3)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新兴行业发展的政策。(4)加快发展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陆续开工建设一批大型煤炭基地,电力装机达到7亿千瓦,新增铁路营运里程5800公里,基本建成"五纵七横"国家公路网主干骨架,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5.3万公里。

　　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还需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虽然宏观调控取得了成效,但是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矛盾还尚未明显缓解,这是今后宏观调控需要解决好的课题。究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很多矛盾和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说,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相当突出,这既是长期以来粗放增长的结果,也与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的阶段有关。而转变增长方式、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等都需要一个过程,环境治理更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越来越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通过国内政策调控受到很多制约,国际市场变化和主要发达国家调控政策对我们的影响在不断加大。比如去年10月份以来,国内的粮食、食用植物油和猪肉价格的上涨,就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美元持续贬值有关。

　　三是一些政策效果的显现需要有个过程。这次宏观调控没有搞"一刀切"和"急刹车",在手段上也主要是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政策效应的显现不可能像以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直接调控那样见效快。此外有些政策措施配套协调性不够,致使一些政策措施的执行效果打了折扣。

　　四是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消除,在影响政策效果的同时还会带来新的问题。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牵涉面广,涉及利益关系复杂,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解决,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比如价格改革,我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才基本理顺商品价格,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则涉及更深层的问题,牵涉更复杂的利益调整,难能一步到位。

　　处理好这些影响调控效果的复杂因素,消除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下一步宏观调控的紧迫任务。

　　完善分配关系,提高要素成本

　　党的十七大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存在很大的结构性失衡,一个突出现象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偏快、外贸顺差过大,而居民消费相对不足。这既与我国的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一些长期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有关。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一直明显偏高,消费率则明显偏低。1978-2005年,全球投资率年均为22.1%,亚洲国家为27.8%,而我国则高达38.9%;发达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居多,亚洲国家总体为顺差,净出口率年均为1.9%,而我国同期为2.6%,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当前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一方面,加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重点支持农业、服务业、社会事业、节能环保、自主创新和欠发达地区等薄弱环节;另一方面,要继续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投资,严把土地、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强化产业政策约束,避免低水平扩张和重复建设。

　　二是调整财税政策,转变增长观念。目前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够顺畅,财权事权不对称,税制结构设置不合理,是一些地方政府大上投资,千方百计上工业项目的重要原因,需要实施有利于抑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的财税制度改革和政策。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财源划分,健全各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事权与财力相对应的分级财税体制,减少地方政府通过投资上项目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加强民主监督,促使各级政府将更多财力用于民生和促进消费方面,减少投资性支出。实施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国企将留存利润用于投资的行为。调整土地出让等非税收入的管理体制,抑制地方政府通过推动投资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的行为模式。

　　三是完善分配关系,增强消费能力。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主要是居民收入相对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重偏低,这既造成我国消费率偏低,也导致总储蓄率居高不下。要不断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就业市场,建立完善国有单位工薪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的机制;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通过财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规范高收入群体收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要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教育收费,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四是提高要素成本,理顺价格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改革,使土地、水资源、能源、矿产等价格真正反映资源的市场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严格环境监管和执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加强劳动用工监督检查,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的提薪制度,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协商机制,保证企业职工工资收入与企业效益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合理提高资金成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打破行政性垄断,引入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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