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州猎德村的四位“钉子户”得到了终审判决。广州中院认为，猎德“钉子户”影响了村集体利益和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其土地归集体所有，村里有权收回；由于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子不可分割，因而房子也必须一并交付拆除；至于拆迁补偿，则按照村股东大会通过的补偿方案所规定的标准。据报道，村集体曾在去年两次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以全体股东98.6%的高票通过了目前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看起来，和去年早些时候的重庆“钉子户”类似，猎德拆迁争议似乎主要是关于补偿标准。“钉子户”及其代理律师认为全村统一的补偿方案中含有“霸王条款”，没有充分考虑“钉子户”的特殊情况，例如没有补偿阳台、天井和房屋的第五层。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法院的实质性审查。

　　不错，猎德村确实召开股东大会通过了目前的拆迁补偿方案，而且该方案得到98.6%的高票赞成，因而其程序合法性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程序合法性并不等于实体合法性；猎德村的村民完全可能通过多数人投票的民主形式，剥夺四位“钉子户”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权利。2004年宪法修正案以及2007年实施的《物权法》都已经规定，土地征收或房屋拆迁必须给予补偿，虽然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补偿标准，但按照“公平市价”的公正补偿已是法治国家的通行标准。换言之，猎德“钉子户”应该获得什么标准的拆迁补偿，在宪法和法律上已有定论，而这个标准是民主投票改变不了的，即便100%投票赞同也不能为违法或违宪行为提供正当性。

　　不仅如此，猎德村的补偿方案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要求的公正补偿标准，还应该受到司法检验。众所周知，司法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关口。广州和全国各地的法院都应该理解，司法有义务解释并实施宪法和《物权法》所提到的“补偿”标准，防止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包括假借民主形式的侵犯。事实上，在法治国家，司法的首要职责正是在于防止所谓的“多数人暴政”（tyrannyofmajority），也就是多数人以“民主”的形式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确实，集体可以投票决定征收或拆迁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法院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旦决定征收和拆迁，当事人必须获得公正补偿；这不仅是集体不可能以任何“投票”的方式所改变得了的，而且也是法院所必须维护的宪法底线。

　　因此，司法有责任解释宪法和法律的补偿标准，并以此审查补偿方案的合法性。照理说，如果猎德“钉子户”在法院挑战补偿方案的合法性，例如是否可以将补偿限于四层楼并排除天井和阳台，法院即应该对方案进行实质性审查。但令人遗憾的是，法院在没有任何实质性审查的情况下就假设了猎德补偿方案的合法性，没有担当起宪法赋予的依法审判义务。事实上，假如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很可能已解决了猎德拆迁问题，就和去年重庆“钉子户”一样，不会继续“拒绝交付房屋，拖慢整个拆迁过程，侵害公共利益”了。

　　当然，再仔细看，猎德拆迁案还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猎德公司和法院判决的推理是相当可怕的：集体所有制土地是属于集体的，集体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收回属于它的土地，而其上的附着物似乎理所当然就得一并拆除了。试问这样一来，农民个人的承包地和宅基地还有什么法律保障？

　　我们知道，对于集体所有制土地，所有权未必那么重要，管理权往往更实在也更重要，而村集体土地的管理权是由村委会掌握的。在村民自治和法治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保证村委会不会滥用土地管理权，损害村民的土地权利。事实上，猎德拆迁案表明，即使在全体村民有效参与的情况下，还是可能发生侵犯少数人基本权利的事件。如果采用法院所认同的解释，那么，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法律保障似乎比城市土地更不可靠，因为要拆除附着在城市土地上的房屋必须经过国家征收，而征收必须符合宪法所要求的“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标准；然而，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集体是没有权力“征收”的，因而收回土地似乎也没有必要经过征收，或许村委会就能拍板决定，至多只需要像猎德村那样经过村民大会或股东会议投票决定。既然不构成“征收”，似乎也不需要满足和征收相关的宪法标准。猎德村的拆迁正是一个“以政府主导，村为实施主体”的这么一个权力主体不太明确的整体改造计划，而猎德公司似乎也正是依托了广州“国际化大都市的试点工程”这么一个政府背景才获得了忽悠“钉子户”的资本。这是否表明，只要村集体愿意和政府配合，就可以不经过征收程序“收回”村民土地并拆除其上的房屋呢？

　　不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宪法已经明确表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今天，我们不能再以任何“集体利益”的名义损害个人权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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