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风波”依然余波未了，魏英杰先生刊发《不要指望经济学家都为公众代言》一文，很干脆地提出抛弃“茅于轼们”，去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1月12日《中国青年报》)。其实，任何人真正的“利益代言人”就是自己，另一位“别的人”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芸芸众生生活在不同的“视觉级差”里。

　　所谓“视觉级差”，简单地说，就是有人看见脑袋，有人看见胸脯，有人看见大腿，有人则看见脚脖子；就像电视片《大国崛起》，普通公众看到的是“原来人家这么精彩”，而智识阶层看到的是普世价值软实力的没有涉及。大家看到的不同侧面，都是真实的，这不像瞎子摸象；但是“视觉级差”里的认知者，通常都拿局部真实来替代全部真实，谬误从此产生。

　　同是经济学家，张维迎和茅于轼都赞成提高大学学费，这就是“学家”眼中的视觉对象；而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网友一片反对声，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对象、另一种结果。同样，茅先生所见的我国高校穷学生的比例，“只占”到10% 到20%，他显然是看见一个“少”字，而我却看见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贫穷学生占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太多了。

　　我国的学费已经不低了，但“视觉级差”中的茅先生看到的却是“不高”。而少收少补也好，多收多补也罢，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是对学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方式、一种路径。不同的路径，所要抵达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帮助贫困学生能上得起学。所以茅先生的理论本质也是良性的，绝非劫穷济富，不应该受到那么多的谩骂。

　　哈佛大学的做法，或可值得借鉴。为了帮助寒门子弟“减负”，哈佛在去年12月10日宣布，出台新的财政计划 (12月17日《报刊文摘》。根据哈佛的新规，年收入在12万到18万美元之间的家庭，学生支付的学费仅为年收入的10%；6至12万的，拿出低于10%的收入用作学费即可；而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家庭，则免除学生所有学杂费。这总体上就是直接减免、分类对待，而不是“先交后补”，这与我们茅先生的设想是不同的方向与路径。

　　茅先生“先交后补”、“多收多补”的构想，须有很多的外设条件，才有望“兑换”成现实。比如，大学环境是法治的，资源配置是公平的，教育体制是非官场化的，而我们难就难在这些方面。在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地方，资源配置多一道环节，流失就多一分可能。美国是法治很健全的国家，要说哈佛采用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必定会公平得多，但他们也没有采用，而是直接的减免。

　　我们要进行“先交后补”，必然就产生双重难度：“先交”高学费，这是第一重难度，这对许多贫困家庭来说就已经难于上青天了，要借、要讨、要贷、要欠、要慈善救助，哪个都是难事；“后补”同样不容易，因为我们的高校早已严重官场化，高收入得来的学费，很多用于行政支出了；一两所学校、在一两个开明领导手上，完全可能做得到，但全国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官员化的领导，这就难保证了。

　　所以，如今征收高学费，最后的受益者很大可能就不是贫困生。“视觉级差”中的权力方，看到的对象大抵就是这“自肥”的“好处”；所以他们听了茅于轼先生的建议，恐怕早就三把钥匙挂胸口——开心开心再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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