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收费猛于虎，一站路过一站拦。这不是有趣的打油诗，却是无奈的民生曲。作为世态民情的一部分，今天遍布各地的公路收费站，差不多同时也是民怨收购站。今年广东两会期间，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再度抨击，目前全省公路收费站过多过乱，给民众徒增不便和负担，更影响城市融合协同发展。李德锋代表还建议，今年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一次彻底清查，对违规收费站点坚决撤除。收费站勒经济民生于困厄，各界厌恨莫不人同此心。

　　稍加比较研究的人，对这些数据已不陌生：目前全世界已建成的收费公路大约为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我国；目前我国已建成高速公路的90%，一级公路的80%，二级及二级以下收费公路的70%，都是收费公路；在广东一省，就有1.25万公里收费公路和292个收费站。数据枯燥无从体味，收费站泛滥成灾却有目共睹。收费站变拦路虎，已成国中一大景观。

　　然而，这盛世景观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呢？公路，顾名思义，是完整意义上的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无偿提供。这是一个现代责任政府必有的责任承担和服务意识。但在发展初期，政府财力有限，不可能由财政投资全部解决，收费公路政策因此出现。可以说，正是因为政府无力履责，才不得不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政策交换，完成本应由政府全力承担的交通建设责任。这是公路收费政策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此而言，每一座收费站其实都是一地政府公共责任的纪念碑，提醒这是无力履责之下的变通行为，是市场替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

　　但即便如此，每一个治权民授的责任政府，都必定追求尽可能快地结束这种公共责任旁落的变通行为，也必定知道这是不得已才向市场让渡的收费权力，而没有可能就此向公众和社会卸责，将原本应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共产品，变成需要公民另外出钱购买的市场消费，甚至公然成为一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获取垄断收入的摇钱树。除非它根本就无须向公众负责。

　　不幸的是，收费公路政策在特殊时期的正确性，已深陷无可问责的政府滥用之中不复被人惦念。进一步说，公众所痛恨的，不是收费公路政策的暂时必要性，而是躲在收费政策背后却无法问责、贪得无厌的各地政府部门。无法向一级政府问责，也就无法鉴别政府财政于公路建设到底能有多少投入，也就无法阻止地方政府，将公路建设的责任全部推给市场，由公众自行购买消费的冲动。这便是收费公路背后，政府责任和公权力运作的冰冷现实。

　　收费公路的大量存在，使纳税人不得不在税赋之外，再另外掏钱购买公路的使用权，这无疑是政府公共责任的一种失职。作为特定时期的发展策略，收费公路政策是政府迫不得已的责任转移，这种转移必定是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即使政府部门有天然的冲动长此以往，代议机构的政治问责也必定会阻止懒汉政府部门的倾向。

　　但这项临时的收费公路政策，在中国正变成越来越普及的常规办法。建设公路，本来是政府财政的支出项目，却变成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收入项目；甚至一些本来是政府投入的公路项目，也千方百计转成经营性项目，借此增加地方收入。政府的公共责任，在公路收费问题上，已到不堪入目之境地。

　　在行政强权不受监督的当下，收费站问题的最终求解，依然只能以民生政治、和谐社会的感召，对日益扭曲异化的地方收费公路政策以鞭策，促使政府部门缩回伸向民众荷包的黑手，回归自身应有的公共责任。最起码能做到，让每一个收费站都明明白白收费，清清楚楚还贷，堂堂正正存在。既然不能问责，便需公开透明，而不能问责的透明，它从哪儿来呢？这真是一个无奈的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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