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据多家媒体报道，印度政府近日通过新财年的经济预算，其中最大的一笔预算，就是同意勾销农民77亿美元债务，其中包括呆账坏账和一些可疑贷款，以促进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

　　另一方面，外资银行也突然对我国广大农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花旗银行出资100万美元打包给10多家小额信贷机构，让他们在农村放款；汇丰银行在中国湖北随州开设了首家外资农村银行，今年它还将在我国农村地区开设6至10家分支机构，两至三年内要达到30家左右。

　　这两则似不相干的新闻，其实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农村市场的启动都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两国先后出台的多项普惠农民的相关政策，正是对这一战略意义的确认。

　　众所周知，美国次债危机正在蔓延，许多国家如临大敌，积极应对，由于目前次债危机的扩散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对其风险的规避与预防已迫在眉睫。由于中国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美国次债危机将降低美国国内消费需求，进而导致我国对美出口的下降，倘若国内消费乏力，就容易出现供给过度和产能过剩问题。

　　美国个人消费开支原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美国商务部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零售业陷入了2002年以来最疲软的时期。这意味着，美国需求降低可能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带来影响，进而，造成这些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对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由于印度经济高速发展，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减免70多亿美元的债务不会对印度经济发展造成大的影响，却能对增加农民的消费信心产生积极作用。另外，印度的信贷消费发展迅速。以汽车消费信贷为例，印度的汽车消费信贷已占汽车总消费的6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如美国汽车消费信贷占比80%），而我国目前仅占5%左右。印度消费信贷的发展使得印度近年来始终未受到内需不振的困扰。

　　因此，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对我国的重要性更甚。一旦这个庞大市场的消费启动起来，一些在城市供给多度的产品就能得到释放，这将加速产品与资金的流动，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消费的效率。

　　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连续出台了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它们共同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进一步激活农村消费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信贷的支持，尤其是在次债危机蔓延、贸易摩擦加剧的大背景下，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已经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因此，无论是花旗银行还是汇丰银行，它们积极抢占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具有相当的先见之明。目前，农村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启动，亟需信贷资金支持，这是实现农村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保障。

　　需要强调的是，外资银行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展的主要是小额农贷业务。小额信贷突破了农民贷款需要担保抵押的制度性障碍，且手续简单，风险分散，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占领市场，赢得农民的信赖。而农民本身的淳朴特点和讲信用的传统，又决定了小额信贷的低风险性——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穷人银行家”之称的尤努斯，以自己2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农村市场的启动对于缓解通胀压力也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知道，农村与城市的通胀压力是不相同的，比如，在城市过剩的一些产品可能正是农村所需要但供应不足的产品，而另外一些在农村过剩的产品在城市又可能紧缺，关键在于农村与城市两个市场之间的衔接存在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CPI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倘若农村消费市场启动，这两个市场之间的互补作用将能够发挥出来，商品的快速、高效的流动，就能够有效缓解通胀压力，有望促使CPI指数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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