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作为会议重要内容之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提出，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

　　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经济能否在稳中求进、好字优先的基础上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持乐观态度；而支持这种乐观态度的最主要依据是，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推动这种增长的机制正在不断得以强化。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发展方式逐步转变，发展潜力不断提高，发展活力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均开创了新局面。

　　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伴随中国经济起飞过程，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乃至“泡沫论”、“崩溃论”始终死而不僵；另一方面，为某些发展过程中很难避免的阶段性矛盾所障目，近年来在“反思改革”的旗号下亦出现了一些针对改革的不和谐音调。这两类极端的观点，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功用并不仅止于在30年间将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贫弱国家助推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由它而总扩的一系列实践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由于具备很强的内部配套优势，其自身制度的完善与否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推崇“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中国这个遵循“渐进”与“增量”改革方式的转轨经济体较为持久地实现着制度的动态改进，其中最为显著处在于，中国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主导的经济繁荣局面有了明显不同，这些不同包括：首先，市场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次，私有产权概念不断明晰；第三，加入世贸组织“逼迫”市场运行更为透明与稳固；第四，市场化的融资体系正在建设中，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已取得长足进步。

　　当然，应该看到，中国经济这条航船同样面临不少暗礁，其中有些属于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尚未缓解、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节能减排形势相当严峻、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等；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突发的、外来的不利因素，如年初南方部分地区遭遇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带来的损失、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国际油价上涨等造成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

　　这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因为中国人口多、市场大，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具备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自主创新、改善民生等方面还存在巨大潜力，经济发展回旋的余地比较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自30年前起，筚路蓝缕渐上正轨，无论是在观念、知识、技能、制度等方面，都已具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可能和必要，因此，只要能够继续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中国经济的稳中求进当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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