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生效伊始，中小企业即普遍倒闭，这固然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但如果说《劳动合同法》完全与此无关，也未免流于武断。有一种观点特别值得辨析，即认为附加值太低的加工企业本来就该淘汰，所以它们的倒闭不是坏事，反倒有助于产业升级。这种观点看似合理，其实未必成立。民营中小企业固然主要属于低端的加工企业，但这个话题尽管已经说了很多年，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地区，自主知识产权支撑的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仍然很难发展起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对高端产业可以乐观其成，但不能对产业升级的进度估计过高。

　　中国产业升级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征程。在产业升级实现之前，低附加值的加工企业并不多余，而是支撑过渡期经济增长的必要元素。否则，要么民营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导致产业空心化；要么，中小企业倒闭腾出的空间，基本上被诸如汽车、石化等项目所填补，所谓产业升级就不过是新形式的国进民退。而重化工业的就业容量远远不及中小企业，而且环境风险更高，利益结构趋于国富民穷，其综合社会效益因此未必比中小企业更优。产业空心化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但中国经济的重型化则已无可回避，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愈趋激化，这显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福音。

　　如果说民营中小企业都是土枪土炮，那么中国经济还离不开这样的土枪土炮，中国经济还高雅不起来。但很多论者被GDP总量所迷惑，似乎穿上GDP高增长的新装，自己就真的成了王子。以政策导向人为驱赶民营中小企业就成了一种新时尚。不切实际，好高骛远，把产业升级的前景当做现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富贵病。正是因为这样的富贵病，中小企业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后的大面积倒闭并没有引起足够警惕，反而普遍视为必然和正当。

　　居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不构成淘汰中小企业的理由，民营中小企业还需要大发展，这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也确实是很多民营中小企业的短板。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这就需要更多着眼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民营中小企业普遍负担过重，过高的税费和政府寻租所需的其他隐性成本，最大限度地压低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使企业不得不靠劳工的低权利红利维持生存。如果政府能给企业让利，只保留公开的税种，把政府的非税收入和其他寻租隐性成本砍掉，从而加大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主本无须靠劳工的低权利红利讨饭吃，那么劳工权益自不难提升。

　　政府让利还有一个具体内容，就是主要由政府承担社会公平的责任，而不是把这个责任主要转嫁给企业。比如《劳动合同法》规定，“老弱病残”员工必须由企业自己承担，不能随意推向社会。其实企业不承担并不等于必然推向社会，企业承担不了还有政府。企业的社会分工是负责效率，政府的社会分工是负责公平，从这个角度看，“老弱病残”当然该由政府包起来，而没有理由都推给企业。与此同样逻辑的，是无限期合同的规定。如果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是可靠的，一旦失业，国家提供的失业救济金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那么劳动者就可以比较从容地面对失业，失业痛苦指数就可以减至最轻，而不会发展到危及社会稳定的程度，也就无须牺牲企业的用人自主权。总之，让政府遏制自利的冲动，进而社会公平主要让政府来埋单，那么民营中小企业纵然属于低附加值产业，也不难拥有正常的盈利空间，而无须跟自己的员工争食。这才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根本出路。

　　经济发展不能靠劳动者的低权利红利来支撑，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个社会共识，这是一个巨大进步；就此而言，《劳动合同法》具有积极意义。但政府如何为企业让利，为劳动者让利，主动承担社会公平的责任，而不是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企业，这个问题却更突出，更亟待解决。这点上，《劳动合同法》有明显瑕疵，中小企业主要求修订《劳动合同法》，并不是无病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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