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看作是继《国富论》后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以至于《泰晤士报》为凯恩斯（1883-1946）写的讣告都说“要想找到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而实际情况是，在《通论》初次出版后的二十多年里，专业经济学家们争论最多的不是该书的观点是否正确，而是这本书里究竟讲了什么，正像时下很多书评，对书籍的批评已远多于对其内容的了解。因此我也更倾向于把接下来的文字称作我所理解的凯恩斯及其经济理论，毕竟连萨缪尔森都承认在开始阅读时看不懂。

　　人们印象中的凯恩斯常常是平面的，而实际上凯恩斯虽以经济学家闻名于世，但其实经济学只是占其丰富人生的很少戏份。这位长时间担任财政部公职的剑桥天才，马歇尔的高徒，一生中两次经历世界大战，且都参加了战后和谈和经济规划，其在二战后参与规划和创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至今仍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战结束后，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会谈中他认为盟军对德国的赔偿要求总量过大，是一个“不道德、不明智”和“自杀性”的和约，并愤而辞去谈判代表职务，转向写作《和平的经济后果》。该书对改变人们的意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使对德赔偿数额得以减少，也有人因此要凯恩斯对后来的希特勒崛起负责。

　　也许是长期在财政部任职的缘故，凯恩斯关注的都是宏观、总量上的因素，其研究结论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在可计算的总量，比如工资总额、总需求、总投资或总产出、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着简单而稳定的函数关系。这种思考角度上的不同已经构成了其与李嘉图为代表的，更加关注微观经济结构和均衡的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要分野。另外，与古典经济学家赞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不同的是，凯恩斯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

　　在凯恩斯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中，《货币改革论》（1923）和《货币论》（1930）应该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国内一直没有见到有权威中文译本，笔者也就无缘得读。《通论》则是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凯恩斯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成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后来的宏观经济学都是建立在《通论》基础之上的。

　　《通论》开篇便对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发难，指出在“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情况“非自愿失业”，并以美国1932年的失业问题为例证明了“在劳动者没有明显改变最低工资要求，又没有改变他们的生产率时，却出现了巨大的就业量变动”，进而在第三章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并提出国家必须直接进行投资来使社会的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量，以便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失业问题。凯恩斯指出，“在既定的消费倾向和新的投资量的情况下，只存在一个均衡的就业量……但在一般情况下，也没有理由期望均衡水平的就业量（恰好）等于充分就业。”

　　《通论》的中心思想是有效需求理论，因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失业增加和经济衰退，而利率、工资、价格等因素并不能使经济体系实现自我调节。凯恩斯提出：“只要政府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实行公共开支和经济军事化，就可解决失业问题，化解经济危机。”这一理论为各国实行干预经济的政策打通了任督二脉，成为不分阵营的各国政府争相实践的理论依据。

　　一直被人所诟病的并非任何分析细节或学术结论，而是贯穿《通论》全书的一般方法，即依靠一些可以进行精确计算的数字，而忽视了很多支配着经济系统的各种关系。他一开始思考的就是各种总量，尽管这些数字不是非常准确或者过于依靠总量、平均数这些似是而非的统计口径，而事实往往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宏观经济学赖以计算的数据基础，都会随着微观经济结构的改变而发生迅速变化，因而根据不变因素假设得出的结论经常是误导的。

　　这种对宏观问题比微观问题更感兴趣的学术取向，可能也根植于自剑桥时代就开始并影响了凯恩斯一生的、一个叫做“剑桥研讨会”（更为流行的名字叫“使徒会”）的秘密社交圈子，这个圈子深受哲学家G.E.摩尔及其伦理学的影响，其对个人道德标准的强调与尊重在凯恩斯的很多行为中都有表现（如前所提其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以至于后来的传记作者都认为引导他进行学术研究的是“一种消除愚蠢、浪费和荒谬，促进文明的、强烈但更抽象的道德义务--而不是更直接的知识”（长春出版社出版《凯恩斯传》莫格里奇著）。

　　凯恩斯在去世前几周，与其惺惺相惜的“论敌”哈耶克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关于《通论》的谈话，他说：“这些理论在20世纪的30年代有着迫切的需要，但我确信，一旦它们变得有害，就会很快让公众舆论发生变化”（哈耶克《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革命”的个人回忆》）。故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册本只是解决一时之需的应时之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被当做宏观经济学的蓝本和框架，其间的草率和莽撞自然不是凯恩斯生前所能料想的。

　　斯人已逝，主义犹存。我们已经在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影响下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其间我们不断发现其中的纰漏甚至谬误，但这种宏观分析的框架已经融入了全球宏观经济一体化的方方面面。在新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出现以前，全世界都将注定继续以有限的理性和似是而非的数据，在凯恩斯爵士提供的宏观经济分析语言、框架内进行宏观探讨，而这可能也就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凯恩斯理论经久不衰的学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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