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血汗工厂”风波让张茵成为已被频繁拷问的中国廉价制造模式的最新“被告”

　　前“中国女首富”、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和信誉危机。在一份来自民间的《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中，玖龙纸业被描述为旧社会包身工所处恶劣工作环境的翻版。而被看作是“暴力资本家”的张茵，当时正忙于进行在全球发售一次性还款优先票据，向亚洲及欧洲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展开路演。

　　那些看上去确凿无疑的指责包括：工人需直接用手接触没有经过任何消毒处理的进口废纸而缺乏手套、帽子、鞋子和防护眼镜等劳保用具，一些经常需要用手将废纸泡在水中的员工出现发炎和脓肿；接触粉尘及化学用品岗位的辅助工没有被安排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而在玖龙的《员工手册》上，调查者发现其中约有15页是关于罚款的，林林总总共有87条，包括对工人不按规定从东大门进厂、坐车插队、忘记刷电子卡、上班吃零食等的处罚。

　　这些千奇百怪的苛刻规定并不得人心。在张的反对者们看来，让这家帝国式的企业旁若无人从血汗工人衣兜里抢走他们的劳动所得并肆意压榨他们，是不能容忍的。而在此之前，张拥有着不错的名声。她白手起家，经营着外人不屑的“破烂生意”，在20年间就传奇般地将玖龙提升至全球最大的包装用纸和废纸回收公司之列，并跻身中国最富有商业人士之流。然而在这场气势汹汹的变故中，张所赖以成就的这一切似乎成了沸腾民怨所乐于打击的“托拉斯目标”：规模巨大、资本雄厚、冷酷武强、怨声载道，而且全无悔过之心。

　　这已经是张茵今年第二次直面公众舆论的“道德评判”——第一次是今年两会期间，张大胆地倡议修改已经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主张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修改为有期限劳动合同以及降低富人税负。而此次玖龙纸业涉嫌“血汗工厂”一事曝光，则将张茵推向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审判台：她是一位深忧中国廉价制造未来的财富创造者，还是一位表里不一的剩余价值无情榨取者？

　　警钟为谁而鸣

　　这场声势空前的道德指责显然影响了资本市场对其的估价。评级机构标普给予玖龙纸业此次债券发售以“BBB－”评级，按照其评级定义，即指该公司“目前有足够偿债能力，但如果处于恶劣的经济条件或外在环境下，其偿债能力可能较脆弱”。张曾经不止一次地碰到人生中最尴尬难熬的时光：怀揣三万元人民币在遍地荆棘的香港创业，在小儿子出生仅仅一个月时重返商场，或者处理复杂棘手的劳资问题——仅仅五个月前，玖龙就有600多名工人因不满新的劳动合同而抗议公司变相克扣福利，集体罢工并堵塞交通，引起玖龙股价大跌。在那次罢工中，张茵辩解称，事件纯属误会，“玖龙绝无克扣福利或减薪的计划”。

　　张过去建立的商业帝国是中国廉价制造在全球崛起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例证。位于东莞市新沙港工业区的玖龙纸业工厂，是全球纸及纸板生产设备最集中的基地之一，在这个常住人口不足7万、外来人口不过3万的小镇里，这家超级公司对当地的影响深入骨髓，其员工就有9000人。玖龙每年进口的废纸原料总重量相当于17艘航空母舰，为此该公司拥有500台超大型集装箱卡车。不仅如此，张还希望在今年6月将年设计产能增加至775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的箱板原纸生产商，2009年则将进一步提升至1055万吨——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100艘全世界最重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的重量。

　　张所身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显然已走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尴尬拐点。新劳动法、外资企业加重的纳税负担、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和不断升值的人民币汇率，这一切都在挤占类似玖龙这样的中国公司的利润空间。作为“世界组装车间”，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值率都很低，出口商品在西方市场终端销售价格动辄是中国交货价格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些中国制造商并无价格控制权。在这样的分工格局下，制造工厂所能够提供的只能是技术含量低下、待遇微薄的就业岗位，而位于价值链条最低端的产业工人则不得不直面这一切。

　　张并非孤独的“被指责者”。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一家劳工组织指责说，为美国迪士尼和孩之宝、日本万代(Bandai)等客户供货的中国玩具制造商工作条件“极为恶劣”，而跨国企业通常对“安全问题视而不见”，并忽视供应厂商的劳工环境，应该为此负责。在“血汗工厂”的历年名录上，也不乏如GE、苹果和戴尔等跨国公司。

　　关键问题在于，劳动力的低成本好比兴奋剂，经济萎靡的时候打一针，很容易让人在此后沉溺并过度依赖于这种非正常的亢奋状态。对中国而言，继续维持这一发展模式无疑于饮鸩止渴，并对资源造成极大耗费。有良知的企业家应该为员工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不是“黑砖窑式”的作坊，而是其收入足以满足劳动者个人和家庭有尊严生活的就业机会。

　　任何人都能从玖龙纸业的此次风波中听到警钟的声音。仅在数年前，这样的指责还鲜有发生。从广袤的农村土地上蜂涌转移的劳动力大军曾经挤满了中国东南沿海无数制造工厂的大门口。2000年夏天，当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前往深圳一家电子零件厂参观时，他吃惊地发现，在这个雇员上万人的工厂里，月薪不过80美元的工人中没有一个近视眼，工厂主很自豪地说，如果发现谁的视力有问题，就立刻更换她，因为有大批人在等候这个工作机会。

　　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巨大转变。珠江三角洲已经连续3年面临劳动力荒的问题，工人对劳动条件、薪酬待遇的敏感和维权意识的觉醒，促使劳动力市场的谈判地位发生扭转，无视这一趋势的工厂主不仅受到来自客户的压力，而且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劳资冲突。此前，中国长期存在的拖欠工人工资、强迫用工和虐待工人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不满。自2002年以来，提请劳动仲裁的案件以每年25%以上的幅度增加，而于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则规定今后的劳动争议仲裁将不再收费，提请手续也更加简便。

　　政府应该努力创造条件避免新一代产业工人继续挤满条件恶劣的流水线。根据现行工会法律，拥有25名雇员以上的公司应建立一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分支机构。但这一规定的执行情况参差不齐。在西方强势工会的主导下，如果劳工拒绝合作，那么公司就有缩编、破产或清算之虞。但在中国，工会一直处于低微、温和、不作为的尴尬地位，并时常成为管理者利益的同盟。对于一个“非花瓶型”的工会而言，有关企业责任的切实履行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骑墙做做样子那么简单。其繁杂的工作内容中理应包括推动产品与工序风险的透明度，道德、人权和环境政策的实施，以及强化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介入等等。

　　玖龙纸业所折射的问题反映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若没有代表产业工人利益的强势工会参与博弈，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贸易以及被买方价格钳制的经济模式不转换，所谓“血汗工厂”的指责就难以绝迹。4月23日，此次风波的主角张茵，在一次非正式的对媒体的回应中称：“我一定会把企业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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