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是一个更加尊重自由贸易的政府，而现在的布什政府非常抵触对建立自由贸易体系做出任何承诺。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来自美国财政部的这种声音是令人非常难堪的。”5月26日下午，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知名经济学者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以下简称巴罗)对美国参、众两院和美财政部向中国汇率提出的警告这样回答。作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巴罗教授目前是哈佛大学沃伯格经济学院讲座教授，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此次他应邀参加5月30－3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北京论坛”。

　　5月26日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发表了以“资产溢价”为题的学术演讲，进一步拓展了瑞兹(RietzT.A.)1988年关于资产溢价的模型。演讲之前，巴罗教授就纺织品设限和人民币升值等问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的独家专访，其间，这位《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商业周刊》专栏作家一连几次将美国针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举措描述为“令人难堪的、不理智的举动”。

　　

　　“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自己的事”

　　《21世纪》：近期美国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对中国7类纺织品的两次设限，更使得中美的贸易摩擦升级，这场贸易战的动因是什么？

　　巴罗：针对进口自中国商品的保护主义近来在美国非常明显而强大，尤其是纺织品领域，这种保护主义是人民币升值压力背后的主要动力。事实很清楚：无论是从价格还是质量上，美国的商品都无法与中国商品竞争。我认为美国政府制定这样的经济政策令人难堪，这从经济原理上也讲不通。事实上，美国已经从来自中国的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中获利不浅，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大国，没有道理抱怨来自中国的商品，更不应该通过设置壁垒或配额来进行保护。

　　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可能是合理的。理由很简单：低价的商品能够获得足够的承认并相应进一步发展壮大，之后就有可能以更高的价钱出售。升值人民币将是实现这种模式的一种途径。就中国目前的发展来看，中国能够承受25％到30％的升值。不过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与外界的压力或者干涉不应该有关系。

　　《21世纪》：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双赤字与人民币汇率有直接关系。你是否认为人民币升值之后能缓解美国的双赤字？

　　巴罗：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确存在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但是人民币升值对于美国的双赤字的影响效果很难预测，后者还需要结合许多其他的因素考虑，包括美国制造商将如何回应新一轮来自中国的商品，同时也取决于美国人如何回应升高的中国商品物价。事实上，完全有可能获得与预期相反的结果。

　　不过，一般而言，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会缓解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但这与美国的财政赤字、政府预算赤字都没有关系。美国从不愿意削减政府支出或预算，这才是美国财政赤字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这显然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双赤字而指责中国是一种不理智的举动。

　　中国升值人民币有自己的理由，通过升值，商品、服务以及工资水平都渐渐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靠近，通过升值能够获得一部分潜在的收益。这些都构成合理的升值动力，但是这绝不应该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这同样也适用于欧盟。来自欧盟的压力同样也属于保护主义。所以，中国即使升值人民币，也不应该源于外来压力。

　　

　　政治对经济危机有重大影响

　　《21世纪》：你认为应该如何协调中美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摩擦？

　　巴罗：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很难抵御来自强势大国例如美国和欧盟的压力。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是，一国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应该保持不变，因为这对于国际关系稳定至关重要。当然，蒙代尔教授对于这一点有更精辟的阐述。然而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却一再提出，中国稳定的汇率政策是非常不公平的，甚至指责中国在“操纵货币”，这是非常不理智的举动。一个国家拥有稳定的汇率政策是应该赢得足够的尊重的，这当然也包括设定与美元的稳定兑换汇率。听到来自美国财政部的这种没有道理的指责令我十分难堪。

　　《21世纪》：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两次设限，其依据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补充条款“421条款”和《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的第242条。而实际上，美国的举措并没有严格遵循“242条款”，其“421条款”也与国际规则存在明显的冲突。你如何看待这种美国国内法与国际原则相冲突的现象？

　　巴罗：美国正在尽一切可能来建立一道针对中国商品的保护墙，尤其是针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我同意美国的具体做法与WTO原则相违背，不过我相信财政部政斯诺将回应说，中国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样不公平。但是这种回应显然不具有任何逻辑上的合理性。中国的汇率政策保护本国的工业，这首先应该是中国的内政，别国不应该指责或者干涉。其次，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也是对美国消费者的忽视。浮动汇率并非对整个经济都有益处。虽然浮动汇率能够为美国的一些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带来生机，帮助他们从竞争中存活下来，但是美国的整个经济不会从浮动汇率中获得好处。指责中国的稳定汇率政策，并向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政策。

　　《21世纪》：你如何看待美国在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相冲突的处理举措？

　　巴罗：与目前状况相比，几年前美国的自由贸易立场更明显。那时候，美国积极参与一些建立或者推动自由贸易的事务，例如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发展进程等等。这些努力都有助于全球自由贸易法则的建立，而中国加入WTO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能够有效地缓解政治压力。但是我们必须从具体案例来分析这个问题，显然纺织品争端就不属于上面提到的这种例子。我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是一个更加尊重自由贸易的政府，而现在的布什政府非常抵触对建立自由贸易体系做出任何承诺。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21世纪》：你如何看待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何判断政治事件在国际金融危机处理中所起的作用？

　　巴罗：我曾尝试解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我的论文中，我提到了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危机，在这些危机之中，政治明显起了重要影响。几周前，我在韩国谈及了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如何引发金融市场上的种种现象，包括资产溢价。

　　政治如何在不同地区的经济中起着不同的影响？我认为其中有三个因素是关键。首先是危机的可能性，它会影响到金融危机的预期；第二个则是危机的全球性和当地性，即危机是当地性的也是全球性的；第三个影响因素则是当地金融环境是否开放，是否与世界金融联系密切。我认为这三个因素都牵扯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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