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自己是“工作狂”并不是李亨道向记者表示自矜。在2002年3月履新三星中国公司总裁之前，59岁的李亨道已经在三星集团总部工作了30年，性格沉静的他连个人的爱好都出于工作的需要。为应付社交场合，10年前李亨道开始打高尔夫球，如今，他每天都拿出两个小时学习中文。

8月16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李亨道用中文一字一顿地说：“我来中国5个半月了，虽然我学习汉语很努力，但是我说得还不太好。”即使说得很流利，他也不至于用中文向三星电子CEO尹钟龙问好，那几天后者正好来中国的工厂考察工作，“怕他听不懂。”

倒也喜欢读书、旅游、看电影的李亨道，印象中1998年之前韩国电影没什么可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特别大的转机，特别是在思维的方式上。韩国开始对软件、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很好的创意。”让人惊奇的是，韩国既可以产生三星、LG这样的国际品牌，还可以“输出创意”—由三星投资拍摄的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在各地火爆上映，甚至还被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买下其美国版权。

转走高端路线

镜头一：上海，徐家汇闹市区。在韩国帅哥安在旭（流行韩剧《星梦奇缘》男主角）广告牌下，一家手机专场店，标价4420元人民币的三星Anycall手机，卖到断货。

台词：三星电子全球行销主管Eric Kim说，“诉求高价位的顶级消费形象。”

背景：美国《商业周刊》“年度设计奖”一向是欧美公司的天下，今年被三星包揽电器类金银铜5大奖。自1998年邀请前IBM设计师Tom Hardy以来，三星已经共获17项该奖，居亚洲公司之最。

当李亨道把三星电机（从1993年起任CEO）的规模做大6倍的时候，三星却在中国经历着发展之痛。虽然目前三星已经在中国投资23亿美元，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三星的各个部门，从洗衣机到录像设备都严重亏损。过去，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三星只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

1996年就在三星中国工作的战略企划部经理朴青石记得，1997年尹钟龙执掌三星电子大权后不久，三星清点中国的业务，撤换了大部分的中国主管，关闭了23个销售网点，7家工厂要生存的话就必须扭亏为盈。后来，三星也不再推出其全部产品，而是精心选择一些高档产品，如豪华型洗衣机、香港明星陈慧琳作形象代言人的超薄笔记本电脑等，大力进行营销，并且集中在大城市而不是在全中国铺开。在其它领域：CDMA手机、MP3、LCD显示器等，三星也如法炮制，抢占高端市场。

“在中国经营的教训给人们一个明确的信息——要想成功，必须另辟蹊径。”能在2001年销售额达到38亿美元，并将在今年超过60亿美元，三星的高端路线起了很大成效。“三星必须做到跟国内企业的错位，不与低端竞争。”李亨道说。而“选择和集中的战略”，其实也是三星和其它韩国企业成功渡过金融危机的切身经验。

金融危机使亚洲满目疮痍，韩国大企业集团都未能幸免，它们急剧的多元化扩张，从造船、半导体到汽车，也为之元气大伤。但是，前所未有的危机使这些具有魄力的公司抓住了大修的良机。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三星、LG等率先走出阴影，成为企业改组的楷模。它们还走上了数字时代的前沿，具有了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同行也因此转而学习韩国的经验。

高价位的巧妙在于“创造了一种高档次的形象，反过来又刺激了销售”，Eric Kim说。最明显的是手机。2001年推出的色彩鲜亮、售价360美元的三星A288手机在中国卖出了30万部，买主多为年轻的职业女性。420美元的N628手机以其鸟鸣、流行音乐等个性化的铃声吸引着消费者。李亨道透露说，起价800美元、能上网的Nexio手机也正在研究在中国销售的时机。三星的目标是到2005年将中国的销售额翻3倍，并成为与索尼、摩托罗拉一样有影响的品牌。

危机感

镜头二：汉城，三星工厂操场。当着所有员工的面，会长李健熙把回收来的一批有问题的手机（信号不好），点火烧了。

台词：1993年，李健熙提出了“新经营”理念，三星必须以质量而不是数量为中心经营，并在21世纪成为世界超一流企业。

背景：以前摩托罗拉在韩国占80%，为了超过它，三星做过一个调查，知道要适应本国的地理，韩国山多，保持通话质量就很重要。加大功能后，三星手机现在本国占有率为55%。

还有一个质量的故事在三星津津乐道：1991年，李健熙去美国考察市场，发现日本的产品摆放在柜台中间，三星的却被冷落在一个角落，一摸还有灰尘，价格上三星也比日本的便宜。他就把两台录像机都买了，拿回饭店拆开来看，发现三星的零部件比日本的要多，却笨重又卖得不合算。

与之相媲美，现代汽车CEO郑梦九1999年上任后不久，一走进蔚山市的工厂，就要求打开一辆索娜塔轿车的引擎盖。里面电线松垮、胶管凌乱、螺栓被涂成四种不同的颜色。他大为不悦，要求工人把一切整理得井然有序，否则不能让任何汽车出厂。郑梦九生气地怒吼：“你们必须注意最基本的东西。要生存，我们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汽车质量提高到丰田汽车的水平。”

“日本制造”给了韩国企业很大的刺激——当然现在韩国经济已经“击败日本”，今年5月，《朝鲜日报》“Beating Japan”的专题指出：由创意引导的品质与竞争优势，正是新旧韩国的分野。

从那以后，质量开始提上三星“新经营”的议事日程。1993年，三星的高层管理人员二、三百人在德国开会，发布“法兰克福宣言”，确定以质量为准，要做到世界第一或者拥有世界第一的竞争力。李健熙警告说：“我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的生存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带来了沉痛的打击，但“三星受到的冲击比较小，我们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和调整，危机感早就有了。”李亨道说。

即使如此，当金融危机发生时，三星也为每月亏损数百万美元感到痛苦。1998年7月，三星电子CEO尹钟龙和九位管理者在宾馆里关了一整天，最后决定必须在之后的五个月内将成本降低30％，否则会有破产之虞。每个人都写好了辞职信，如果失败便主动请辞。为保有现金量，尹钟龙卖掉了非核心业务，不得已打破了韩国终身雇佣制，还带头退出了高尔夫球俱乐部。

全球竞争

镜头三：纽约，时代广场。蜘蛛侠急速飞过一块广告牌，那原本是三星电子的广告，但在电影《蜘蛛侠》首映中，却换成了美国公司，正式版本又恢复过来。该电影的制作工作室是日本索尼的子公司。

台词：三星电子数字媒体CEO陈大济开玩笑说，“他们想把我们从时代广场赶走。”

背景：以2001年营业额320亿美元，净利润约22亿美元，三星荣登《商业周刊》IT 100强榜首。在全球品牌价值100强中，三星名列34位，品牌价值为83亿美元。

很快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三星有着新的危机感。李健熙以波音747飞机比喻三星，747大而稳，但超负荷以后有危险，如果在一定的时间飞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会爆炸。“三星如果不往前发展，成不了超一流企业，肯定会灭亡。”三星为此推行了“数字化战略”，开展全球性的竞争，其触角广为延伸。三星的管理层吸收了懂外语的年轻人，还向外国人开放，任命三位非韩国人加入董事会。

当初人们对三星并不看好，但是当韩国资产规模第二的大宇集团申请破产，排名第一的现代集团求助公共基金时，才开始对三星重新认识。作为韩国首屈一指的公司，三星的地位被人描述成：“相当于在美国把IBM、Intel、花旗银行、卡特彼勒（世界最大工程机械和建筑生产商）、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加在一起”。在三星集团40家公司中，三星电子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净收入的四分之三，它在14个国家设有工厂，70%的收入来源于国际市场。

李亨道说，“我们在许多标志性的领域中已经赢得了第一”，其中包括液晶显示器及芯片，今年第一季度三星手机以9.3%的份额，超过西门子与索尼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三大手机厂商。但是三星并不满足于此，也不满足于仅仅“击败日本”，而是希望改变在世界市场的形象，成为数字时代新的领袖。

三星将投入2.5亿美元在全球用于形象推广，Eric Kim说，“到2005年，三星和索尼将成为消费者心目中可以互相代替的品牌。”然而，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三星为微软Xbox制造芯片，却又和AOl合作。索尼也是三星半导体芯片的大客户。据说尹钟龙专程前往日本，就有关三星电子试图取代索尼地位的报道向索尼CEO出井伸之当面道歉。有人幽默地说，“事实的确如此，但说出来是不礼貌的。”

李亨道认为，要与微软、索尼这类的巨人同台竞技，三星的技术人员、管理者，包括企业文化都将发挥关键的作用。三星2000年报就以“爱与领导地位”（Love and Leadership）为主题，李健熙解释说：“人文主义——以关怀备至为己任，是成为一流公司和真正的领导者的关键。”这显然是三星要做“超一流企业”口号的鲜明注脚。

多元化平衡

镜头四：北京，钓鱼台大酒店。李亨道出席“中外名家系列讲座”，以三星为案例，向150名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高层领导做“增强企业竞争力战略”演讲。

台词：三星也很多元化，李亨道强调“我们事业的重点在电子和金融两大领域。”

背景：在韩国，三星的金融地位是绝对的，规模最大，其中三星生命是核心企业，三星的寿险份额在韩国占50%。三星还有证券、信货、风险投资、信用卡等。

身为三星核心决策机构“三人会长团”的老三，李亨道被派到中国指导三星的事业，显示了中国市场对三星的重要性。在三星电机之前，李亨道在汉城总部大量的工作是负责企业企划，8年间策划了三星的半导体、通信、数字多媒体事业，“回想起来对这些工作非常满意。”那都是三星的重要项目。

三星的两大支柱业务是电子和金融。李亨道来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未来将在金融业务，特别是保险、证券、信用卡等领域进行投资。三星已经以三星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分公司的名义开展财产保险，还计划在短时间内开展人寿保险。如果赛格三星（000068）把大股东成功转让于三星康宁（三星和美国康宁的合资公司），国内证券业第一个“外资并购题材”也将写进三星的电影脚本。

亚洲金融危机有两件事留给李亨道的印象最深。

一，当时国家遇到支付危机，韩国人把自己家的黄金拿出来，那是国际硬通货嘛，收集的黄金共十五、六亿美元，“起码体现了国民的精神，这让我很感动。”二，在金融危机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银行作为信用的象征是不会倒闭的，也有很多人认为大企业是不会倒闭的，但最后都倒了。这意味着，“不管大企业还是什么样的机构，平时不打下基础的话，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韩流”并不是偶然的，李亨道说，“韩国的国民性本身就有很大的创意性。”而在“奇迹般崛起”的韩国电影身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到韩国从企业挣脱困境到国际上竞争的成功脉络。1998年以前，韩国对本国片有配额保护，每年电影院必须拿出146天专映韩片，金融风暴后，接受国际援助资金的韩国被迫开放市场，但从那时起，结合风险投资、新生代导演、网络行销与制作的新电影反而异军突起，韩国人开始用好莱坞式的大制作拍片，韩国也一举从“制造”（manufacture）导向变成“制作人”（producer）的国家。

既然三星的很多业务都来中国发展，李亨道对本刊记者表示，“从公司整体的角度考虑，在中国制定战略时要做些适当的调整，让这些业务产生协同的效果，并为未来的发展多做一些准备。在重要的时候打下良好的基础，我觉得意义非常大。”三星期待下一次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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