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有些事未必不是确定不疑的。譬如，中国的经理们对中国管理学术界存有不满和轻视，相对而言，他们更渴望得到经济学家的教诲。经理们抱怨学者们未能及时地挖掘其行为背后的真正逻辑，不能对他们的问题给出良方，为其迷惘指引方向。在用的层面，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借鉴其他经理的做法，更愿意拜“洋和尚”为“导师”，甚至还有企业家公开收徒，传授中国式创业、管理和领导的秘籍，诸如此类。
毋庸置疑，这背后当然也有经理人和中国商业生态的种种是非。许多企业家绝非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型企业家，充其量是大企业主，他们在“台风来了，猪都会飞”的年代，所获得的成功即便未必不是暂时的，也多少不能毫无遮掩地自以为是（譬如，《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主人公学历造假这个“小案例”背后所揭露出来的荒唐故事）。

学术与实践：“双轨”运行
中国的管理学术和中国管理实践者，从大数上说，即便未达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是在“双轨运行”。
不过，据詹姆斯 · 马奇的观察，在诸如医学、工程学、法学、教育学、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学院以及管理学院（商学院）都存在着如是争论：学术的有用性。马奇描绘道：管理学院（商学院）的争论分为两派：一派为管理学教育冥顽不化，追求学术纯粹性、牺牲有用性而痛心疾首；一派为管理学教育目光短浅，重视实际问题、轻视基础知识和基础研究而扼腕叹息。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 · J. 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 · A. 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由于对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而获奖。有记者问向来犀利的许小年教授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有何现实价值，他“毫不客气”愤然答道：“别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前两天颁出物理学奖，获奖人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有何现实功用？胡适早就说过：‘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一句‘学以致用’，害得中国没了学术。”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管理学界，却显得颇为紧迫。并不老练的中国管理学术界正在企图寻找自己的价值，他们必须因为这样一些问题而挣扎、纠结：中国的经理们是自己的客户，还是学生？如果是客户，他们能为经理们提供什么具有价值的“服务”，仅仅贩卖国外的管理思想、研究，并以此发展出对企业管理的工具，甚至连工具也直接“拿来”？他们能深刻洞悉客户的需求吗？还是像乔布斯一样，信奉“顾客多数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是学生，他们又能培训经理们—尤其是开着宝马、奔驰从“恩师”的自行车旁边疾驰而过的“学生”们—何种思维、技能，启发其何种蒙昧？
在中国文化体系里，会使用“既又”句式和思维的人十有八九。对于原本应该“相互纠缠而不是相互对立”的经验知识和学术知识的“恩怨”，任何一个智商在60以上的人，特别是有些官员们，会急不可耐、脱口而出地告诉你这样一个答案：平衡和整合。
知易行难。平衡点在何处？如何整合？请你不要往下问。

美国商学院里的“河东河西”
我们可以稍许安慰的是，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的商学院历史上以及现在也同样存在着。
20世纪上半阙，商学院的用处在于为想靠管理为生的学生提供敲门砖，其博士点几乎不为学术谋，它们聘请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做教授，“企图通过案例教学法、老师参与咨询法、课程论文结合公司实习法复制经验，力求成为‘最佳实务’的传播者”，这让人想起职业技能培训和那个业已古老的制度—师徒制。据马奇介绍，连哈佛商学院在哈佛也是被瞧不起的二流学院。这就是代价。
赫伯特 · 西蒙如是写道：准确也好，不准也罢，我们认为那个时期（二战刚刚结束），美国的商学院教育还处于洪荒的职业主义（vocationalism）阶段，需要开垦，以及尽快进入基于科学的专业主义（science-based professionalism）阶段，就像医学和工程学在之前一两代所经历的转变一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变革发生了，就朝着西蒙所描绘和“建议”的方向发展而去。基础学院（譬如数学、哲学等等）的教师被抽调到商学院，以支持商学院的变革和“求上进”。商学院减少了直接与实务挂钩的研究项目的支持，转而强调通过研究产生知识，提高治学严谨性，多用数学模型，多应用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用正式的分析代替经验法则。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90年代，商学院的学术化、脱离实际被部分“革命者”（其实是回归传统的“保守派”）嗤之以鼻并猛烈攻击。的确，你很难想象，一个经理人会轻而易举地应用博弈论、混沌理论、进化论、图形学等等来管理他们的下属和负责的事务。

“双十主张”，“吹响面向实践的号角”
类似的声音，在中国也有，起先还算稀落，渐强，渐强。
2010年11月号的《管理学报》发表了一篇有三十九名学者联署的倡议书—《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在分析了中国管理学术之弊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科学未来发展的10项倡议和10个方面的突破。
该倡议书由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齐善鸿教授领衔。其余三十八人分别是：白长虹、陈春花、陈劲、程新生、韩德强、焦媛媛、李德昌、李季、李莉、李新建、林润辉、刘广灵、刘云柏、罗纪宁、罗永泰、彭贺、齐岳、申光龙、沈超红、石鉴、孙继伟、王芳、王学秀、吴晓云、武立东、武亚军、邢宝学、许晖、薛有志、严建援、杨坤、于斌、袁庆宏、吴剑峰、张永强、周建、周建波、周晓苏。
文章的核心是，呼吁管理学者“走出书斋，投入到管理实践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管理研究的必由之路！
这10项倡议是：（1）研究者要深入到管理实践中去寻找问题，寻找实践给理论的挑战和启迪；（2）研究者要以职业的责任感和做人的良知去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主动与实践结合；（3）管理机构要注重成果评价中的实践导向，如何评价也需要规范化并使之科学化；（4）研究者和实践者要积极地靠近，联合起来共同探讨管理中困境的解决办法，相关机构也应该支持；（5）基金资助机构和管理者，要引导理论和实践结合型研究，不再单纯看文章数量和质量，而要加大评测实践效果的比重；（6）真正的研究者要坐得住冷板凳，“十年磨一剑”；（7）教育机构应积极提倡和鼓励研究者深入实践，积极创造机会；（8）学术期刊要大胆关注实践类探索文章、反思和思想争鸣文章；（9）研究者要勇敢突破学术研究小圈子，跨专业合作、融合；（10）企业要注重人的成长和发展，关怀员工和顾客内心的幸福感。
10大突破是：（1）加强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从管理哲学的视角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2）未来要在管理的根本问题上实现突破，而不是就细枝末节进行原有理论的阐发；（3）未来的研究成果一定能够转化为生产力，不再是文献堆砌和自言自语的大部头；（4）未来的管理研究是基于经验又跨越经验、具有理论高度和对现有理论具有突破性的管理新命题；（5）未来的管理研究会重新定位企业的性质，并将走出单纯经济组织的藩篱，重塑一个有机系统的思想体系；（6）对人性认知的改变将为新的思想和理论的诞生敲开管理智慧之门；（7）将在企业家的人格塑造方面产生新的视角，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将成为引领；（8）将循管理思想的逻辑演进方向向前推进，并借助哲学和数学等实现突破；（9）外部约束性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在心灵契约高度的突破将完善其效能；（10）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将成主流，造就员工幸福快乐，关心社会民生，环境优化，更好的人文、自然和生态，这是未来管理研究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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