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挤兑”严谨
这个“双十主张”，涉猎甚广，而且对管理学及管理研究的未来言之笃笃，在观点上必然有太多值得商榷之处。然而，被“发难”之处却是起于青萍之末。
这原本是一个倡议书，却又“穿”着它颇有些不屑的“学术八股文”的外衣，发表在一本学术杂志上。这种“悖论”为它所遭遇的质疑与批评埋下了伏笔。旋即，它就遭遇了来自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巍博士近乎调侃又近乎吹毛求疵的“挑战”。
韩巍以“珍惜学术表达的自由”为题，指出齐善鸿的“宏文”的三点事实错误、两点逻辑错误。具体此处不赘表。但是，韩巍以“以小见大”的方式，指出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呼吁同侪严谨者自己为文著述颇不讲究。曾记否“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相对而言，徐淑英教授在2009年以来不断向中国的管理学人亦呼吁面向实践。她在接受《管理学家》采访时说：“我们要争取做一些符合实践的研究题目，就是取题不要从文章里面去取，应该从实践中取—在管理上有一些不能解释的操作，怎么样的操作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针对问题来做研究，用实验的方法去看怎么操作，能够对企业有更大的帮助。”
这部分反映了中外学者的差异。徐淑英教授接受的是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她对同一问题的阐释就大小得当，绝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concept to concept）同义反复。
本质上说，齐善鸿们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当下学术圈的不满，倒不如说更多是一种莫名的躁动。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伴随着欧美经济和公司接二连三的丑闻和失败，一股子“先生也不过如此”或者“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的心态，在国人中油然而生。原本就有的、在近代受到严重伤害的大国心态和大国崛起的“复兴之梦”再增砝码。正是裹挟着这样复杂的情愫，政治家、科学家们都以在某领域或者学问打上“中国”烙印而自豪并大肆张扬。我们以各种证据来证明这个民族具有的优越感，这与孔子教诲的“君子坦荡荡”真有些相去甚远。莫名躁动的另一份底气来自于，悠久的历史，滔滔历史江河之中，人来人往，英雄迭出，王朝更替，各色组织并存，你唱我演。
学术需要激情，但是更需要严谨，需要“双十主张”中的“冷板凳”精神。学术界的真正领袖从来就无法指定或者行政任命，也不是选举出来的。倡议者高高在上的姿态，必然适得其反。学者之高，是因更接近真理，是因为立在著述之上，而非权力之阶和自我拔高。

马奇论“有用性”
我们无意，亦无能为力为管理学术的有用性问题做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但是，我们可以参考詹姆斯 · 马奇对此问题的思考。况且，正如马奇所分析的，“明里争的是理，暗地争的是利”。
如果谁要请益于詹姆斯 · 马奇，他会对前来的经理人说，“我几乎肯定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可说”，但是，“我也许能从一个十分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给管理者提供一些‘边际’帮助”。
现实中有许多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也没有出现新变量，纯粹是出于无知的前赴后继，如果要有用，那么就意味着管理学者也要重复。
何为有用无用？“管理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个体和集体的需求。”然而，这是个主观概念。也就是说，“客户”首先要明确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它才能给“产品”一个打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有“自知之明”的人未必常见。除了前述乔布斯狂言——“不用做调查，消费者并不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福特也有一句名言：“如果当初我去问顾客到底想要什么，他们会回答说要一匹跑得更快的马。”人们经常因为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价值观而忽略了真正的需求，譬如回答“稻盛和夫之问”—作为人何为正确？
这也正是马奇引用穆勒对边沁的批评：边沁没有领会或者表征一系列基本的人类情感，这些感情更少地来自关心人类机构和实务的有用性，更多地来自要求人类机构和实务确认、表彰、复制人类精神的关键元素。人的行为不是基于预期的结果，而是为了履行责任、实现自我。
即便我们秉持有用性的标准，也面临着两个难题：定义模糊、含义复杂、难以精确测量；在实践中，有用往往意味着短视，大多数人都懂鼠目寸光的可笑，却又对“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这样的论调在行为上趋之若鹜。商学院不能只培养解决当下或者三到五年内的问题的管理者；否则，二十年后的企业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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