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特征看西方近现代社会的法理社之生成与传统中国礼俗社会的维系

从语言特征看西方近现代社会的法理社会
生成与传统中国礼俗社会的维系

“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式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怎样一起产生自我们的认识所不可企及的同一个源泉，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 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dt，1836，中译本：52－53）

5．1，为什么研究语言语制度变迁的关系？ 102
5．2从字本位语言与汉人的思维方式的关联看语言在传统中国社会制序上的投射 104
5．3 从汉字构形特征到汉语的人文精神再到传统中国社会的总体制序特征 108
5．4 从语法的特征差异看汉语和均质欧洲语在东西方社会内部生活形式的构型与变迁路径中的作用 111
5．5 汉语的灵活多变性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活形式以及传统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的同向共生性 116
5．6 白话文运动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120
5．7 余论 123
参考文献 124


5．1，为什么研究语言语制度变迁的关系？

在上面从文化传统、道德伦理与社会制序变迁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和梳理辨析的过程中，笔者时时感到在人类社会生活形式变迁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社群、族群和社会的习惯、习俗、惯例、社会规范与制度之所以有种种差异且在某些方面差异巨大，可能与不同社群与族群所使用的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对语言特征的比较来反思不同族群和社会的生活形式，就成了比较制度分析的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了。在对语言与制序（“institutions”，在理论思考的现阶段上，我把西方语言中的“institutions”视同于维特根斯坦哲学语境中人类的“生活形式”）相互关系做了一些初步的理论辨析之后（参韦森，2003a），我们就可以大致从对语言特征在人类生活形式上“投射”的理论思考视角来比较东西方社会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以及制序变迁路径上的差异来了。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思辨且很有可能会误入歧途的工作。这也无疑要求对东西方语言和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特征有较深刻的认识和较广阔的知识，而这是我们在短时期中是难能做到的。因而，本文这里只是根据笔者近两年所研读过的一些文化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中外文文献，对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做一些非常表层和粗略的探讨。
在从语言特征比较东西方社会制序在近现代历史中型构和演化路径上的差异之前，这里有必首先要澄清两点：
第一点，要从语言特征与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联纽结上比较东西方社会在近现代演化路径上的差异，我们首先要弄清是这里所说的语言是指什么而说的这样一个问题。研究语言学的业内同行会知道，语言本身是个难能用语言本身界定的存在。作为一种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所言的那种“自成一类的存在”（sui generic），语言要通过一些外在形式显露或者说表现出来。在《剑桥语言学百科全书》中，英国著名语言学家David Crystal（1997）曾提出了“说——听”（口语）、“写——读”（书面语）和“做——看”（手势语）这三种主要语言存在形式说。如果我们接受Crystal教授的这一划分，并把“手势语”（以及“身体语言”——在英文中为“body language”）这种语言存在形式从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舍象掉的话，我们仍然还有口头语言和书写文字这两种语言存在形式。那么，在辨析东西方语言在社会制序型构和变迁中的作用时，以及在探寻语言特征所可能引致的东西方社会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制序演化路径上的差异这些艰深和玄奥的问题时，我们首先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要比较、要探析语言特征及其与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联机制的差异，我们的 “比较理论话语”（discourse）中的“语言”，是指口头语？还是指书写语？不弄清这一点，就笼而统之地进行语言与社会的生活形式关联机制样式和构型（configurations）的比较，很有可能会产生许多理论误解，进而我们的理论比较的意义和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很显然，虽然在有着口头语和书写语这两种语言存在形式的任何语言社群中，尽管人们在日常使用这二者时它们密切相连、相契或者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任何语言共同体的任何时间里，二者也总会有一些差异。二者的一般差异在于，一般人们说口语时比较灵活，不怎么注重语法（或者说与书写语相比，语法在人们的口头语中有些“隐而不彰”），因而，在任何语言中，书写语总是要比口头语言更“规范”（或者说“正式”）些。另外，如果这里默认从古希腊哲人到近代语言学的大师索绪尔（F. de Saussure）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 [①] ——即文字是声音符号的符号，声音是事物的符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上面这一点进一步认识到，人类语言的主要差异更容易从不同语言中的书写语上显现出来。另外一点尤为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是，在任何社会的现实中，尽管人们的行动或者说生活游戏（“生活游戏”戏这个概念，参韦森，2002，页167－9）主要是通过言语活动来实现的，或换句话说社会秩序以及带有语言维度的生活惯例和制度主要是在言语活动中型构而成的，但语言游戏所产生的社会秩序及其构形投射在社会的法律或其他正式制度规则上，则主要是通过书写语言来进行和完成的。稍加思考，我们就会知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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