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宏观经济分析夏季报告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　刘伟　蔡志洲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中国宏观调控中周期和反周期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
化；二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政府和企业(特别是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三是宏观调控中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地位及作用发生了变化。本文分析了这些变化形成的背景及对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所产生的影响，并探讨了由这些变化所导致的本轮经济周期中宏观经济数据中的一些特殊现象。

　　关键词：宏观调控 周期与反周期力量

　　2004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宏观调控中，继续保持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在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8%的基础上，第二季度又取得了9.6%的经济增长，使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在9.7%的高水平上。这为2004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全年的经济增长可望达到9%。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运行目前仍处于一个较好的时期。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经济运行表现出种种生动性和复杂性。尤其在本轮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中，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的表现与经典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明显相悖。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宏观经济决策。

　　200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加速，表现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在这一轮增长中，统计数字反映出了明显的矛盾：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这么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高达26.7%，2004年第一季度更是高达43%，2004年上半年的增幅虽然回落到28.6%，仍然高于上年全年的水平，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 。但物价总水平却刚刚摆脱负值，仅为3%左右；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2003年达到9.1%，2004年上半年更是达到9.7%，但失业率却是居高不下，城市公开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和下岗未再就业）已超过9%，显著超出通常所说的失业警戒线（7%） ；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导致了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资料（如钢材、水泥等）需求高涨，导致电力、煤炭、铁路运力等全面供应紧张，但与此同时，工商企业的存货并无显著下降，市场总需求并无显著活跃，相反，近70%的商品在市场上仍是供过于求 。这一系列的情况表明，这一轮宏观经济运行及相应的宏观调控有其特殊性。产生这种特殊性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周期与反周期的力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03年下半年以来，为避免经济过热，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温和的宏观调控措施，但经济运行的响应力度和政策预期存在着偏差。2004年第一季度，扣除价格因素之后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已经突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点刹”措施，这才见到了成效，使2004年第二季度的固定资产增速开始有所回落。这种现象就是宏观经济运行及调控中的周期和反周期力量变化的结果，其基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并由此导致了各方利益的冲突。而在宏观调控中辩明这些力量并适应这种新变化，对于我国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一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下，对于经济调控的政策目标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地方政府无论是在利益上、责任上，还是在权力上、约束条件上，都只能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贯彻者。但当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后，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和责任约束，在相当大程度上以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为其首要目标。因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成为中央政策的被调控的主要对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各地的增长是不均衡的，一般地说，中央政府的政策向什么地方分倾斜，什么地区就能获得较快的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和福建、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的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再到以奥运建设为主题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建设，都是在中央统筹安排下进行的。什么地方获得了政策倾斜，什么地区就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权利。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央的政策是向一个较大的面而倾斜的，如开发西北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地区的优惠政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超过了当年的广东、福建、上海。但由于政策幅射的是一个面而不是少数的几个点，地区间的竞争就非常激烈。据我们所作的分析，一个地区的投资增长和这个地区的GDP的增长的相关性很小，其主要原因，在于用作投资的资金在地区间的流动日益加快。而投资正是促进一个地区后者居上的重要原因。虽然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看，投资和消费的协调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但是从某个地区看，如果要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赶超其它先进地区，最好的选择就是吸引外地资金(来自国外及国内其它地区)，迅速提高当地的生产能力。因此，当中央认为经济过热的时候，各个地区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并不热，还要加快发展。如果用经济增长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热的程度，那么，深圳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整整维护了20年的30%的年均高速增长。而这种增长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但并没有人说深圳经济过热，那么，各个地区在以比深圳低得多的两位数增长，你能说它过热吗？但是，如果很多地区的经济都以两位数增长，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达到了两位数，那就不能不说是过热了 。在这种背景下，宏观经济调控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观念上的差异，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其次，在我国传统体制的非国有化改造和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尤其是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动，实际上是与民营经济相互一致的。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由此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就业和人民生活，并不是地方政府本身的财政力量，那将是非常有限的，它们必须通过当地企业及经济的发展，来间接地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在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要求地方收缩投资及增长时，地方政府却是鼓励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已经不再是执行宏观调控的主体，而是与民营经济一道，共同成为淡化宏观调控的周期性力量。

　　第三，在联接机制上发生了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是行政联接，由行政权力和责任机制约束。而地方政府与企业（特别是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连接，是通过市场进行的，换句话说，是通过利益关系所连接的。所以，当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采取紧缩措施，采取的手段可以是行政的，支付的代价也可以是行政成本，并通过财政收支或在政府间转移支付承担这种成本。但地方政府要求当地经济紧缩，要求企业退出已经开发的项目，或放弃地方政府已经允诺的配套条件，所要支付的却是市场代价。因为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刺激（如开发项目、吸引投资等）是通过市场引导来实现的。项目一旦投入开发，市场成本就已经发生了（政府批租土地、组织拆迁、企业出资进行开发等），若要退出，这种市场成本只能由地方政府本身和相应的企业分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过去是同步的，现在至少是不同步的甚至是相反的。地方政府从宏观调控的执行者、推动者，转变为宏观调控的对象，成为一种相对于中央宏观调控周期而言的反周期力量。

　　许多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相当不合理的项目，包括耗能项目、环境污染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在地方政府看来，却可能正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它们来说，在这一方面支付某种建设成本，很有可能是在将来能够收回的。比如在他们的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这些项目就可以向其它地区转移，而他们在这些建设中支付的成本，则有可能在将来收回。在这种背景下，不能仅仅是简单地指责地方政府作为，而应该考虑产生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通过国家标准、制度以及合理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保护各个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能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协调发展。

　　二　政府和企业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中，政府和企业，特别是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与改革开放以后的前两轮经济周期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民营企业在政府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民营或者广义地说非国有经济在宏观经济紧缩中的地位及作用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80年代中后期的宏观紧缩为第一阶段，那时以乡镇企业为主要代表的非国有经济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总体上还只能依附于国有经济，通过非正规的渠道，从与国有经济的联系中获得所需要的人、财、物，依附于国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当年江浙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获得的。在那种情况下，因此，以国有经济为主要代表的国民经济发生了过热(其主要表现是当时所说的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实际上也就是短期投资过度增长而造成后续投资的困难，造成经济资源的浪费)，非国有经济也就同步热。政府财政紧缩或对国有企业进行收缩性调控，非国有经济便同步收缩，不存在不同步，更不存在反周期问题。

　　90年代中后期的“软着陆”是第二个阶段，在当时“软着陆”中，非国有经济已开始成为显著的淡化经济周期的力量。当时的目标是实现经济高增长，同时保持低通胀。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非国有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低通胀而言，形成通货膨胀的两大直接原因，一是财政赤字，二是信贷过量。财政赤字与民营经济基本无关，民营经济一般不会直接获得财政支持。而在信贷过量方面，当时在各年信贷总量中非国有经济占用的不到20%。民营企业对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反过来，就高增长而言，当时经济增长中近70%是由非国有经济贡献的。90年代初期，国有经济投资增幅非常高以至于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时，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很小，但当国有企业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大幅下降时，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开始提高。因而，无论是实现“软着陆”，还是从固定资产投资上看，民营经济在90年代“软着陆”中成为非常重要的淡化周期的力量。这也是我国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之后，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强劲增长的重要原因。

　　目前这轮宏观调控可以视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紧缩性调控中，民营经济不仅是一般的淡化周期的力量，而且事实上成为重要的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反周期力量，因而成为重要的被调控对象。自1998年下半年，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采取了以扩大财政支出为特征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鼓励投资和刺激经济来消除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上一轮过度的紧缩政策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但直到2002年上半年，经济并无明显的恢复。其重要原因在于民营经济并无启动，并无对政府的刺激政策产生相应的反应。2003年后经济增长之所以明显加速，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民营企业对市场信心的提升。也就是说，政府说要扩大投资，提高速度时，民营企业并不认同。而当政府说经济已经开始出现过热时，甚至开始进行调控时，民营企业则正进入高涨期，而且还要继续高涨。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钢铁生产的发展，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央政府就认为钢铁工业发展过快，中国的市场很有可能发生钢铁供应的过剩，但是民营企业发展钢铁工业的热情不减。但是一些事实也证明，有关部门和专家当时对中国钢铁需求量的估计有所低估。但后来也有相反的事例证明，有一部分企业对于钢铁需求存在着高估。因此，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深入，伴随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伴随国有经济的战略转移和退出竞争性行业，政府与企业的调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不由主要面对国有企业而转变为主要面对非国有企业。如果说，国有企业的行为在制度上必须与政府行为一致，那么，非国有企业则天然具有反政府调控的行为倾向。所以，在变化的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应当越来越明确为淡化周期或反周期，关键在于把握好反周期的时机和力度，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措施，一方面调动非国有企业和积极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增长；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克服非国有经济在发展中的盲目性，促使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对政府本身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提高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政府为企业提供经营决策的宏观背景数据提高了更高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有理由对宏观经济发展的背景有更多的知情权。在宏观调控和企业决策中，大家都可能发生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宏观决策所依据的背景材料应该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应该说明的是，在宏观调控的对象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政府的调控方式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非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并不存在过去的那种行政隶属关系，政府对它们的行为只能通过市场去引导，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比旧体制下更为复杂，这正是政府在新形势下应该去努力适应的。

　　三　财政与货币政策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复杂。但有一点是明显的，这就是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货币政策的作用必然提升。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政策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最重要手段。计划经济下的统收统支，使中国的财政体系支配了几乎整个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国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完成了对国家和地方税收的任务后，他们的经营活动是受国家财政的约束越来越小。与之相反，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促进了现代资本市场的发达，贷款总量、货币发行量、利率等金融杠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科技与金融服务的发展，已经把大部分居民家庭的金融和财务行为，纳入了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服务的范围。因此，尽管近些年来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显著地高于GDP的增长，但它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还是明显地小于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200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当年GDP的20%左右，而2003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20364亿元，接近于当年GDP的两倍，它不仅包含了当年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新创价值的规模，还包含了往年经济活动中的存量。这种财政和金融部门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上的差别，决定了在宏观调控活动中，反周期力量对于周期力量的影响程度将会有较大的差别。这正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财政政策的影响力将会逐渐降低的主要原因。但从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易行性上看，财政政策似乎更为直接，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这就使得政府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尤其是在需要刺激经济增长的时期，更倾向于动用财政政策。在中国的几次经济周期中，人们的经济思维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式：刺激经济主要靠财政政策，紧缩则主要靠货币政策。在现实中发生的情况，似乎也在响应这种定式。事实上，财政或货币政策本身就无这种属性，只是在这一轮调控中我们运用政策过程中表现出来一系列差异，使人们产生了这种的误解。

　　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目标、周期以及传导机制和实施方式上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时，货币政策似乎没有积极做出呼应。而在2003年货币政策上表现出来的紧缩，在财政政策上也没有做出呼应。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直到2002年物价总水平并无反应，原因的关键在于货币供给的稳健，而2003年以后出现显著活跃，包括价格水平开始提升，关键也在于信贷自2002年下半年起开始加速供给，因此对经济进行紧缩，也只能首先运用紧缩银根的手段。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活动中的有效性，反映了在新的形势下，反映着经济运行过程中周期和反周期力量之间联系与呼应程度。

　　但也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的中央银行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在其目标和责任上有特殊性。一是在目标上，既要稳定货币同时又要刺激增长；二是在责任上，既要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又要直接防范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这就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往往处于矛盾中：在稳定货币时，又要考虑如何承担减缓经济增长的责任；在刺激增长时，又要考虑如何防范商业银行风险。这样，就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实施中产生种种矛盾及效应抵消。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至2004年5月末，各项存款总计为22.50万亿元，各项贷款的总计为17.06万亿元,存贷差额为5.44万亿。这种存款差额本身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仍然还有资金潜力。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经济增长存在的过热倾向又有可能增加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而我国中央银行目标和责任上的特殊性，就增长了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难度。那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所调控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是调控经济增长避免通货膨胀，还是保证国有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利益最大化？具体地说，在一轮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究竟应该是通过各项政策（如调整存款准备金、调整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的实施来调整货币供给并影响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还是保证国有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既能通过扩大存贷来保证国有资产的稳步增值又能够不增加不良贷款的比率？这二者当然是有联系的，好的经济增长能够改善银行业的经营，经济衰退会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但是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在每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拉动经济增长的行业很可能不同，从国民经济部门分类看，银行业只是众多国民经济部门中的一个部门。如果说货币政策代表的只是银行业本身的利益，那么，货币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它的作用就会大大减弱。

　　四　经济增长与就业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中国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的上述三方面的变化，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表现出新的特征，也对我们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的什么？从目前情况看，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即时目标，主要还是经济增长，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从长期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长远或战略目标，是以GDP或人均GDP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以经济增长作为具体指标。党的12大和16大，我们两次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都是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从即期的宏观经济监测、分析和调控中，GDP的各个组成部分（尤其是按支出法表现各个组成部分，如投资、消费、价格、进出口），成为宏观经济分析最重要的依据。

　　应该说，在考虑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取向是向经济增长倾斜的。经济增长并没有错，但它只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包含的内容要比经济增长广泛得多，除了考虑经济增长之外，还要考虑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分配等问题。宏观调控的目标当然应该是经济发展。但由于中国在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的落后和其它方面的原因，中国对于经济增长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这正是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出于“赶超”的目的，产值统计就已经成为监测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传统体制下，计划经济就要求各个地区（县）向上逐级报送工农业总产值。现在，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化成了市场经济，国民收入统计上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也转化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在经济发展上的成果还是主要还是通过产值统计来体现。

　　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是不计算GDP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一个经济的总流量的计量，而由于地区经济的开放性，这种计量经常会遇到困难。例如，用支出法计算的GDP，被大多数国家作为GDP统计的基本流量或者是比较标准，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计算GDP时，如何估计各个地区的进出口（包括对国外和国内其它地区的进出口），因为不像计算国家GDP时那样有海关统计的数据，就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偏差。在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的职责看，地方政府或者是说那些政治家们更关注的主要还不是那些增长数据，而是就业和公共财政的数据，因为选民更关心这些和自身利益密切相联系的话题。

　　但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地方的统计部门都会公布GDP、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等增长数据，却没有同步发布就业和失业数据（这一数据是由其它部门滞后地发表的）。这说明中国宏观调控中的价值取向是有历史继承性的。在我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的周期和反周期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的变化却是滞后的。这一点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影响的。如果说，中国的各个地区也像西方国家的一些地区一样，对地方官员的考察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就业情况（竞选州长时首先要提出如何改善就业），那么，在我们的许多地区，政府就会更加重视更能够容纳劳动力的那些产业（而这正是人口众多的中国所更加需要的），那些排斥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得可能就不会像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那么快。在经济增长中，居民的消费可能就会增长得好一点，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就不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增幅和波动。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就业上实行的是铁饭碗的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市场化带来的劳动力流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开始显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4年4月公布的2004年至2005年全国再就业培训计划目标为：新增就业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其中困难人员再就业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7%左右 。这一目标比往年已经有所提高。而在事实上，这里的再就业只是全部就业和再就业中间的一部分。中国面临的失业压力将会不断增加。2004年的大学毕业生已经达到280万人，安排就业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困难，随着今后毕业生规模的继续扩大，这一部分的压力还会增加。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情况还会不断延续，总的来说，不断形成的待就业劳动力供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结构性调整和经济周期发生的需要重新安置的城市劳动力；二是到达了就业年龄的新增劳动力；三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不断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当然，也有到达了退休年龄而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但这和前面三部分供给相比只占很小的比例。劳动力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要素，它是由经济活动人口形成的，而经济活动人口的就业，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注意的。

　　就业和经济增长本来是经济发展中两个紧密联系着的方面。一般地说，经济复苏和繁荣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改善就业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并进而导致市场消费增加，物价水平上扬；反之，经济衰退将减少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失业和减少居民收入并进而导致消费需求减少和通货紧缩。因此，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对于失业的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刺激其实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刺激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扩大就业，遏制过热就意味着增加失业。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的反周期调控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来解决充分就业的问题。但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方面，他们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在政策上对于经济增长的倾斜。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步关系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有可能出现二者不相关的情况，也就是说，出现就业和经济周期不相关的局面。例如，随着经济周期向繁荣发展，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看好，他们会增加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某种政策的背景下，这种投资可能会更多地倾向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这时，经济增长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可能没有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没有增加或者增加很少，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导致消费市场疲软，这种经济增长对居民的经济福利改善有限，当然不容易持久。这种倾向在中国已在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予以就业以更多的关注。从某个局部看，可能会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全局和长远看，这种调整可能更有待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那么，这样一来，会不会造成一种局面，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过度发展影响到中国的科技进步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呢？不会这样的，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利益趋动自然会引导企业选择适合于他们的密集方式，那将会是一个自然的市场过程。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4》，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刘伟 李绍荣：《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刘伟 蔡志洲：《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与宏观调控》，《经济科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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