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篇文章，讲的是毛泽东管理艺术。文章认为，西方传统的福特式管理思路较适合那些成功的明星级大企业，而对于大多数挣扎生存的企业，他们更多采用的其实是毛泽东式的管理。这不仅仅在于毛泽东的用人之道，如重视培训、激励和评估基层干部，鼓励员工之间的竞争，弘扬牺牲精神，强调自我批评等等，更体现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例如：用响亮的口号来包装自利的目标；用强大的媒体手段来实现个人崇拜；既不惮于抛弃昔日盟友也不犹豫和昔日敌人合作；每逢实际工作遇到困难时就用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来重新巩固地位，等等。

　　《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带有几分讽刺语气，认为这套毛式管理只能得逞于一时，不可能让企业长治久安的。我倒是认为：毛式管理在商业社会中不会消亡，也决不只是有短期的生命力。如果说在西方的经理阶层中，采用一些毛式管理的技巧，多半是不自觉的“所见略同”，那么，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企业家吸纳、借鉴毛式管理，就是完全自觉、深入骨髓的了。其中著名的，有失败者如牟其中，更有成功者如一帆风顺的任正非，大起大落、“征途”上的史玉柱，等等。

　　这三个毛式管理的追随者当中，最近尤其以史玉柱处于媒体的风口浪尖之上。和《经济学人》对毛式管理的态度一样，中国的许多大众传媒人，也对史玉柱怀有嫌隙，对他的业绩啧啧称奇但并不钦佩更不可能敬重。无论是脑白金、黄金搭档还是网游“征途”，史玉柱创造的产品都不太符合智者心目中的“好产品”定义，其营销手段更像是死缠烂打的街霸拳法，哪有高手风范？不过想当初，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受过西式教育的国民党将军们看来，也正是下流的“匪”之手段。然而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军事上，我们注定了必须以胜败论英雄，在商业上也同样应当如此。

　　无论是英国的《经济学人》，还是中国的很多商业传媒，都或多或少寄托着知识分子们对商业社会的期望，那就是一批批精英化、使命化的商业英雄们，他们谈吐高尚，生活典雅，像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将企业管理得精致高效无比，又爱追随环保、人性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等新潮理念。可惜，这种精英式的管理，就像武侠小说中练气化神的正派武功，练成之后固然可以“仁者无敌”，但大部分效仿者只会终身沦于平庸。商业社会永远离不开所谓草根商业阶层。他们或许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MBA、EMBA的学位，不会满口掺杂洋文讲着富有哲学意蕴的警句。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赚钱，为此可以在守法的范围内，采取一切手段，包括知识分子们认为是非常“低级趣味”的那些手段。西谚“商人的天职就是做生意（thebusinessofabusinessisbusiness）”，在这类草根商业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经济学人》杂志不得不承认的，毛式管理，尽管它可能违背一切管理教科书，尽管它更像是小说中描写的“邪派武功”，依然会在草根商业者中大行其道。

　　要准确评价毛式管理，必须避免中国大众中流行的一个误解：把商业道德混同于社会伦理。实际上前者是一类特殊的职业行为规范。举个典型例子：律师也是一种商人，他们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为坏蛋全力隐瞒和辩护，这个职业道德规范和日常行为伦理是完全相互抵触的。在中国，由于商业精神还没有被社会大众特别是知识精英阶层普遍理解，人们评价商业行为时，往往套用社会伦理标准，结果当然会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有很多知识分子，总觉得让商人倡导毛式管理，会有让极“左”思潮复辟的危险，其实这完全是不沾边的两码事。在武侠小说中，“邪派”武功只有坏蛋才会练习。但真实社会中，任何商人都有双重品格，他在社会上的人品，完全不能等同于其商业品格。比尔・盖茨是一个绝妙的例子。此君在商业伎俩上可以说相当冷酷无情，被许多竞争对手和心怀不满的消费者们视为贪婪的魔鬼。但同时他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一个生活朴素、无欲无求的谦谦君子。与此类似，一个在商业上倡行毛式管理的人，在政治上仍然可能是个人自由和人权的坚决捍卫者。

　　这也就是毛式管理的最终局限所在，就在商业和政治的分野上。甚至对毛泽东本人来说，也是如此。毛泽东一再证明了他是一个军事天才，他的管理才能在战争中所向披靡，但他本人应用同样的管理技艺来治理国家时，却遗憾多多。原因是：军事和商业一样，是单一目标的事业，前者就是要战胜，后者就是要赚钱。毛式管理提倡统一思想、全体奉献，相当适合于协力完成单一目标。治理国家却牵涉到多个不同目标，需要调和多方面截然不同的利益，更适宜于用民主、分权的管理方式。所以，如果说在商业上，我们可以永远把毛式管理作为一个有效的选项，那么在政治上，我们就应当永久地摒弃某种不合时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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