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英国《独立报》在头版刊发了卡霍·米莫的一篇新闻评述，题目是《2008年：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的诞生》。

　　米莫所指的新的“超级大国”就是中国，在米莫看来，中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转变成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在2007年，中国历史性地超过美国，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此外，米莫指出，作为经济强国，中国不再只是“中国制造”，而且开始了“中国拥有”的历程，即在万亿美元外汇的支持下，中国开始了海外的资产并购，尤其是最近开始购买英美金融机构的股份。

　　“中国拥有”具有深刻和实际的含义，尤其是从“中国制造”逐步向“中国拥有”的过渡，更反映出中国在经济战略和国际地位上的变化，即从“中国制造”打工身份向“中国拥有”老板地位的转变。当然，这并非是说中国不要继续做制造大国，而是说财富积累改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事实上，在美国，中国在地产、制造业、金融等方面的投资在不断升级，前不久，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摩根斯坦利注入50亿美元。

　　有一个普遍的道理，那就是在财富分配中，老板能比打工者获得更多，因此，“中国制造”向“中国拥有”的转变无疑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财富。过去20多年，亚洲的另一个国家日本也走过了一个从制造向拥有的转变，不仅打造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日本人也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民之一。这似乎是一个两步崛起，先是国家经济的整体崛起，接着国民得益于国家经济的崛起，从而国民从贫穷走向富裕。如果按同样的逻辑，中国应该是初步完成了第一步的崛起，下一步，在整体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国民将走上一条从贫穷向富裕的道路。

　　综观发达国家的国民致富之路，单单国家拥有并不能带来国民的富裕，也就是说，即便中国不断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拥有”转变，也不能保证实现国民的富裕，因为国民的富有还需要一个“国家拥有”向“国民拥有”的流动，并且，“国民拥有”也不是少数人的拥有，而是所有国民的拥有，比如日本经济的强大带来的不只是国家经济强大，也不只是少数人的富有，而是所有国民都有致富的机会，不断增加“国民拥有”，也同时增加“国家拥有”。

　　过去这些年，中国整体经济的崛起以及富人群体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一边是强大和富有，另一边是弱势和贫穷。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中国必须打通从国家经济强大向国民致富的道路，从根本上，也就是在国家拥有与国民拥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方面，国民应该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并获得更多机会去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国有资产带来的利润应该更公平地分配给国民，不应该局限于国家以国有资产利润对福利和公共设施的投入，更需要建立起国有资产基金，让全体国民享受国有资产的利润分红。

　　西方以及日本那样的发达国家，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而中国除了税收（包括所得税）以外，更有国有资产带来的红利，每一个国民都应该享有这种红利，中国需要为此建立起一个公平的分配体系。在一些西方和中东国家，对于石油等公共资源，政府建立起资源基金，比如美国阿拉斯加州用石油收入建立起一个基金，每一位阿拉斯加州的居民每一年都能从基金带来的利润中获得分红，伊拉克正在制订的石油法也包括如何让全体伊拉克人享受石油带来的利润。在这一方面，中国可以参考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通过立法让国民享受到国有资产带来的红利。国民平等享受国有资产带来的红利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而且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政府每一次减少对公司和个人的征税，等于增加了公司和个人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使得经济得到推动，进而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中国人的收入增加也同样需要提高内需，促进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拥有”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战略和趋势，而从“国家拥有”到“国民拥有”则是国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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