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起征点自1600元调高至2000元，本该是能够博得喝彩的一件好事，但结果似乎不是这样，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这些质疑大致总结起来有两种：

　　一方面是对程序正义的质疑。2005年将个税起征点800元调整为1600元，是通过民意听证会之后才确定的起征点，是在原定1500元起征点之上又进行了调整。连霸气十足的手机漫游费都要举行“降低手机国内漫游费上限标准”听证会的社会背景下，这次个税起征点调整却有意无意地省略了这道程序，而是由财税部门和少数专家闭门磋商确定了数值，这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其中折射出的行政主导立法的老爷作风，不得不感叹其顽固性之高。

　　另一方面是对结果正义的质疑。2000元的起征点依然是不分地域、不分具体情形的一刀切做法。在北京与贵阳两个城市，2000元所具有的购买力完全不同；在城市与农村两个人为划分的地域，2000元所能表达的含义完全不同；在单身与家庭之间，2000元所负载的压力完全不同；在体制外与体制内，2000元面对的住房和医疗是两个不同的支付价格。不仅如此，对结果正义的质疑还来自于，起征点调整的幅度无法消解物价上涨幅度带来的全方位生活重压。同时，2000元的起征点能否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意图很是让人怀疑，因为普通的工薪阶层依然是缴税的主力，它的现实执行状况已经背离了当时的制度设计初衷。

　　法律是通过逐步修订来完善的，它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真实，有关个税的法律也不例外。社会对个税起征点的众多质疑，是历史真实的构成要件，况且，它们的存在表明了民众的内心感触和生活处境。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有97%的受访者认为调整的个税起征点不合适，还需要再调高。面对这些，需要深刻反思个税改革的思维模式和具体行为，来回应以至消除社会质疑。

　　观念决定现实。这虽然不是一句完全正确的表述，但至少包含部分真理。在当前关于个税改革的进程中，国家本位的思路依然清晰可辨。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得出来：

　　其一，个税承担着调节收入差距的历史重任。所有国家的个税征收差不多都有这个功能，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可它要承担的重量到底应该有多大却是需要考虑的。1981年开征个税时职工平均工资为每月60元，800元的起征点能够涉及到的恐怕确实是富人。现在却大不相同了，2007年我国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月平均约为1586元，按照任克礼委员的估算，2008年是1800元。缴纳个税的主体早已换成工薪阶层，而富人却可以有很多方式避税。换句话说，个税已经走向了反调节功能，它已经不能承担调节收入差距的国家功能，再以此作为起征点低调的说法显得过于虚伪。

　　其二，个税的财政贡献是制度设计时的牵挂。每次调整起征点时，总有人出来表示国家财政可能受到的损失，这次也不例外。据说，财政收入会因起征点调至2000元少收300亿元，说这话的时候好像国家受到了多大损失。但问题是，2007年度国家财政收入将会达到5.1万亿元，不仅如此，即使相对于央企利润的1万亿元和土地出让金的1万亿元，300亿元应该不算什么吧？何况，少收300亿元只是个静态计算方式，伴随收入较高群体的扩大，不仅不会减少还可能会增加，这从上次调整后的个税总量增加中就可以得出结论。

　　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正在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切民生正成为一个历史方向。个税改革的思维也必须从国家本位走向民生本位，实现“为国家计”到“为民生谋”的转身。政策制定者，没有必要整天把调节分配差距挂在嘴边，而是要认真研究到底能不能调节分配差距，在缺乏配套改革的情况下，个税到底具有多大的动能？我国的基尼系数1980年为0.23左右，目前已经达到0.46。位居庙堂之高者，要计算的不应是财政收入减少了多少，而应是要考虑这部分钱是否能让民众缓解生活重压。

　　当下的中国不是国家缺钱，而是民众没有购买力的痛楚。在医改、教改、房改还没有到位的状态下，民众的微薄工资不胜负累。因此，个税改革的思路必须加以转变，宏大思维需要走向具象思维，国家面向需要走向民生面向，否则，关切民生的执政理念可能会流为口号。所谓民生，不过是民众生活的文辞，它的组成是缺少浪漫色彩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而判断民生是否改善的依据不是国家的统计数字，而是民众的生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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