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济在诸多因素的支持下已经积累了较强的内生性增长动力，经济运行过热风险远远大于降温风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化等风险也不容忽视，宏观调控的任务依然艰巨，我们有必要加强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创新完善政策工具，创造条件使汇率、利率等价格型政策工具发挥更大作用，在宏观调控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

　　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将2008年的货币政策主基调定为“从紧”，这是非常必要的。2008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风险依然不容忽视，我们判断，2008年宏观经济将呈现高位趋稳、小幅回落的态势。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信心的增强及前期收入的快速增长，人们开始扩大消费，经济扩张由投资转向消费，2008年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奥运景气推动等因素都将促使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层次逐步分化，导致宏观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才能解决就业、社保、区域失衡、工业化、城市化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从较长时期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偏离了短期和中期的计划目标，处于潜在合理增长区间的上限，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难以持续，隐含了经济波动的风险。

　　当前这波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于今年以来生产成本的上升（如劳动力和运输成本）和收入的强劲增长，而2008年这两个因素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整体需求没有降温的情况下，价格压力不大可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缓解。除了食品之外，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成本都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考虑到我国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的迫切性和2007年下半年未能出台政府调价措施的后续影响，2008年下半年随着总体物价水平的走稳，需要出台的政府调价项目会比较多，又会对价格形成上行压力。调控政策的延迟出台已经使得目前抑制通胀的难度加大，如果所需的调控政策继续延迟出台或提前放松，则不排除经济增长和通胀都将超过目前的预测，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非常大。

　　创造条件使价格型政策工具发挥更大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过于注重数量型调控，但在今年的金融调控中，被频繁动用的数量型工具并未显出明显效果，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一情况？主要原因在于：近两年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显著增强，在货币供给强内生性的影响下，数量型工具的效果受到了限制和削弱。所谓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自行决定的，而是由包括商业银行、企业、居民等经济主体的行为决定的，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基础货币，但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和居民的行为选择，在操作目标向中间目标传导的过程中，由于货币乘数在商业银行和企业、居民行为选择的影响下持续扩大，最终造成中间目标、乃至最终目标难以实现。当央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降低货币乘数时，商业银行可以在保持货币与信贷投放力度的情况下，通过降低超额储备率来应对。而央行执行“窗口指导”提醒商业银行控制贷款投放时，如果商业银行不“听话”，信贷政策的效果也难以实现。而商业银行积极放贷的根本原因则是随着银行改革的深入，其市场意识不断增强，利益最大化的取向更加明显。

　　在货币供给强内生性使数量型工具效果被削弱的情况下，应考虑加大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的使用频率，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就目前而言，提高利率对于抑制经济过热、稳定物价、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提高利率对股市、楼市的长远健康发展而言也是有利的，因为它将促使更多的企业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继而转向债市、股市等其他融资渠道，从而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对房地产市场而言，加息不仅可能抑制对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同时还会提醒购房者注意利率成本问题，向购房者提示风险，以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运行。

　　同时，适当加快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对于稳定物价、扩大对外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在国际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的形势下，本币升值有利于降低商品进口价格，从而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冲销成本的降低也会减少我国被动增发的人民币数量，从而降低发生通胀的可能性。二是缓解国际舆论压力，避免授人以贸易保护主义的口实，目前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很高，人民币升值几乎已成板上钉钉，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汇率的主动升值将在一定程度缓解这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三是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为冲销外汇而被动发行的基础货币数量减少，这样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四是人民币升值将会迫使生产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商品的厂商或者退出，或者提高生产工艺，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当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正是在货币升值之后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的提升。五是人民币升值之后，中国企业在国外并购的时候会变得更富竞争力。

　　加息的方式、幅度和时机应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2007年央行的几次加息基本上遵循同一模式：幅度除8月、12月两次外都是27个基点；都是存贷款利率同时上调；时机基本上都选择在ＣＰＩ攀高之后。这种加息模式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如存、贷款利率同幅上调，使得银行可以继续舒舒服服地吃“利差”，从而丧失进取动力，难以改善服务质量，难以有效控制信贷投放；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同幅上调，难以适应短期压力大、长期压力小的通胀形势；加息时机也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央行需要改变这种单一的加息模式，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合理搭配加息的方式、幅度和时机，相机行事。首先，如果消费价格指数及其他宏观指标远远高出预期，那么加息幅度应该超过27个基点，反之亦然。其次，为应对目前存款负利率、储蓄存款大量分流、银行可用信贷资金减少及“短存长贷”的矛盾，应选择不对称加息方式，使存款利率上调幅度高于贷款利率，以引导居民增加储蓄存款，缓解银行业流动性风险压力。再次，应进一步放宽存贷款利率上浮、下浮空间，存款利率浮动将影响银行业存款业务品种的开发、设定和调整，在许可存款利率下浮后，银行将根据资金组织的成本、客户资金的额度、资金贡献率等指标，进一步细分客户群体，实施有差别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上浮空间扩大，有利于银行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管理、运用资金，实行贷款利率水平与风险挂钩，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回报，实现风险与收益平衡。

　　加强与其他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形成调控合力

　　货币、财政、产业、税收、价格、区域等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宏观调控目标需要借助这些政策手段的互相配合来贯彻和实现。在治理投资反弹、通货膨胀、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等问题上货币政策不能单打独斗，在当前投资反弹、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等一系列突出问题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在投资反弹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土地、能源、原材料等要素价格被人为压制在低位；食品价格的突然上涨背后是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食品需求随着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增长，城市化的推进造成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农村高素质的劳动力不断离农等又使食品供给能力受抑制；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对内与对外失衡；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背后则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宽松、投机心理因素等，而这些都远远超出了货币政策的影响范围，需要借助其他政策手段来实现调控目标。因此必须更加注重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应“以内为主”，更多考虑国内经济调控的需要

　　尽管在开放型经济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美联储降息掣肘中国加息空间，如果中国进一步加息，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加大。实际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总会面临内部失衡或外部失衡问题，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经济周期不可能和美日等发达国家同步，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同时均衡固然重要，但是市场均衡毕竟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如果我们无法实现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同时均衡的话，那么内部平衡无疑应该得到优先考虑；更何况热钱入境主要是瞄准中国低利率下的资产价格膨胀，而非无风险利差套利；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也可能会缓解这一冲击，ＱＦＩＩ进程加快和ＱＤＩＩ试点范围扩大，国际资本可以更自由地流动，从而改变过去外资“只进不出”或“宽进严出”的局面，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成立也有可能抵消部分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仍应“以内为主”，依据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来定，这对于保持国内经济的长期健康成长已显得越来越重要。（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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