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之际，部分企业抢先采取了的一些非常之举，如华为的辞工风波，于是，劳工保护问题最近受到舆论界、学术界乃至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劳动立法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问题是，立法应该重点保护劳动者什么？保护到什么程度？对此，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数十年立法的经验。

　　一战后，为了抵制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制定了最低工资、劳动福利等保护劳工利益的立法。二战后这种倾向在一些欧洲国家有进一步加强之势，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德国。德国的劳动立法很多很杂，涉及聘用、使用、管理、培训、工资、劳动条件、解除劳动合同等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很低。在德国，如果一个工人年龄在40岁以上，或者连续为一个企业服务15年以上，只要不犯大的错误，企业就很难解雇他。

　　欧洲许多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实行了“劳工参与”、“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三位一体的“福利国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劳工组织在企业和社会层面，都参与到与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有关的各种决策当中，政府也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广泛地实施干预。

　　这种体制从短期来看能够有效地抑制市场机制对劳工不利的因素，增进了劳工的利益。但就长期而言，三位一体的“福利国家”体制，通过多个机制，造成了长期的高失业和经济发展的缓慢，事实上不利于劳工的利益。

　　时至今日，多数欧洲国家，对三位一体的“福利国家”体制带来的问题有深刻的反省，民意的主流是减少政府干预，减少社会福利，推行市场化改革。上世纪80年代英国在撒切尔执政期间完成了这些改革，从此走出了几十年的“英国病”时期，经济开始具有活力。同期，爱尔兰也以加入欧盟为契机，废除了众多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使爱尔兰成为欧洲经济中的佼佼者。

　　不少人以为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都是严格立法，限制雇主解雇员工的，这是误解。北欧国家丹麦，环境优美，社会安定，堪称和谐社会的典范。就在这个北欧国家，雇主解聘员工，历来都是比较自由的。因此，丹麦的长期失业率，在欧洲国家始终处于最低水平，基本与美国相当。

　　美国一贯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保护资本的利益，是典型的“以资为本”，对于工人权益的保护相对较弱，就连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些保护劳工利益的立法，美国都没有。虽然美国也有工会组织，但相对于欧洲而言，美国的工人运动一直比较弱。相对于日本和德国而言，美国的工人在企业内部的地位也是最低的。美国的工人，在企业里没有什么决策权，就业保障比较差，工人的流动性也要大得多。

　　尽管从法律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角度看，美国工人受到的保护最少，但美国经济发展的状态比其他国家好，长期持续繁荣的经济为美国工人提供了最好的利益保证。美国工人的工资收入比较高，而失业率又长期比较低。大多数时期，美国的高工资是与低失业联系在一 起的，而欧洲的高工资则是和高失业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在实现充分就业这个方面，美国的劳工制度要优于欧洲。

　　劳动力市场有两种市场失灵的情况：一是雇主的短期行为。雇主可能会过度和不恰当地使用劳动者，比如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劳动场所不安全等等，使劳动者的健康受到损害，最终造成社会问题。二是合同的执行。劳动合同和其他任何合同一样，都存在合同的可信度、合同的执行问题。如果合同不能有效执行，那么任何一个市场都不可能运行良好。

　　对于这两类情况，政府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对于合同的执行，政府应该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合同没有履行，告到法院，法院再进行处理。对于雇主的短期行为，则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双管齐下来解决。运用行政干预事先防范，出现问题之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显然政府的行政干预，只应该局限于解决雇主的短期行为问题，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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