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国改革开放亲历者、参与者、推动者于一身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日前一起走进央视《经济半小时》,分别从自身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改革30年来的历史脉络和得失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吴老谈到了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过程,而厉老则更看重股份制改革的推进和民营经济的兴起——针对二老对中国改革做出的特殊贡献,目光锐利的评论家鲁宁提起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议程:中国改革需要新的“吴市场”和“厉股份”。

　　确实,正如鲁宁所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改革的“活水”很多时候正来自于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敢想、敢试、敢闯的伟大实践,来自知识分子的理论创新。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被视作洪水猛兽之时,吴敬琏突破计划思维的禁锢坚持为市场请命,引入了市场机制的改革观点,对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推进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获“吴市场”尊称。厉以宁因较早提出并一直坚持将股份制作为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推动了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进程,而被称为“厉股份”。正是在这些经济学家的推动下,中国改革一次次获得思想解放的动力和活力。30年改革后,中国改革再次走到历史的关键节点,需要新的思想供给和理论路径,需要新的 “吴市场”和“厉股份”。

　　不过鲁宁没有谈这样的问题:新的“吴市场”和“厉股份”应是什么样的,现在需要怎样的“吴市场”和“厉股份”?

　　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于今天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已不像在30年前改革起点上那样“单纯”,虽一片空白但路径很明确,虽阻力巨大但价值很明晰,就是革计划经济的命,寻求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方面,西方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中国需要的是最基本的市场启蒙,引入一些最基本的市场制度。对于改革派经济学家来说,就是突破种种阻力从西方引入一些最基本的市场理论,将那些理论融入中国的改革实践。“吴市场”和 “厉股份”二老的贡献正在于此,“吴市场”之市场其实并非吴老的创造,“厉股份”之股份制也非厉老的发明,西方早有了这些制度,但二老以自己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了这些制度在中国的生根。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家没有获得过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从“吴市场”和“厉股份”这种称呼中可以找到原因(还有“曹破产”、“杨卖光”、“张产权”等等):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很少有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的,多数做的是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工作,很多时候是照搬西方理论,动不动开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药方,而诺贝尔奖恰恰最注重的就是理论创新能力和解决某个问题独到的理论贡献——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的市场、股份、卖光和破产当然不会入诺奖评委的法眼。当然,笔者说这些并没有轻慢这些前辈之意,他们为推进中国改革做出的贡献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在缺乏最基本市场理念和基础的背景中,需要一代经济学家在借鉴与引入市场理论上做出贡献。

　　但经过30年的引入和借鉴后,中国的经济已面临着复杂得多的问题,照搬外来理论已显得非常单薄,中国改革已经不大需要那种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 “吴市场”和 “厉股份”,而需要能立足于中国现实、有着本土问题意识、有自主理论创新能力的经济学家。中国的传统和制度环境与西方不一样,许多问题是西方理论解释不了的,也是市场化和私有化之类的“西药”解决不了的,解决上学问题不是“提高学费补贴穷人”那么简单,国企改革不是MBO(管理层收购)就能药到病除,需要中国经济学家在本土问题意识中,寻找自主的解释模式和解决方式。地球上大多数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中最为典型——可见,中国问题即世界问题,中国人的发展问题即人类共同的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学家能对中国改革涌现的新问题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将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吴市场”和“厉股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解决中国改革新出现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家要有能力在姓氏后面缀上自创的理论模式。

　　上世纪80年代曾大力鼓吹市场经济的“吴市场”,如今思想已发生巨大转变,转而呼吁法治,力倡法治的市场经济——他反思到:改革之初他和其他一些有志于改革的经济学人,都以为只要以市场取代计划,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但后来情况表明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连曾对市场那么执著的吴老都在反省了,新的“吴市场”更需要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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