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源于全球化

　　中国经济在最近5年中出现了新一轮高增长，GDP年增长均在10%以上，而这期间，也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过程，这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本轮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全球化。

　　第一，中国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中国制造产品销售的全球配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80年代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年平均还不足50亿美元，90年代年均增加至近300亿美元，2000年以来年均超过了600亿美元，2007年中国FDI突破800亿美元。伴随FDI增加和国际产业转移，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大量“中国制造”产品远销世界各地，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分别达到21738亿美元、12180亿美元和9558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的全球排名自2004年后，已稳定上升至全球第三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跃升到接近70%。中国制造业所需的原油、矿产品等大宗能源、原材料，也大量通过国际采购来满足。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产业资本、技术和能源原材料等资本要素与中国相对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要素得到有效结合，从而迅速提升了中国的潜在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产品大量输往国外，消化了部分国内产能，外部需求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大量的外资流入，如果没有大量的原油、原材料进口，如果没有高速增长的出口，就很难想象经济能够保持如此高的增长。

　　第二，外贸顺差高速增长是中国GDP高增长的重要源泉,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顺差增长。2002-2004年，年均贸易顺差为300亿美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2005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6年1775亿美元，2007年达到2622亿美元。2005、2006、2007年顺差同比增长为219%、74%和48%，而同期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幅度基本保持在25%和15%左右。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接近7%，对GDP增幅的贡献接近2.7个百分点。其中，对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约5%，对中国GDP增幅的贡献超过1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经济不得不长期依赖投资增长，而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需要通过出口来消化，有些投资甚至从一开始就是为外需而进行，如果没有出口的高速增长，那么投资高增长就难以为继，经济高增长也就难以维持。

　　第三，虽然顺差过快增长也带来了部分问题，比如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高企等，但这些负面影响，不足以抵消顺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贡献。由于贸易顺差超常增长，我国外汇占款激增，从2005年1月份开始，外汇占款的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50%以上。外汇占款的规模从2004年初的3.5万亿，增加到了2005年底的7.1万亿，增长了近100%，到2007年9月份，已经达到12.5万亿。外汇占款激增导致基础货币发行被动放松，进而导致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M2与GDP之比，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一般在1.0以下，如美国基本上保持在0.5-0.6之间，而中国这一比例已经高达1.65（2006年数据）。M2／GDP过高说明经济运行中货币超额供给，流动性过剩情况比较严重。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为资产价格攀升和通胀高企等提供了条件。这些负面影响虽然存在，但并不足以抵消外贸顺差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作用。

　　第四，如果当前针对通货膨胀和流动性的宏观调控，主动地引发外贸顺差增速的下降，将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大的增长趋势产生不利影响。针对顺差过大，政府已经采取了降低出口退税税率、提高出口关税、人民币升值等措施，这些政策的效应开始逐步显现，外贸顺差增速减缓，由一季度的3位数增长降至07年全年的48%左右。这种政策效应在2008年还会持续，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再主动采取进一步措施引发外贸顺差下降，很可能导致贸易顺差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大幅下降，将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发达经济体濒临衰退打击我国外贸

　　种种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可能正在步入衰退。劳动就业下降显著,对比2006年的情况,美国劳工部公布去年12月份美国非农业就业人数仅增加18000人,为2003年8月以来最差表现。12月份失业率升至5.0%,为2005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从2007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以来失业率呈连续上升的趋势。

　　消费低迷,消费者信心下降显著。在2001年3月开始的美国经济衰退中,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01年6月的118.9降到2001年11月的84.9。目前消费者信心指数在短期内大幅下降的趋势又一次出现,从2007年7月的111.9迅速下降到了12月的88.6，经济衰退迹象较为明显。美国个人实际消费增长也开始放缓。在2001年经济衰退过程中,美国实际个人消费增长从2000年底的3.4%下降到2001年3月的1.7%,而后下降到2001年6月的1%。而目前美国个人实际消费增幅从2006年12月上涨3.9%,下滑到2007年3月份的3.7%,之后又下滑到2007年6月的1.4%。而根据最新预测,美国个人实际消费增幅在2007年底很可能下滑到0.5%。

　　美国房地产金融成为引发美国经济衰退的祸首。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投资中,住宅固定投资35%左右；商业信贷中,房地产贷款占到商业银行总贷款的39.2%；在消费贷款中,家庭房地产贷款占到消费者贷款的60.3%；次贷危机导致商业银行“惜贷”和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如果房价继续下跌,则情况会更严重。最权威预测美国房价依然有15%-20%的下跌空间。目前房屋供给/销售比率高于1995-2005年10年平均水平，来自供给的压力可能带动房价下行。从经济各个领域对GDP的贡献来看，消费服务业对美国GDP的贡献最大，其次是非耐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处在第四位的是装备和软件。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影响了服务业当中最有活力的金融服务业，金融业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其他行业的3-4倍，消费将受到显著的影响。房地产业的下滑将显著的影响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这都将对潜在的GDP增长构成向下的压力。

　　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和日本也难独善其身。美国占欧洲出口市场的1/4还多，美国经济萧条，美元贬值，欧洲商品竞争力受到削弱。欧洲中央银行研究表明，美国内需每下降1%，欧洲国内生产总值就下降0.25%。日本受到的影响与欧洲类似。

　　对美贸易顺差一直是中国净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2006年全部顺差中，对美国的顺差所占比重尽管比2005年有所下降，但仍高达81.3%，2007年全部顺差中，美国依然占到了62%的比重。近年来，中国非常注重对美国以外其他国际市场的开拓，对欧洲、非洲、拉美的出口增长都很快。尤其是以往贸易比重很小的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出口市场开拓力度大、成效明显，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总体水平，在对外出口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尽管如此，美国仍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特别是对美国出口的巨幅顺差，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是最突出的净出口贡献来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可小觑。

　　如果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其对中国对美出口增长将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我们估算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增幅可能回落至12-14%区间。如果美国经济在2008年出现衰退或接近衰退，以GDP增幅0.2%计，中国对美出口全年将回落至9%左右。

　　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美国衰退，中国GDP将至少增长10—11%；如果美国负增长或零增长，将影响我国GDP增速两个百分点，即下降至9%左右；如果再考虑到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影响，有可能会使我国GDP增长低于9%。中国经济大幅滑落，就业环境将发生逆转，一些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就会凸显。

　　宏观政策应做好反周期调控的应急准备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已经使我们无法置身于全球经济可能的衰退之外，唇亡齿寒，我们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做好打算，宏观政策做好反周期准备，并同时对挽救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自己的贡献。否则，如果外部环境恶化，而我们继续坚持加大宏观调控的政策，无疑将对我国经济雪上加霜。

　　为此，我们就宏观政策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快内需启动步伐，保护好针对消费和服务内在的投资需求。应该启动居民收入倍增规划，描绘未来居民生活蓝图，增强居民信心；改革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务实地制定鼓励消费的政策，挖掘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在调控投资中，一要防止矫枉过正，避免投资全面回落；二要加强与消费和服务相关的投资需求。

　　（二）从紧的货币政策既然已经提出，从政策稳定的角度看，可以延续，但应保持弹性，准备金率应该视外贸顺差的增减而灵活处置，不能一味地提升；利率政策应该视中美利差情况斟酌使用，在目前美国大幅减息，中美利差逆转情况下，应该暂停加息，而不应持续大幅加息。

　　（三）汇率政策要保持既定的升值幅度和速度，不应加速或大幅升值。不要迷信汇率政策对通胀的治理能力，要更多地考虑到汇率提升对FDI和中国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的不可逆的负面作用。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可能还需要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很长一段时间，从而推动中西部剩余劳动力的释放。

　　（四）外汇储备和主权基金的对外投资应该加大力度，逢低积极介入发达市场的金融股权，或全球市场其它投资产品；主权基金投资要具有战略性，不要拘泥于一时的得失，但主权基金的操作应该逐步市场化、专业化，避免行政决策。

　　（五）在内需稳定的条件下，适度扩大进口，尤其是能源、资源品以及利于稳定国内物价的商品进口，对全球经济作出相应贡献。

　　（六）财政政策要随时做好启动的准备，应对全球衰退可能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应该充分利用目前财政收入增加较多、财力充足的有利时机，运用财政补贴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加大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

　　（七）应该继续在改善民生和加快改革方面有实质性进展，比如医改、教改、土改、价格管制放松、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等等，从而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

　　（八）不应用行政手段干预房地产、股市等金融市场，而需通过加快发展的方式来疏导问题，缓解矛盾。2008年，在从紧的信贷政策大背景下，应该加快股市融资、公司债券融资，在创业板和股指期货推出等方面尽快有行动。从而既能缓解经济增长对资金的正常需求，又能把全社会多余的流动性导向实体经济，并且稳定货币政策，这是一个多赢的选择。

　　中国经济在最近5年中出现了新一轮高增长，而这期间，也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过程，这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本轮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已经使我们无法置身于全球经济可能的衰退之外，唇亡齿寒，我们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做好打算，宏观政策做好反周期准备，并同时对挽救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