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加内需以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为“服务业化”中国的产业结构，也为了让老百姓更多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显而易见，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应该“还产于民”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不仅使国家财政税收猛增，而且使国家手中的资产价值、土地价值猛增，但是，由于国有制，这些收入增长和财富增值带来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

　　■所有制形式对产业结构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会侧重高消耗型的重化工业，而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中服务业会更强。

　　■国有经济分量越重，对法治发展的威胁就越大。只要国企一出现，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出局。所以，国有企业的存在会从根本上破坏各行业的游戏规则，法治就难成为现实。

　　1950年代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过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和生活责任回归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而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并没有还给老百姓，这样的交易当然谈不上对称，其副作用是多方面的。

　　生产资料的国有抑制内需增长

　　我们先看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对内需的影响，也就是为什么把国有资产返还老百姓能带动内需。为便于理解，先讨论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原因。过去十年里，美国家庭累计储蓄1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小。但如果把美国土地、企业资产、房产等各类资产的升值加在一起，那么过去10年里，美国家庭累计资产升值总额为3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资产性财富增长跟劳动收入储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美国人把劳动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钱很少，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以后，不需要再去储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消费内需那么高，可以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的经济增长提供推动力。不过，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所有的生产性资产是个人所有、土地也是个人所有，这些资产收入和增值就自然直接属于个人，再加上资本化、金融化的发展让美国人可以把土地、生产性资产随时变现，随时能转换成消费或者再投资。个人所有制使美国人的消费增长不仅跟劳动收入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资产性收入、跟资产增值挂钩，在资产性财富和私人消费间的距离几乎是零。个人所有制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土地公有、主要生产性资产国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老百姓消费跟土地增值、跟资产性财富增值、跟资产性收入没有关系。初步算，到去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000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公民都算在内了。也就是，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每户五人，那么，这些财富增值算到每户，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万元！

　　资产性收入呢？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分到13亿人头上，这又多了753元。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

　　不过，我们知道，这每户每年33765元的资产增值和收入固然可以想象，但因为是国有而拿不到手，更是无法由私人花的。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这么想：“因为这些国有资产增值、国有土地增值了，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钱，今年我可以多花些钱了”。在国有制之下，这些资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跟自己可以花的钱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在中国唱主角，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场。个人所有制之下，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可以转变成新的内需增长，而在国有制之下，这链条就给卡住了，资产增值只能带来极有限的民间消费需求增长，对私人家庭的需求增长几乎没有影响。

　　许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家会说，国有资产和土地增值留给政府，政府可以多消费，那不也是在增加内需吗？可实际情况是，即使不算这些国有资产升值、国有土地增值，政府的钱已经太多，花不完。2007年，全国财政税收增长31%，到5.1万亿元。从1995到2007年间，虽然GDP年增长速度为10.2%，国家财政税收年增15.9%，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增长仅8%，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增速度仅6.3%。政府财政税收以GDP一倍半的速度增长，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速低于GDP，农民就更低。以前关于收入差距的讨论基本集中在民间内的收入分布上，但实际上，政府相对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要快得多。

　　1995年时，国家税收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46亿倍、农民纯收入的3.96亿倍，也就是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96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2亿农民的纯收入。所以，哪怕不考虑国家作为最大的财产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不考虑资产升值和资产收入部分，仅靠财政税收一项，政府的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最快。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把这么多的财政税收、这么多的资产财富和土地都集中在国家手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不仅使国家财政税收猛增，而且使国家手中的资产价值、土地价值猛增，但是，由于国有制，这些收入增长和财富增值带来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