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在未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大动荡中解体，世界经济回归金本位或次级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或以金本位作为过渡，进行世界财富的重新洗牌，再进入一个全新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中国也可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黄金保障不至于国民财富被极大地洗劫

　　第一层面：经济金融理论与伦理的六大焦点冲突。

　　六、自由市场是不是天经地义的，是不是人类经济伦理的最高追求

　　某些学者认为：自由市场是人们最值得追求的经济理想，是经济伦理的最高宗旨，作为自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理所当然正确并值得追求的。

　　首先，对于自由市场，笔者并不反对——如果它是真正自由的话。

　　真正的全球自由市场，它不只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应该是所有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除了资本之外，还应有技术、商品、劳动力等。但现在的荒诞在于，在西方要求中国按照自由市场的“理想”彻底开放资本自由时，美国能不能彻底开放其劳动力市场，允许所有中国劳工自由前往美国劳动呢？中国已经开放了诸多产业的控股权之时，为什么美国会拒绝华为控股3com呢？美国为什么在诸多高技术领域限制中国进口呢？显然，这并不是公正对等的开放。

　　其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因为从生产力要素的特性上讲，资本最集中，管理次之，劳动力最分散，自由放任的结果是，财富分配必然越来越向资方集中，社会结构将越来越头重脚轻。公正的市场经济就是要支持分散性的市场要素，以集体的方式与资本博弈，这是生产力科学平衡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和散户的集体诉讼等均属此列，这也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精华之所在。

　　因此，即使从人类经济伦理的追求角度，公正和诚实也应优先于自由，或者说要实现在公正和诚实地基之上的自由。

　　第二层面：基于国内国际战略趋势下的国内经济政策配套选择。

　　对当今国际社会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趋势应作怎样的判断，对当前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应有怎样的基本判断，选择何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符合现阶段中国发展战略和民众福利的货币汇率政策，以及进行怎样的货币、汇率、财政、税收、劳动力、环境资源等政策组合的有效匹配，是货币和汇率政策产生重大分歧的第二个层次的源头。

　　一、对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两种不同的判断

　　一种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种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领袖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如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他在2006年9月访华前称，应该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全球经济主要领导者姿态”出现的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必须承认和加入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并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承担相应的主要责任。

　　显然，前者是冷静客观的。目前中国虽然有超过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央行余额数字)，为世界第一，但其中隐藏了大量热钱，它们有泡沫的成分，随时可能从中国夺门而出。即使仍有上万亿美元的真实余额，它也是中国数亿劳动者辛勤劳动换来的血汗钱。

　　由于国内缺乏本土优势主导企业，中国企业在与上游原材料提供国企业谈判中，也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比如2004~2008年度，中国购买的铁矿石的价格累计涨价268.3%；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与下游的欧美国家经销商的议价能力也相当低下。中国商品对下游出口价格的上涨在过去几年中远远低于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乃至一度被西方批评为输出“通货紧缩”，致使中国制造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很多企业已经难以消化“上挤下压”的逼迫。据报道，珠三角等地已经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倒闭或外迁的现象。

　　中国每年大量城市新就业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要求工作，中国解决就业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为重点解决的课题。

　　二、人民币币值是否低估，币值“低估”形成原因的分歧

　　某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人为地严重低估，中国存在严重的“操纵汇率”嫌疑，人民币大幅升值，乃至实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解决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

　　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对于这一判断，笔者并不反对。笔者反对的是中国人为制造人民币币值低估。笔者更加反对的是所谓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解决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唯一道路的看法，它至少存在三种路径。

　　A，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国际经济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客观形成的，绝不存在所谓的汇率操纵。

　　首先，“汇率操纵”罪名本来就不存在，在当今国际经济法中，选择哪种汇率制度是各国的权力，根本不存在固定汇率就是汇率操纵的立论前提。

　　其次，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历史原因和国际经济重大变迁的双重力量形成的客观结果。按照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的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政治壁垒和地缘的隔离，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种不同经济体。西方国家采用了市场经济，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逐渐形成了一个高价格体系；中国等国则采用了计划经济，造成短缺经济的现实，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个低的价格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壁垒降低，加上因特网等高科技跨越了地缘的距离，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价差，将制造基地搬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而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为公司创造巨大的新利润空间。随着制造能力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人民币的内在实际价值得到了较大提高。

　　B，人民币与西方主要货币一度的确出现了内在真实购买力的落差，但解决这一落差的办法不只有采取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一个渠道。

　　就像一个“三峡大坝”（所不同的是，国际经济上下游是在一个共同的封闭空间里），其上下游水位落差大，有三种办法将其水位拉平。一是一次性将大坝拆除，上游（西方）的滔天水量瞬间扑向下游（中国），巨大的洪水将使下游的中国经济遭遇灭顶之灾，上游国家，特别是国际金融动荡的冲浪高手——国际热钱将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第二种是，通过提高下游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等价格，用这些政策垫高下游的水位，这种办法会使下游国家——中国及其国民成为主要的受益人；第三种是，采用类似三峡大坝船闸式方法，把上游的船——经常项目——放入上闸口，再把下游的闸口打开，或者相反，在这种方法中，上游的水（资本项目）会逐渐有一部分随着船流入下游，并逐步拉平上下游的水位。

　　这个比喻与现在中国货币汇率政策的相类似选择项是：第一种拆掉大坝是短期内实现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其必然导致下游的金融危机；第二种是固定汇率制度，并需要有提高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的价格配套；第三种是现在实际选择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人民币渐进升值，对经常项目放行，但要严格资本项目管理——因为如果上游的水流入下游过多，则下游会出现流动性泛滥，水（钱）涨则船（商品价格，包括资产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也就高了，这也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加剧。当然在货币领域还有第四种方法，即一次性重估，但在今天大量热钱已经进入中国埋伏的情况下，这已经错过了合适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一次性重估对中国并没有太大好处，反而是一次性豁免了国外欠债人的巨额债务，即中国蒙受巨大损失。

　　三、人民币升值不同路径选择和相应配套政策措施

　　在上述四种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中，第四种——人民币的一次性重估，因为时机窗口已经错过，同时学者们也找不到形成共识的重估标尺，已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第一种——短期内闯大关，实施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将使中国经济遭到严重冲击，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笔者认为，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应当选择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结合方式。选择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国的货币——美元为主要的盯住货币，以每年3%左右（热钱融资成本大约3%）的升值水平逐年升值，明确资本项目合法与非法的定义界定，严厉打击非法的国际投机热钱。

　　在其他政策配套上，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保持人民币的正利率；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不排除采取一次性补贴全体公民和纳税人的办法，将投机热钱获得的暴利转回一部分给国民和纳税人；提高土地价格、环境价格，国家将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开支。有力遏制房地产投机，提高第二套房的贷款和交易成本，加大政府投资的廉租房建设。进一步加强向公正、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借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避免股市大起大伏，维持慢牛市场，引进集体诉讼和举证责任在辩方制度严厉打击市场坐庄操纵行为，并借助比较健康活跃的市场，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水平，扶持中国各产业的优势企业提高整合度，进而提升它们与上下游的博弈能力。

　　大力增强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活力。积极扶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对现有国有金融机构，实现政企分开，除了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银行外，在避免一股独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社会多种力量合力办商业银行，在明确严谨的经营业绩奖惩办法的基础上，推进经营者股权期权激励机制。从而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和弹性。

　　与此同时，将增加黄金储备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将每年真实外汇收入的相当比例（热钱部分不可轻动），参考中国“世界工厂”的每年需要量，用于购买石油、铜、铁矿石等战略性物资并不断增加储备，或进行海外矿产资源直接投资。逐渐改变单一以美元为交易结算货币的历史，按照与各国实际贸易量，与其使用该国货币结算，并按照与各国实际贸易顺差量比例配备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

　　在中国制造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体系不断优化成熟、人民币的黄金货币抵押物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就可以逐渐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进程。这个过程可能要5~10年的时间。

　　上述政策对中国应对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可以攻守兼备。如果现行以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秩序能够修正、完善和巩固，我们日后也可以水到渠成地与之接轨。如果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在未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大动荡中解体，世界经济回归金本位或次级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或以金本位作为过渡，进行世界财富的重新洗牌，再进入一个全新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中国也可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黄金保障不至于国民财富被极大地洗劫。即防范可能发生的极端状况——强势的主导货币单方或联合宣布实施金本位，中国现在持有的外国纸币或债券极大地缩水，只能兑换很少的重新与黄金挂钩的新美元或新欧元。倘若那样，现在美元每升值10%，中国外汇储备约1000亿美元的损失将“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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