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我国2月份的CPI同比上涨8.7%，为11年来最高水平，说明2008年以来物价水平上涨的趋势更加显著。抑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工作重点。固然，翘尾因素正在影响着目前的CPI水平。但现在给中国经济戴上通货膨胀的帽子似乎并不令人惊奇。

　　200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部署2008年的经济工作时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显然，中央已经高度注意到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并且将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重心放在防止经济过热方面。言下之意，目前的物价上涨是由于经济过热所引发的。看来，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溯本求源，将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3月5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不难看出，在4.8%左右的CPI目标背后，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被放缓至8%左右。

　　GDP增长下降CPI升幅未必降

　　传统上看，CPI增长与GDP增长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要呈现出同一方向变动。实际上，菲利普斯曲线对此进行了类似的描述，只不过菲利普斯曲线没有用CPI来描述经济增长，而是采用了充分就业这一学术用语。

　　事实上，宏观调控已经进行了好几年，迄今为止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控制也初见成效，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加快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型，许多重复建设的落后产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随着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房价出现松动，最直接导致经济过热的楼市也被浇了盆冷水。年初南方14省市雪灾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肯定会将过热的经济“冻僵”一部分。

　　然而，将GDP增长降下来就一定能够将CPI的升幅度降下来吗？未必。固然，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降低CPI增长率几乎无从谈起，但CPI的上升过快绝非仅是由经济过热这一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往往是多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菲利普斯曲线之所以成立，实际上就是假定除物价与充分就业因素之外的因素为常量。现在看来，这种假定只不过符合当时的实际，并没有与时俱进。战后越来越多的实例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往往过于理想化。别的不说，仅仅在前些年，中国就能够做到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如果说此时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话，那么，这种失灵应当是受欢迎的良性失灵。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比较严峻，也可以说菲利普斯曲线在此时失灵，只不过这种失灵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恶性失灵。

　　假使GDP增长果真被降至8％左右，完成全年4.8%的CPI控制目标也并不容易。1月份，CPI增长已经达到7.1%，2月份进一步升高到8.7%。这样，在余下的10个月里，CPI的政府必须控制在4％左右，全年CPI上涨不超过4.8%的目标才有可能达到。何其难也。的确，靠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在一定程度压制CPI上涨，但很难完全压制住。因此，要维持全年CPI上涨不超过4.8%的目标，要从别的地方想办法。

　　当心出现滞胀

　　不难看出，假使菲利普斯曲线还有效的话，我们的难处在于如何在经济增长与维持物价稳定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顾头难顾尾。现在的情况下，菲利普斯曲线不管用了，在经济增长与维持物价稳定两者之间不再是相互权衡的关系，也就是头与尾都难以顾及。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滞胀。如果真的发生滞胀，是很可怕的。

　　所谓滞胀，实际上就是指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在经济学中，滞胀特指经济停滞(Stagnation)与高通货膨胀(Inflation)，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它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

　　传统上，对滞胀的出现有两种解释。一方面是预期心理因素，也就是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紧缩货币政策，但社会大众已事先预期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因此将通货膨胀因素反映在公司未来成本上，而造成物价上扬；另一方面是供给面引发之震撼，例如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厂商无法立即反应其成本，在高成本的压力下，难以生存，失业率因此而提高。然而，在上述两种解释中，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建立在封闭经济基础上的，没有从开放角度分析各种外生要素对中国物价水平的影响。

　　过去，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低，中国经济的均衡增长只不过是强调内在均衡，实际上也就是像“走钢丝”一样在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之间寻求平衡点。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开放，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的均衡增长不仅应当强调内在均衡，而且也应当强调外在均衡。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下，中国在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之间寻求平衡点会比以往困难许多，要在排除各种各样外界扰动的前提下才能“走钢丝”。显然，仅仅靠抑制经济增长来寻求物价的相对稳定会更加困难。

　　尽量减轻外部压力

　　当然，在8％以下，如果进一步压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或许还会对物价水平产生进一步的抑制作用，但这样做的副作用会很大，很可能会危及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稳定。因此，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就要抑制经济过热，而抑制经济过热最多也就是将GDP增长速度压抑至8％的水平就算基本完成任务了。至于抑制CPI过快上涨的剩余任务，则需要另辟蹊径，尽可能减轻外部因素对中国物价水平造成的压力。

　　我们看到，在2007年，中国的CPI上涨了4.8％，而其中包括了很大程度的国际市场涨价因素。据有关媒体报道，在2007年中国CPI的上涨之中，食品价格上涨12.3％，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0个百分点。在国内食品涨价的背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严格来说，国内食品涨价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针对国际市场农产品涨价的“水涨船高”行为。更进一步看，除了受国际市场的直接影响，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上涨则更多体现为间接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事实上，饲料价格上涨导致了肉禽及其制品出现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而饲料价格上涨又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连锁反应之一。再进一步跟踪不难发现，农产品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又与石油涨价有关系。

　　事实上，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前提下，巴西等一些国家也在逐步加快发展生物燃料产业，相应也加大了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预期。

　　应当看到，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很多方面也会受到来自外部的涨价压力。例如，随着垄断因素和资源稀缺性因素在商品定价中的权重加大，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资源性商品价格的上涨也进一步加快，而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之一，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价格上涨必然通过进口渠道向国内传导。又如，随着全球范围内流动性日益过剩，国外投机资本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对重要原料性商品加以炒作，也使得中国进口原材料的价格水涨船高。此外，随着美元的贬值，以美元计算的商品价格也在上升，相应会诱发国内同类商品出现“跟风”式涨价。

　　对于这些影响中国物价水平的外界因素，应当加以客观看待。一方面，这些影响因素不仅仅是现在刚刚出现的因素，而是存在已久的因素，只不过过去被“封闭”掉了，我们体会不到。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一些商品价格的上涨本身就有中国因素，既包括来自中国的需求刚性增加，也包括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大宗资源性商品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规范的协调。

　　现在看来，在2008年，我们的经济工作任重道远。继续保持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很有必要，但也有必要注意把握好调控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在完成稳定物价水平的重任方面，看来也需要两手来抓。一方面，要通过给过热的经济"泼冷水"来减轻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要想办法尽可能将来自外部的涨价压力化解一部分。

　　总的来看，在当今经济日益开放的大背景之下，要在克服通货膨胀过程中防止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滞胀现象，有必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内滞外胀的情况予以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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