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中央银行的行长们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俱乐部，他们习惯于赶风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他们深受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简单化经济理论的影响。货币主义被证明失效后，推崇这一理论的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那以后，央行行长们开始寻找新的理论。

　　“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应运而生。这一理论主张，只要价格增长超过设定的水平，利率就应该提高。这一粗糙的药方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或者经验主义证据的基础。人们没有理由相信，无论通胀的原因为何，最佳的应对措施就是提高利率。我希望大多数国家有足够的理智不去设定所谓的通胀目标，然而事实上，包括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韩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都正式设定了通膨目标。

　　如今，设定通胀目标受到了考验，而且它几乎可能通不过考验。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高通胀率，并非是因为宏观管理不善，而是由于石油和食品价格在蹿升。与富国相比，这些项目在平均家庭预算中占据更大的比例。例如在中国，CPI增幅已经迫近8%或者更高。在越南，通胀甚至更高而且预计将会在今年达到18.2%。印度的通胀是5.8%。与此相比，美国的通胀是3%。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应该远远高于美国呢？

　　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绝大部分是输入型的，他们提高利率对农作物或者燃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且，鉴于美国经济的规模，其经济放缓对于全球价格的影响肯定会大于任一发展中国家。这就表明，从全球角度而言，需要提高利率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只要发展中国家不采取措施限制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当国际大米和其他农作物价格显著上升的时候，其国内价格肯定也会显著上升。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高昂的油价和食品价格构成了三重威胁，也就是不仅进口国家不得不为农作物付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要支付更高的运费并且在交付给那些远离港口的消费者的时候还要付出更多。

　　提高利率可以降低总体需求，这样可以减缓经济并且限制某些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升，但是除非运用到极致，否则提高利率本身并不能把通货膨胀降低到设定的水平。例如，即使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以更为温和的速度提高（比如说每年20%）并且在国内价格上体现出来，那么把整体通胀率降低到例如3%将会要求其他方面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这几乎肯定会造成显著的经济放缓以及高失业率。这样一来，治疗还不如不治好。

　　那么人们应当做什么呢？首先，不要因为输入型通胀而指责政客或者央行的行长们，正如我们不应当在全球环境良好的时候赞许他们为低通胀做出成绩一样。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高物价会带来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骚乱和抗议正是这一局面最差的表现。

　　一些鼓吹者们一直在强调贸易自由化的优势，但是对于贸易自由化的风险，却很少有人提及，而市场对于这些风险通常并不提供足够的对冲。我在25年以前就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有可能让所有人日子更加难过。我并不是主张保护主义，而是提出忠告，也就是我们必须清楚风险并且准备好应付它们。

　　在农业问题上，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让消费者和农民免于这些风险。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机制性结构或者资源也这样做。许多国家正在实施出口税或者禁止出口等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帮助了本国的公民，但是其他国家的人要付出代价。

　　如果想要避免反对全球化的更大浪潮，西方国家就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生物燃料补贴鼓励了把农田从生产粮食转移到生产能源。这一补贴必须予以取消。此外，花在补贴西方国家农民身上的数以亿计的钱现在应该用来帮助更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来满足其基本的食品和能源需要。

　　最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需要放弃设定通胀目标。迎接不断上升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斗争已经够艰巨的了，大幅提高利率带来的经济疲软和失业上升对于通胀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会让在高通胀条件下生存的人们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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