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陕西微笑局长、表哥杨达才被党纪处理。大家都恨“表哥”，而我打心眼里觉得，表哥其实很可怜。

　　一个月前，8月26日，延安包茂高速发生特大交通事故，身为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的杨达才赶赴现场处理事故。这本来只是例行公事，孰料，一张照片让他顿时成为公众人物：照片上，他面露微笑听取其他工作人员汇报。

　　公众大怒。公众无法理解，死者枕籍，局长何以竟能笑出来。杨达才后来解释说，现场处理此事的当地官员比较劳累、紧张，他们说的有些话自己听不太清楚，微笑是为了让他们放松些。

　　毫无说服力。任何人，只要还有人的基本情感，也即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在那样的场合，一定会心有戚戚焉，一定会心怀伤痛，面露悲痛。这不用别人教，这是人的本能，当地官员做到了，所以他们劳累、紧张。这种本能是完全恰当的。杨局长却别出心裁，要让当地官员放松。

　　网友斥之为“没人性”，完全准确。网友做出这一判决后，对杨局长进行“人肉搜索”，挖出了一位“表哥”。杨局长慌了神，两次出来解释。尤其后一次解释，令人齿冷：他把自己的家人都牵涉进来。他说，这些手表是用自己的收入买的，一年光工资收入就十七八万元。儿子也喜欢买名表表，两个人经常换戴。

　　可以想象，那一个星期，这一个月，身为局长的杨达才是如何尴尬，如何狼狈，如何提心吊胆，以及，最刻骨铭心的是，如何后悔。他一定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笑那么一下？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名表，并把它们带到公开场合？

　　微笑局长、表哥也许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只是这个没有文化的物质主义时代的牺牲品。

　　二十世纪之中国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消灭文化。各种立场的政治力量争先恐后地从事这一工作，从思想、观念、文化、宗教领域，到经济、社会、政治领域。这一摧毁中国文化的事业，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基本圆满收工。此后，以儒家价值、经典为代表、并由儒家君子-绅士承载的中国文化，只在灰烬之中有那么一点点火星而已。

　　由此，国人普遍地没有文化，更糟糕的是，接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政、商精英群体，普遍地厌恶文化，反感文化。他们断言，文化约束人，文化让人虚伪，他们要回归本真。由此，他们的生命迅速地自然化，也即回到动物状态，任由肉体的本能支配自己。这种本能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占有更多的物质，包括财富、权力、性对象；支配他人，若不服从则对其使用暴力。

　　在这种心灵支配下，九十年代初开始，伴随着商业之放纵，人心迅速物质化。到那个年代末，国人已普遍进入物质主义的生存状态，物质成为人生最高价值。有机会获取、积累金钱的社会各领域之精英，在奔往物质化的康庄大道上，一马当先。最先陷入物质主义狂欢的是商人。他们发财了，纵情地消费物质，用物质来显示自己的价值。

　　这刺激了官员群体。他们掌握权力，纵情消费的富豪之财富其实都有官员照拂之功，现在，商人反倒成为物质主义时代的偶像。官员们羡慕加嫉妒，疯狂投身其中。官员们本已是物质主义的信徒，他们又拥有权力，所以获取、积累物质的速度与花样，皆十分惊人：疯狂获取货币，似乎尤其偏爱现金；疯狂获取实物，比如购买几十套房产；疯狂消费，比如购买几十块名表，名包，名皮带。他们也变态地占有与消费异性的肉体。

　　《礼记·乐记篇》早就清楚地指出了如此生存者之状态：“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表哥已经“物化”。人之为人的本质，灵，已经被遮蔽了。他把自己降格成为物质。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很快乐。这种快乐让他在他人死亡的时候，也不能掩饰。

　　乐极而生悲。物质主义者的快乐几乎都以不幸或灾难告终，表哥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快乐依赖外部世界的物质，且其快乐恰恰来自于对外部的物质主义世界之公开表达，比如同僚羡慕的目光。因此，表哥不断变换手表，这是其快乐之源。然而，这与他的职业角色相冲突。于是，他被人肉，他被处分。

　　其他表哥们震惊了。据说，名表的市场销量急剧下降。但是，其他表哥们可能还会冲入其他奢侈品领域，因为，占有物质、消费就是他们的生命意义之所在。他们就是要在提心吊胆中疯狂消费。很疯狂，也很可怜。

　　我本着一颗怜悯之心，愿对这些可怜虫当头棒喝：物质主义的生命是动物的生命，而不是人的生命。你们应当重新认识人是什么。你们应当以文化己。否则，你们永远生活在高快乐也即高风险之表态生活中，也永远没有人的尊严，不知人的价值，与人在脱离物质主义的丛林世界之后因为有文化而特有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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