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三鹿事件”之后没多久，我应邀参加了欧美同学会在长安俱乐部举办的“商界—名家午餐会”。午餐会由欧美同学会暨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先生主持，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项兵博士作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的主题演讲。我之前曾与项博士有过多面之缘，便在席间过去和他打招呼，并向他请教关于“三鹿事件”折射出的中国品质的问题。记得他当时摇头苦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一下也说不清楚。”后来在演讲的问答环节，也有人问到此话题，他依然摇头苦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已经是企业价值取向的大问题了。以后再说吧！”我本人是非常钦佩项博士的，出席这次午餐会，多半也是冲着他来的。他是个个性十足，敢于直言的人，他领导的长江商学院也同样个性鲜明，善于创新的团队。然而，他此刻欲言又止，说些外交辞令，让我觉得有些失望和不甘心，便想在私下找他谈谈，可惜的是他回答完问题后，便匆匆地赶往机场了。唉，又是一个“国际化”的空中飞人！

在回家的路上，我仍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这位曾敢于直言的学者选择了沉默和回避？要么是没有想过，要么是没有想透，也许，是想的太透了！毕竟，这位倡导中国企业家们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的学者起点太高了，许多人还是无可奈何地蹲在地下琢磨世界地图呢！看来，让这位学者说不出口的，正是需要先在地球上解决的大问题，那就是——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拼命地成长壮大，却不问“为什么”的问题，企业管理者们每天都为工作殚精竭虑、四处拼搏却不清楚“目的何在”的问题。虽然，德鲁克先生已经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克劳士比先生也以“三个代表”的通俗说法给出了答案，但是，现实的问题似乎远远没有那么单纯。

经济社会也应该是让学经济的人出人头地的时候了，当然，也应该支持他们把经济系改为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然后，从做经济研究的人，更名后变成“经济学家”，扬名立万，挥斥方遒，虽然有些找不着北，但依然令万众仰慕！

这些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他们的声音在各个领域都余音袅袅，不绝于耳。加之美国经济学家们的强势影响，尤其是华尔街的巨大魅力，我们已经把“经济学家”掌管国家的发展政策，尤其是金融命脉当作了与国际接轨。

然而，当国内的一大批银行行长“前赴后继”地锒铛入狱，好比狂风吹走了蒙在“经济学家”脸上的美丽面纱，让人们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东西，于是，开始逼问——经济学家到底缺什么？

就经济谈经济看上去很美，一旦价值观缺失，无异于自毁前程，正如管理的“三个层面”所说的，知物理、明事理固然重要，一旦人理不通则万事休矣。同理，也从来没有单纯的商业，也不能就商业谈商业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异曲同工的问题——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

8

这个问题原本是由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理性利己主义”思想家安•兰德博士（Ayn Rand）在1961年提出的。随后，兰德博士与伦纳德•佩柯夫博士共同出版了同名专著《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兰德博士针对人们用“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道德伦理把商人视为自私自利的“邪恶奸商”的情况，鲜明地提出“理性利己主义”的主张，公开倡导“自私是美德”。

佩柯夫博士也说：“从本质上说，美国是由利己主义者所创建。开国之父们预想的这片大陆是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润的——也就是一个自力更生者、个人、自我、‘我’的国家。然而，如今，我们到处都能听到相反的观点。这就是你必须做出的哲学选择。”

因此，他们认为：“商人必须是世俗的，他们关注物质利益。从支配生产线的物理规律，到冷漠严酷的财政账户之事实，商业都是一项注重实利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不可能存在商业的另一个原因——不仅自私自利，而且包括俗心，这些都是重大的罪恶。”

如果仅仅了解到这些，你会倒抽一口凉气——这不就是华尔街推崇的“贪婪哲学”吗？难道是他们思想的源头？你如果再看到一些文献，说某著名的华尔街投资大师在其经典著作里热捧兰德博士，连风光无限的格林斯潘先生也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书评推荐兰德的论著，那么，你基本上已经把兰德给“判刑”了。

好莱坞曾拍摄过一部名为《华尔街》的电影，被誉为是商战电影的中的经典之作，同时，这也是一部在金钱挂帅时代毫不掩饰地为人类的贪婪欲望辩护的一部主流电影。不知怎么，看过这部电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很不舒服，也思考了很多问题，还索性找来影碟看了很多遍。终于让我想明白了——我之所以对由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华尔街大鳄感到害怕，是因为他非常真切地帮我撕下了商人们那一层“温情”的面纱。在那个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社会，上到政界领袖、商界人士，下到普通民众几乎都是实用、趋利，趣味寡寡。而现实中的主人公们则为我们还原了他们倡导“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生活理念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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