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过度依赖国外资源、对外贸易、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将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或风险.

由于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制约,经济过热和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扩张型经济增长,必然增加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依赖程度的迅速提高.2003年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达到8000多亿美元,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6%以上,远远超过美国、英国、法国等大国对国际市场的依存程度.如此的“大出大进”,如果在没有什么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并“恶性竞争”的情况下,必然是“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出口产品”,结果换不来多少利益.更让我们担忧的是,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久.由于偿债压力与日俱增,必然导致财政增收压力增加和税收增长过快.从1998年至2003年,我国税收增长屡创新高,分别增长12．8%、15．3%、17．8%、21．5%、15．3%和20．3%,远远高出同期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长此以往,必然产生对民间资本、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三、思考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出路

众所周知,保持一个持续稳定高增长速度,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然而,“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冷静分析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正是我们体制上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真正看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地区与地区、人与自然、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等“不协调”而需要付出的昂贵代价,努力走出一条新路.

首先,要认真走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资源消耗和生产成本,减少了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而且使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开始进入信息化和智能自动化时代,进而引起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信息化在工业化发展中的倍增作用和催化作用,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一方面要加快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大型系统软件、超高速网络系统、新一代移动通信设备、数字电视系统等核心信息技术的产业化,提高信息产业对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另一方面要用电子信息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集约化程度和生产效率.用电子信息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产业,不仅使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获得空前提高,而且改变着传统产业的内涵,刷新了传统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进而有利于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问题.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在重视经济投入的同时,要重视对科学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努力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民整体素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要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冲破“诸侯经济”的藩篱,促进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提高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

第四,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意识.作为一方的行政长官追求所谓政绩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什么才算政绩”,如果我们不摈弃片面追求GDP,追求高速度的“赶超、攀比”的旧观念,仍以“速度、形式”论英雄,就很难使我们的官员摆脱“好大喜功”、“搞形式主义”的政绩窠臼,也就很难使我们的干部摆脱“数字游戏”的陋习.

　　最后,要着眼我国基本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与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力争在协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韩保江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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