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抓鬼而忘了歌剧

从绝对数字来讲，中国今天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大国，超过了日本。我相信10年之内从电脑到汽车，从马达到床单，大概90%的产品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在品种及产量上，中国战胜日本可以定论。同样，印度也迟早会战胜日本。

毕竟低成本、大市场以及人口优势，能够成就这样的胜利。聪明的日本人早已放弃了在绝对数量上压制中国。

这并不是真正的战胜。

而且，我认为，“日本制造”会不会仅仅是一个鬼魅概念？这个鬼魅确实曾经存在，但它正在逐渐消失。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你能说日本制造中就没有中国制造吗？

执全世界PC电脑牛耳的戴尔公司，它的电脑是在哪制造的？我实在说不上来。打开戴尔电脑，它的主机板是在台湾制造的，但主机板上的零件可能来自10个国家，它的键盘可能是在深圳制造的，电源器可能是在印度制造的，硬盘可能在爱尔兰制造的。有人说，看电脑就看CPU和操作系统，戴尔电脑的CPU是美国Intel公司制造的，操作系统是美国公司微软制造的。但是，虽然那颗CPU确实是由美国出口的，但CPU里面的晶片却是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台积电公司制造的。操作系统的光盘可能是在美国压制的，但系统的汉化工作却是在北京中关村完成的。

你在中国买了1台戴尔电脑，就至少为10个国家地区的政府贡献了税额。戴尔电脑究竟是在哪个国家制造的？

当然，我们也不用担心无处发力，因为这个鬼魅确实也有活生生的子女，今天在我们周围乱蹦乱跳，这些子女叫做“日本企业全球供应链”、“日本技术”、“日本质量标准”。我们的竞争对象应该是这些活生生的子女。

只有在塔尖的交手，才是强者的对话。

期待那样的巅峰对决。

决胜在人

日本在台湾从事生产制造多年，上世纪90年代，台湾出现了一股“批日风”，控诉日本大企业只知道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真正的技术却保护得死死的。一次，日本丸红商社的社长感慨地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怪日本企业，真正的高技术都是专有技术，经常是与某些精密的设备分不开的。日本公司经常感叹在台湾找不到愿意在一套技术上钻研一辈子的学徒。真正的高技术往往需要一个人浸淫5年，甚至10年，但在你们台湾，跳槽之风太甚，一名员工干了3年就算是资深员工了。我们日本企业哪敢把精密技术交给一个员工平均在职寿命只有2、3年的台湾公司？”

可以认为这是日本人的托辞，但我们必须关注其中潜藏的问题。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它停电一天，从美国到日本到德国的半导体价格就要波动。台积电一位高级建厂工程师告诉我一个故事。大多数业外人士以为半导体生产是个高科技精密流程，质量主要取决于几十亿美元的厂房及自动生产线。这位工程师告诉我，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半导体生产的质量主要在人，尤其是流程中人与人的团队协作。他说，如果将一条质量已经稳定的生产线由一地搬迁至另一地，“即使设备100%一样，人员100%一样，也至少需要半年才能恢复原有的质量水平。因为人在一个新环境中都会有些细微的心理与行为的变化，而在半导体这种精密度的制造流程中，容不下这种细微的变化，一直要到这群人的心理与行为稳定下来，磨合出与设备之间的互动定式，质量才会稳定下来”。

由于这缘故，世界上半导体工业在扩厂或迁厂时，都会100%的复制原有环境，不但走道、灯光一样，“甚至如果某一处有个垃圾桶，都要在新地方同样位置放一个同样颜色、大小的垃圾桶”，一定要做到“宾至如归”。

制造业走到高端，关键在人。人的素质、人的稳定、人的默契、人的协作意愿。“科技”可以被固化到设备里，但“技术”却存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设备之间。我们可以说，越精密的制造业，越需要精密的人力资源体系。

如果精密的都是由人家做的，不精密的都是由我们做的，即使总量再大，午夜梦回恐怕也难以骄傲。

中国的制造业，必须培养出行为精密、心理稳定、具有团队协作意识的生产人员。我们的制造业必须认识到了人力资源体系的关键性。只有在这里突破，超越日本才能成为真正可能。

抢跑产业转型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除了我们天生身型庞大，食量很好，力道也大，不断追赶日本外。只要有弯道，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争取超车或是缩小距离。

产业转型指的是由失去竞争优势的成熟产业，或者叫它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的过程。这对中国制造的赶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为弯道超车，大家都得减速重新确定方向，还不要保持身体的平衡稳定，一旦跌倒或过慢就会丧失机会。

在产业转型上，我们拥有与日本同样的机会，甚至还有优势。因为日本企业可能会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船大难调头。

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衰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家电、汽车等行业出现相对萎缩，但日本新兴产业的发展却没有及时跟上以支撑传统行业下滑。对此，日本企业也有反省，他们的通商产业省发表了《21世纪经济产业政策的课题与展望》认为支撑日本半个世纪发展的“自给自足式”经济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由于缺乏知识产业方面的创新能力，未能及时从工业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如汽车、家电等）转换到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如IT产业、生物工程产业等）。就这样，日本错过了世界最重要的“IT10年”。

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企业在产业转型的过程，越是出身名门，越是容易陷入困境。“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是日本企业得以成功的三大利器。 然而，时过境迁，由此产生企业冗员及庞大的资产负担等负面现象，昔日成功法定，如今却备受各界质疑。松下的社长中村邦夫，更是高举“变革”大斧，进行一连串的破坏与颠覆，如：大幅裁员、让企业员工提早“下岗”及实行“成果主义制度”，曾被松下奉为圭臬的“日本式经营”，遭到摒弃。

中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产业升级，提升制造业中的技术含量，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已经通过吸引外资、倡导自主研发、增加受教育人群等各种手段实现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并且逐步取得良好的成绩。同时，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企业没有历史的包袱和束缚，正以轻快的脚步迈向新兴产业。

产业创新力的推动，将使中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制造业。

先质变，再量变

在传统行业上，我们遵循先量变，再质变的逻辑。

我们先追求量上超过日本，借此势完成质的提升，当然，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

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先质变，再量变。这主要对一些机会几乎均等的新兴行业。在新兴的原创技术方面，如IT、纳米科技、生物技术等，日本并未一定有绝对的领先地位，甚至，中国的研发效率还要超过日本。

2004年12月，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Deloitte）在上海发布了一份《2004年度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500强》报告。本次“双高”企业榜中，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司共有90家（这个数字在去年还是29家），占所有500强的18％，日本紧随其后，占16％；澳大利亚占12％；台湾地区占11％；印度占8％。

据了解，德勤推出这种“双高报告”始于1995年的美国，当时主要调查驻扎在硅谷内的企业，且数量限制在50强内；后来逐渐延伸到其他地区与国家，数量也不断增加。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在制度上鼓励科技人才培育与科技创新上的突破。更多的中国年轻人能够接受到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外资研究学院、研发机构相继开进中国，例如美国微软于1998年在北京成立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是计算机科学界的一流研究所，这些研究院与研发机构中有着世界顶级的研发人员，对新兴技术在中国的转移和扩散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大量在海外学到先进技术的中国技术人员，在回国后与国内的技术人员进行交流与切磋。中国已经有很多技术含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产品，而且还在迅猛发展。

而在特定技术领域的应用研究上，中国也开始取得丝毫不比日本逊色的成果。虽说中国尖端研究人员的工资相对较高，但也不到日本研究人员的1/10。因此可以说，中国在特定尖端技术研究领域的投资效果甚至要比日本高出一位数来。

话语权

在国际竞争中，中国似乎向来是游戏规则的遵守者。在国际贸易中，中国频遭技术壁垒的阻挡。据悉，加入WTO后，因为技术壁垒导致中国在出口贸易中遭受的损失高达数百亿美元。

谁制定了“标准”，谁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谁就率先掌握市场的先机。而只有有了先进技术或其他某种强大的实力，才有资格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在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制定游戏规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首先，在新兴行业中，取得尖端技术成果的中国企业完全可以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其次，随着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出现的自主创新成果，中国企业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标准，让其他国家的企业成为游戏规则的遵守者。

此外，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中国企业可以联合起来，依靠市场优势，制定中国市场上的游戏规则。

近年来，在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并积极参与到标准的制定中。有这样的例子。3721网是第一个参加了互联网行业标准制定的中国企业。中国有着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马上就要突破1亿人，互联网用户毫无疑问地会成为世界第一。此外，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互联网领域提出具有本地化特点和符合中国人利益的标准提供了机会。3721公司参加了第53届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大会，提出了符合中国人利益的方案，并根据3721的提议，将IETF网络实名标准制定的官方工作组，采用汉语拼音“CENG2”来命名。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