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情绪上的“我想要”（欲望）与理性上的“我应该”（价值判断）存在明显冲突时，人们往往来回挣扎，自我矛盾。这种矛盾是长、短期目标的矛盾，是当下欲望对长期追求的背离。通常情况下，人们很容易被当下的欲望、动机、习性所引发的情感所战胜，理性思考为感性行动所主导，结果偏离了自身的长远价值判断。

理智与情感

人们对某一原则的抽象表态，与这一原则具体运用时所持看法也许无关。在讨论一般原则时，人们更多地受到理性分析的支配，而在采取实际行动时，又更多地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情绪上的“我想要”与客观上的“真需要”并不等价，人们需要突破思维定势，调整个人认知，弄清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并采取相应措施化解内心的矛盾。例如，有人在冷静时承认抽烟有害，现实情境中照抽不误；有人清楚酒驾的危险，却放任酒后胡为。

企业要长期发展，依靠的是理智和才干，在家族企业经营中，亲情和血缘往往让决策者做出受情感驱使的抉择，进而可能产生却伤害亲情又伤害企业的结果。例如，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资产规模上亿，在公司接班人的选择上，其创始人却迟迟难以定夺。该企业家的长子接受过系统的工商管理教育，在公司内部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口碑也很好，但有些恃才傲物，与父亲讨论企业经营问题时，经常坚持己见，毫不退让。次子能力明显不如长子，但善于取悦父亲，从小就深得父亲的宠爱。企业“老臣”都劝企业家选择长子接班，企业家也深知儿子们的特点，但他总觉得次子的能力可以培养，因此故意拖着不交班。在他年近七旬时，次子已经三十多岁，能力并无大长进，而他与长子的隔阂却似乎不断加深。对此，企业家感到非常痛苦。这类情况，须有清醒认知，以理智战胜情感，才可能有更大胜算。

矛盾自我的存在表明，理解人性非常重要。对于人类来说，理性逻辑常常战胜不了本能的即时反应，特别是在关乎生命、感情、金钱等问题时，旁观者或许可以做到冷静、理智，而当事者就容易意气用事、失去理智。在汶川地震发生时，有位男士因为恐惧而本能地顾自逃命，尽管他下楼后很快就意识到妻子还在楼上，并马上回到家中去接应她。事后，这位男士主动认错，妻子还是认为他太自私，大难面前只顾自己逃命，并以此为由提出了离婚。其实，这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是人的本能，应该得到理解和原谅。所以，有哲人说，人性不服从基于理性的判断，不服从基于当前主要趋势或潮流做出的预测，服从于伟大艺术家的惊人创造，但更多的时候，社会组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让人性远离诱惑的考验。

 

制度与慎独

理性难以控制本性，“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试图考验他人或自己的道德底线，很有可能导致本能的冲动被在无意识中被激发。清代道光年间进士、刑部主事冯志沂很喜欢碑版字画，但在外任庐凤分巡道时，绝口不谈自己的爱好。有下属把宋拓碑帖放在名贵木盒中用古锦包裹着送给他，他看都不看命人马上退回。有人认为看看无妨，他回答说，“一旦打开看过，可能就还不了了。若是真正的珍宝奇物，我怎能忍住不收？不见可欲，其心不乱，所以不见为妙！”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才体现了其守本真心、毫无矫饰的清廉天性。

防微杜渐，小处着手，远离诱惑，才是抗拒诱惑，防止出现重大失误的有力保障。相对于道德自律，建立在他律基础上的制度约束是更合适的社会治理方式。国际反贪专家郭文纬在谈到香港廉署反贪理念时指出，立案不看案值大小，采用的是“零容忍”的标准，哪怕贪一元钱，也会受到调查。他说：“国内贪污5000元以下的只作行政处理，我不同意。贪污不是第一天就收100万，都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企业经营决策必须冒险的说法，若结果有可能出现超越公司承受力的损失情况，则尽管概率很小，也是不允许的。只有赌徒才会抱侥幸心理。

对于位高权重的决策者来说，不展露所好，可免使诱惑出现；不见可唤起欲望之物，可免被贪欲左右，这才是拒绝腐败、确保决策独立性的根本之道。从组织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考虑到个人的自我理性有时战胜不了即时的情感反应，关键在于隔离或限制个人可能受到的各种诱惑。只有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地清除腐败的现象。香港的廉政业绩排在世界前列，其中80%以上的案件靠外部曝光和民众举报。腐败常常是在当事者知觉麻木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的，初始时自己不以为意，积重难返时更是难以自裁，因此只有借助外力才有可能解决。在涉及工作落实的做事过程中，命令链的上传下达需要遵循逐级指挥、汇报的原则；但在涉及纠偏止损的校正过程中，信息链的快速运转需要遵循越级申诉、监督的原则。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组织上下的纵向无边界、无障碍沟通、整体反应灵。

  项保华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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