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份及之前，能直观反映中国经济活跃程度的煤炭、电力消费深陷低谷。以煤炭供应市场表现为例。最大港口秦皇岛港煤炭堆集场总计积压了超过940万吨煤，无人问津，打破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记录，其余如天津、曹妃甸和连云港这三大煤炭储存地的煤炭库存量也达到历史最高峰。中国各大电厂的煤炭库存量也创下历史最高值。正如媒体报道的，广东及其他几个制造业重地虽然夏季十分炎热，但尚未实行以往的限电措施。汇丰银行最新公布数据显示，6月份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预览值仅为48.1，创7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新出口订单降至45.9，是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点。多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寒冬。

　　按照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结合当前社会集中表现的突出矛盾，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是否真正私有化及私营经济如何真正市场化这个根本问题。目前，以各经济主体为承载体，是否实现完全市场化和如何实现市场化？虽然私有化并不等于市场化，但所有制性质真正归位之后，才可能真正实施与改进市场化的运作规则。然而，要实现这一点，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首先必须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第一时间扭转某一党派成为全社会实际控制人的极权格局。再经过短暂的阵痛之后，开放各个行业并结束政策型管制模式，则“中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就不再是一个需要人为区分与定性的问题，市场化的自由竞争体制就不需要再刻意为之，各种经济领域、垄断行业及公权力交易领域的各个弊病无药而愈。可以说，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不仅探讨中国经济的出路问题毫无意义的，连本文后面探讨的问题也只能是文字游戏而已。

　　第二个，思考和解决非私有化与私有化并存及相互勾结时期，私企和职业经理人的出路问题。目前，对于私企、经理人的出路，基本上是缺乏制度保障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如果不改变法律与政策地位不对等问题，给与私企和经理人相同的“国民待遇”，民营经济和职业经理人的未来都必将更加艰难，而且不得不“纠缠”在一起的两者在合作方面可能产生的预期效果将逐渐降低。从促进产生规模效益需要选择合作者方面，私企倾心国企，而对经理人吹毛求疵和颐指气使就难以避免。

　　接下来再适当深言之。企业对政治权力的依赖与归附程度，可以说，现在已发展到中国历史的巅峰时期。这集中及首先体现在老板的身份选择上。国企实际控制人实际上就是政治权力角逐与选择之后的产物，其身份来自政治权力的授予或委托；私企所有者本身是自由竞争或机会主义的产物，出于最基本的利益动机和追逐利润目标的基本考虑，表现为现实中的购买政治权力外套或对政治权力代言人投怀送抱等等行为就是必然的。人们时常耳闻某大型国企领导人调任某地高阶行政长官的新闻，或某大型民企或民间组织的所有者锒铛入狱的案例，正是对客观社会规则适应与否的好处或后果。这既营造了国企“官式”管理文化，也形成私企“匪式”管理文化。

　　就存在形态上讲，以组织结构作为衡量组织是否稳定的标志，国企的管理架构及其各个层级的管理者，无论名称及职责范围是什么，一般基本上采取一种公认的类似机关模式，管理机制也大同小异。通过对其高度的稳定性与待遇的职级差异性，可总结国企有着相对既定的普遍规则可循。但私企显然与此不同。目前的一般表现是，几乎很少有私企所有者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管理架构，也不愿意为了维系稳定的组织而“大方”地给所有经理人支付约定的薪酬。出于竞争与成本的考虑，甚至仅仅出于个人喜欢的情绪，私企无限放大公司的当期需要或困难，可以十分随意地调整经理人的职责范围或加以辞退。这是非常普遍的事实。这也表现出，从组织治理及其行为能力的角度来说，中国社会的私企的生存与发展的瓶颈，现在尚与家族式管理模式的联系并不大，但同过于随意与简化的组织结构、管理规则设计有直接关系。中国企业的总体发展水平都还远未进入到战略竞争层面，在切入市场并加以把握及其策略调整方面，一般分别只需要获得资源独占特许权、抓住需求契机或者采取跟从策略即可。这个层面的企业通常只由实际控制人或所有者个人，而非由组织，进行决策与选择。而且，从所有者责任的负面来看，越是以成本计量经理人价值并加以辞退的私企所有者，越容易被对手取代；如果其所依附的国企或泛权力机构存在的社会消极性（对社会发展主要起消极作用）程度越高，被市场淘汰的几率也越高。这种价值评判倾向，不仅表现在老板对经理人方面，也表现在对技术人才及所有企业资源方面，导致老板的视野与经营思路越来越自负、狭隘和偏执。

　　从规则设定及其实际可为管理者掌握及灵活运用的可能性及其程度来看，比较而言，“官式”国企运作规则是一套明示有潜规则的公开规则，入职其间的人，一旦熟练掌握并有了匹配个人的策略与手段的机会，他（她）的职业发展就是透明与确定的；“匪式”私企运作规则则明示有既定制度体系同时又附着潜规则，入职其间的人，无论任何时候，也无论继续留用或辞退与否，他（她）的职业发展不是透明、确定与安全的。也正因为惯常如此，以及一直采取低成本策略，从管理方面讲，私企有了引为比较优势的较高效率。这是需要重视与思考的。

　　由于有着灵活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机制，私企运作效率与成本方面一般都是高效的和节约的。但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组织运作形式从一开始就是饱受诟病的。首先，这种高效往往多数时候表现为老板随意地辞退和聘用员工；其次，在职员工中，一般只聘入或留用听话的“忠诚员工”和“多面手员工”，人为地排斥能力优秀和敢于批评建议的人才，以及随意地“打破”类似“晨鸡暮犬”式的知人善任的用人原则和各司其职的组织法则；其三，往往打着追求企业相应目的的旗号，对社会功利的交易不择手段、不遗余力，既不管这些交易与手段是否构成对公平交易（主要指向竞争对手）、社会秩序（主要适用官商勾结）、地区环境（主要社会责任）和员工利益（主要指向员工关系）的集中损害，也不管是否构成对本企业的长期利益和社会形象的损害。

　　这里强调下：私企所谓的“高效”和人尽其用的表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的高效和人尽其才。这套主要以“匪”式策略与手段来适应并驾驭相应的公权力规则及特色社会分配制度的私企社会与市场运作模式，不仅从性质上讲，是一种非公平的、不道德的；而且从合法性以及和市场空间的供给机会与健康性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

　　本文稍作解释。何谓“匪式”运作手段，即行为人为了实现个人或组织目的，以经营某种商品或服务为依托，借助企业这一合法的壳资源，充分实施的掌握、运用和交易社会规则以买卖相应区域的资源的各种行为。

　　当然，本文的目的，暂时不是为了揭示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规律与出路问题，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企业家和经理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全文已基本完全，本部分刚作初步修改。其余部分，尚在初步修改中）

 

简要注释：

1 为行文方便，本文将人们对职业的转换与分化统称为“分化”，对应职业经理人对职业的转换与分化，称之为“经理人分化”……。
2  如果这种扭捏的“可能”的说法确属晦涩，也只能表现本文作者确实已被现实有意无意地塑造成了这样一个人。
3 本段及下一自然段中引用信息与数据，均来自公开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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