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科学》笔谈

民间资本投资空间狭窄化与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双困局"，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其症结是民营经济发展遭遇了制度瓶颈，制度瓶颈生成的原因是体制改革的滞后乃至倒退！由于浙江主要依赖民营经济，温州依赖更甚，制度供给不足的负面效应就特别厉害，“双困局”的表现就特别严重，老板躲债“跑路”声势就大。我始终认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应紧盯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制度瓶颈去找突破口。政府如果不去主动破制度上的瓶颈，增加有效制度供给，而是学别的地区那样，也去搞那种“国字号”的大项目、大园区，势必会弱化浙江经济以往发展所建立的区域竞争优势。我们知道，浙江经济的特点与竞争优势，就在民营经济这块。民营化的制度转型路径模式以及“民有、民享”的产权与产出分配倾向，是浙江模式的灵魂，这个“灵魂”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老百姓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我以为，温州的问题要跳出温州来看，金融的问题须跳出金融行业来看，经济困局须跳出困局本身来看，考虑制度因素。温州老板"跑路"后笔者曾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民企老板跑路潮暴露了温州经济被边缘化”。题目已经够清楚的了。我觉得这些年，温州经济在空间上来讲，实际是在给边缘化。这个话好几年前我就讲过。我说温州经济弄不好会给“曼彻斯特化”。曼彻斯特曾经是英国产业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但后来迅速衰落了，在区域经济竞争中输给了别的地区，到上世纪70年代已经破败不堪，实际上是给“边缘化”了。为什么会给边缘化？原因在于金融与服务业发展晚了，这块始终为伦敦所掌控，英格兰东南地区就是借助了伦敦所具有的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地位，始终执英伦经济之牛耳。曼彻斯特尽管有强大的制造业，但也抵不过英格兰东南地区的竞争，在区域经济重构中给边缘化了，落在了后面。反观浙江温州，也在重蹈这种覆辙，在江浙沪两省一市组成的“大长三角”经济区中，温州实际上也在给“边缘化”。历史地来看，一个地区甚至一国的产业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商业化时代，这个阶段哪个地区抓住了商品营销，掌握了市场，就占居了区域竞争的龙头地位；第二个阶段是个“制造化”或“二产化”的时代，这个阶段，哪个地区成为了制造中心，它就占居了区域经济竞争的高地，在竞争中占优；第三个阶段是个服务业化的阶段，最重要的是金融业，你如果没有金融，你的研发与风险投资就缺乏物质基础，发展就要退化，在区域竞争中就要失利。十年前我讲过这个道理，现在回头来看浙江经济尤其是温州经济，这个判断还是准确的。客观地来说，温州在前两个阶段的区域竞争中是多半占优的，但到了经济的服务业化阶段未能顺应潮流，实现产业升级，因而落伍了，落在了后面。

现在许多决策者看问题都倾向于就事论事，我向来认为研究任何问题，都得掌握些基本知识，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一个是专业理论知识。没有理论就看不到现象后面的东西；另一个是专业历史知识。我们是工业化与现代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后来者，我们的金融业更是处在发展的“童年”阶段，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儿，该如何应对？可以看看人家的历史，看看先行者走过的路径，找点参照系，引以为鉴，这不会有害的；第三个是现状把握。最重要的是要搞到现实世界的真实信息，不要给表象所欺骗。把这三个方面的知识集合在一起，相信会形成一个好的决策思路的。

这里我先讲点现实。刚才有人担心民间资本借贷放开以后，会一哄而上，没那么多民间资本。我查了下数据，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到2011年9月末，全国私人存款35万亿元，如果加上沉淀在私人手中的现金、有价证券、黄金等贵金属等资产，估计至少有50万亿元。这50万亿里头，如果按“倒二八开”的财富分配比例，即80%的资金为20%的人所占有，也就是可以形成投资供给的资金与可投资资产，总额超过40万亿。这不是个小数，这个数据超过去年的GDP。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的存款余额约80万亿元，还有3万多亿美金的外汇储备。所以说钱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被有效地利用起来，原因仍然在制度供给一边，是制度供给的不足。

谈到金融业关联的制度供给，就需要翻翻历史了。这里讲讲工业化“先行经济体”的历史。历史是怎么展开的呢？英国亨利八世国王与罗马教廷闹翻之后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修改了14世纪就已颁布的《高利贷法》，规定私人借贷利率不能超过10%，超过了是要砍头的！这发生在1545年。这就是制度供给！制度规范了民间金融产品的价格。然后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代，规定利率不能超过6%。又过了几十年，有统治者把它降到5-6%，甚至4%的低位！其理由是，利率要尽可能地低一点，以便让搞实业者的成本低一点，“像荷兰人那样廉价地获得资本”。政府制定法律，规定最高利率，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供给！我感觉在现实世界中，你不要把制度理解得那么复杂了。看看历史怎么展开的，英国专制政府没有宣布什么，没有说你得组织什么样的金融机构，更没有说你只能搞那种贷款公司、贷款抵押行、租赁行之类，别的不可涉足。政府做得很简单，只是出一部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最高价格，也就是利率。至于各种金融组织形式，则让商人们自己去做，去自由发挥。

再看一下金融产业组织的历史是怎样展开的呢？撇开一般意义的商业银行不说，单从与工商业发展联系密切的金融组织来看，西欧金融史这方面演化的历史大体上经历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商人银行。所谓商人银行，说明白点就是较大的商人创办的银行，有大贸易商行自办的，也有几个商人联办的。主要业务除了钱币兑换和票据贴现外，就是进出口信贷。十五至十六世纪意大利一带就有了这种银行。金德尔伯格认为【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建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英格兰的大多数银行也是这样起源的，“是由商人而非金匠发展起来的”，这与一般教科书的说法相左。这种银行天然地服务于贸易，主要是对外贸易。他们一边从事出口贸易，一边像近代进出口银行那样给进出口公司提供信贷。第二步是实业银行的兴起，这是近代投资银行的前身。实业银行起源于比利时和法兰西，时在19世纪初叶。这种银行最初由金融投机者与商人联手建立，自别的金融机构贷入款，在转而进行实业投资。法国金融家拉斐特在19世纪20年代掌控的金融帝国最具代表性，他兼具银行家与实业家双重身份，广泛投资于保险、运河、房地产、宝石切割和玻璃制造、报纸、纺纱以及煤矿和铁矿等等。比利时的此类银行则多半投资于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实业银行，其主要贷款对象既非工厂，也非铁路等建设项目，而是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只有极小部分贷款流向制造业。第三步才有近代意义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大量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法兰西，很快遍布欧洲各国，在英国叫做金融公司。以票据贴现和票据买卖为手段筹措资本，转手投资于各种实业。

历史地来看，在投资银行形成气候之前，几乎没有什么金融机构会给制造业提供大量贷款支持的。制造业以及宽泛的工业一开始就不怎么依赖银行的，它是和资本市场天然地联姻的，靠股份制来筹资的。这个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末期，直到欧洲工业革命早期也是如此。欧洲以及后来美国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大量资本，并非靠银行贷款，而主要靠发行股票及债券来筹措，各种各样的责任有限公司，都是通过发现股票来筹资的，对于商业银行的依赖很小。后来有了投资银行，投行实际上是金融业向实业业务拓展的产物。现代意义的投资银行是做什么的？就是把潜在的投资人的钱与那些切实可行的投资项目进行“对接”，引出是个投资中介者。

历史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可以说，像温州这样的地区，要解决发展实业的资本约束的话，指望银行贷款不是个好出路。商业银行贷款不仅成本太高，而且没有真正的商业银行愿意去做的。银行要考虑自身风险，要考虑储户资产安全，能随便把钱给那些投资前景不明朗的企业吗？肯定不会！实业投资得找投资银行或金融公司，风险大的投资，尤其是那些仅有好的项目而前景不确定的投资项目，得找风险投资组织者。然而看看我们的现实，此类金融组织的形成还遥遥无期！

说到理论——跟我们讨论的问题联系紧密的理论，大体上可以列出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空间经济学”。现在看世界得有个全球化的空间视野，中国的钱我们自己不用它就跑了！跑到哪里去？会跑到全世界那些金融业做的好的地方去的。早先我曾写过，按照空间经济学之核心-外围视点看世界经济，则全世界有三个大的核心：第一个是北美主要是美国，其优势在金融与研发上。金融业是个强制度依赖型的行业，你没有好的制度安排，钱就不会放在你这儿。美国制度上有优势，钱往哪里流。外加优质教育与创新资源，金融业与研发对接，占居全世界创新高地。第二个是西欧，西欧是制造与金融优势兼具的。从伦敦到法兰克福再到卢-比-荷，外加瑞士，存在多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金融向心力不弱。而其高端制造业优势也很明显。第三个是东亚，东亚的优势主要在制造业，金融引力最弱。这三个集聚中心，我做了一些数据分析，可以看到如下清晰的资本流动：当美国的研发产生了成果，要想把成果变成产品的时候，最好的去处是东亚，是中国。到中国可以制造出性价比最好的产品，赚取高额回报。但当依赖中国制造发了财以后，需要“提升”的时候，它一定会跑到北美或者欧洲。你这么看就清楚了，中国的钱如果我们自己不用的话，会跑掉的，跑到北美或者欧洲去了。第二个理论“关键词”是“经济全球化”。我相信大家看过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那本书。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 信息在以光的速度传递，借助“网银”等手段，资本也在以光的速度流动。全球化势不可挡。这个环境下，必须去适应全球化，不是喊几句口号能抵制回去的。现在很多老板不出国门，但是国际上的联系很密切，他信息很灵的，所以这个资本流动起来速度就更快了。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虽然这有些危言耸听，但决策层应该警觉。第三个关键词是“亚当·斯密”。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曾经说过，“资本所有人可以说是个世界公民”，如果一个国家老是折腾他，查他的税收，找他的麻烦的话，他会移往到别的国家。随着他的迁移，他的资本与产业也会跑掉的。斯密的寓意是要创造适合资本与实业家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第四个关键词是“制度”。制度是什么？道格拉斯·诺斯说得好，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经济界流行的说法，制度是规则，企业与个人是玩家，政府是规则实施的监管者或者“裁判”。与任何事物有量与质两个方面的评价标准一样，制度也有量和质两个评价标准。前面说民资民企“双困局”源自制度供给不足，实际上说的就是制度的量——量不足。与量并存的是制度的质不高。经济学家们评价制度的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合约的强制性，后面是大众的诚信度，是政府的诚信度等等。这些方面自己掂量一下，相信每个人对我们制度的质好坏心里都有个数的！

理论来看，我感觉中国现在不从一个“大金融”战略视野出发赶快来改的话，后面的问题会更多更棘手，弄不好会重蹈“中等收入陷阱”的！

现在说说现实。现实很复杂，但大势判断最要紧。目前三个大势得看清楚了：第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后金融危机”。“后危机”不仅仅是个时段，还是世界经济的一种状态，一种不死不活震荡频仍的状态。可以预料的是，未来5到10年时间世界经济都不会太好，国际上不大会有好的投资机会，这对中国无疑是利好的，暂时可以不必过分担心资本外逃。第二个中国是经济的“后刺激时代”。4万亿刺激计划一时花的痛快，现在引出了问题，不得不打住。现在到了“后刺激”时段。刺激多半是粗放的，以“保增长”为第一要义，“后刺激”呢，要讲效率了。就中国经济与政府偏好变化的以往历史来看，政府在考虑数量型增长多的时候，往往就会淡化民营经济，以国企和垄断行业为主去折腾。一旦想到效率的时候，就要鼓励改革了。第三个可叫做“后跑路”时代，这是就浙江经济大势而言的。温州这次很有声势的“跑路潮”，已经引起高层关注，影响到了政府决策。“跑路”给地方政府“倒逼”出了一些改革权限，现在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有了改革的激励。

上述三个大势意味着，金融改革势在必行，且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放手一试了。问题是浙江能不能利用好这些大势，顺势而为，推动改革？怎么改呢？我提几点建议：第一，制度创新先行。温州的民间贷款，我以为政府还是应制定价格。在中国，管价格应该是有经验的，各种尝试都可以出来，但是这个管价格很重要。第二个，在现在这个时代，高风险高回报的是有的，可以搞“风投”——风险投资，按规范办法去做。你要20%甚至50%的回报，但就得承担20~50%的风险！除了“风投”，还有“投行”，可以去试验，找到一种“中国式”的。制造业需要的钱，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投行”或财务公司解决。第三，可否先行搞区域性的证券市场？辅之以贴现行等金融机构？有了票据贴现，大众就可以进行小额投资。不必把钱存在银行里遭受负利率盘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我有一张三年期的银行定期存款单，过半个月才到期，但我想提前支取，若找银行兑现，利息损失一定很大！可否设想：有家贴现公司把我的存款单贴现了，它与我分享那张单子余下的利息？诸如此类的金融产品都是大众投资机会。何不鼓励尝试？

（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12期2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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