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中国落后时，大家曾经分析各种因素，最后邓小平说只有发展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句话在不知不觉中被引申为“发展是硬道理”，但后来似乎被人误解为只有速度才是硬道理，特别是在强调GDP主义的时代更是如此。我在《秀水街与华尔街的探戈》一书中就指出 ，今天的中国经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萧何”是谁？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追赶的力度，就没有现今的大好形势，但速度也造成今天许多领域的竭泽而渔。“唯速度论”的现状被许多人归结于官员太多，但笔者归结于老板太多。
　　招商引资容易出老板，勇敢者利用各种政策的空子，一不小心可以成为老板。还有不少骗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要骗到钱，也成为老板。也有学者，利用所学知识，再加上一点运气，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也迅速成为老板。

　　的确，老板多，竞争力是提高了，但“老板”的竞争力除了资本化、金融化、机械化、集约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本身的进步外，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太多，加上国家金融政策长期从利息差上补贴资本，让少部分人、地区、企业依靠权力较为容易获得低廉的资本，进一步增加资本投资从政府到民间、从内资到外资的涌入。因为资本投入过剩，很多地方、很多行业、很多产品出现投资过多，恶性竞争，自己杀自己的价。最后国内市场既没有消费能力，也没有容纳能力，就只有出口。

　　同样还是这种“老板太多”的模式，使出口价格不断走低，国外在指责中国低价倾销，其实是中国内部的恶性竞争所致。企业利润非常微薄，里外不讨好。对此，笔者建议设计一个中国出口商品指数，以补充当下工商管理在信息上的提示不足，让更多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老板太多，还导致打工者技能退化的反常现象。技工渐渐短缺，特别是中高级技工。类似现象还有，读书人多了，但创新型的中高级技术人才反而渐渐变少。这是因为大家都想做老板，因为老板的发财机会太多。在有些人眼里，做打工仔不会有太多回报，而且沉没的机会成本太大。于是要做打工仔容易，但要学习、要创新却难了；要文凭容易，要真正的学问却难了；死记硬背的所谓大师多了，做真正创新、创造的科学家少了。这些都是因为老板多了，资本投资多了，但投资于打工者提高技能的却少了。社会浮躁，“大师”多，于是假冒伪劣就多，质量问题、信誉问题就出来了。

　　老板多，竞争力过剩，不单造成经济秩序的失控，也带来国际贸易的失衡。北京秀水街，到处是自己人在杀价，间接造成今天外汇储备的过多，沦入美元陷阱的问题。

　　张五常曾说，保持低工资制度是中国的优势，而且市场自由选择工资的多少，是符合市场竞争原则的，这样其实最有利于扩大就业。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中国打工仔没有任何工资谈判能力，而且制度性低工资实行了上百年，哪里是可以轻易被扭转的。特别是，在中国从计划、国有向市场、私有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渠道都可以成为老板，但无一不是在压榨打工者。打工者固然可以隐忍，但结果是老板多了，资本投资多了，产品过剩了。这一生态链不自觉就出现失衡。

　　可能的解决之道是可以通过平均地权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获得较多的财产性收入，从而达到节制资本，进而减少老板，让更多的人获得适当的工资报酬，让那些上进的人、技能优秀的人、发明创造的人更好地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只有给予知识更多的优惠，才能让打工者分享更多工资的红利、知识的红利，实现安心打工。总之，即使通过打工也可以获得较之资本投资、投机不会少太多的回报。如果这一天能到来，那么中国经济至少从要素竞争中就会变得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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