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群体，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的产物。农民进城务工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以有利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

　　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个产业结构和城市结构的转换，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农民向城市人的转化过程。“农民工”便是这一转型的产物，所谓的农民工是指不办理法定的户口迁移手续的条件下，农村人口跨地域的流动，这是准农村人口的移动形式，即在移动者的常驻地不变的情况下，其实际驻地从农村流入城市或其他经济发达地区。

　　一、农民工形成的原因

　　农民工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北京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农民工是一群“无法定位的边缘人”，他说：“外国人也许永远搞不清楚，‘农民工’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名词究竟指的是什么，事实上这个名词是一种社会身份和职业的结合——其中‘农民’表明的是他们的身份，‘工’则表明他们的职业”。

　　 8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形成了当今春节前后中国的一大景观——“民工潮”。1989年，仅广东省有外来打工400万，珠江三角洲有来自全国27个省区外来工220多万，长江三角洲有170万，黄海、渤海沿岸地区优180万，湖南嘉禾县外出的农民工达5.6万。

　　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推拉效应的客观结果。推拉理论最早是由伯格（D.J.Bogue）提出来的，伯格在1961年人口大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假设：就流出地而言，如果在强大的推力作用下形成的流动的选择性要小得多。我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经验丰富桌推拉理论，“推力”和“拉力”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化为影响农民流动的各种因素。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农业的劳动力低，农村生态恶化，农民收入低负担重等问题与快速发展的现代产业，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收入持续增长的城市居民等形成鲜明的反差。但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后，使原来集体共同耕种的土地承包到各个独立的家庭，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局面，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产生了大量的“零值劳动力”，这种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是他们与生产资料实质上发生分离，成为农村的隐性失业者。一方面，他们需要找到新的就业机会，从农业转到非农业，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是农民外出打工的强大推力。另一方面，城市中的边际收益较高，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也较高，城市中各种环境的优越性等对农村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拉力。

　　其次，我国的政策的松动和放款为农民流动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以粮为纲”的大政策，把千千万万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要进行严格的等级，粮油和副食品要凭票供应；农民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下，没有自由，没有独立的经营权力，实行“三个就地”，即在当地劳动，使用当地物质资源，为当地市场服务。又加上当时的经济水平较低，剩余劳动力不明显，农民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流动性很小。改革开放后，国家队农民的流动政策逐步放宽和松动。1982年，中央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政策。1985年国家又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服务”的政策，随后又取消了粮食布匹凭证供应的制度。特别是几次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进城的阻力减小，客观上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二、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清华大学21世纪研究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主任胡鞍钢指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让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城市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过程，他们在被城市化同化，也推动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可见，农民进城务工对城市化，对推动城乡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第一，农民进城务工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建国初期，我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加快工业的发展，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这种体系的建立是以限制和剥夺农村为代价的，工农业产品之间实行剪刀差，以牺牲农业来支持工业，所以农业发展的动力不足，基础薄弱。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实行，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的提高，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存在着以下问题：农业自身的土地资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农产品的供求信息和生产、加工相脱节，农民对市场的变化和趋势缺乏了解，缺乏有市场前景的生产项目；科技成果少，转化率低，农业资本资本投入不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资金得不到满足；城乡二元经济中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尚未改革，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向二、三产业的转移。以上这些问题说明，农民收入增加困难，农业发展缺乏长足的动力和潜力。同时也说明，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潜力主要不是来自农业、而是来自非农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他们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是农民增收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目前农村增收的最主要途径，这是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农民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开发了农村的“劳务经济”，为农民增加了大量的经济收入，为城镇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实力，带动了农民的二次创业，培育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2002年，农民人均增加100元中，有70元是来自打工收入，。湖南省浏阳市每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通过邮局汇回家乡的钱有2亿多元，估计总收入有4亿元以上。不仅如此，大批打工者经过三、五年的打工生涯锻炼，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回家自己办起了个体、联营企业，当上了经理、厂长和董事，成为“创业之星”，农民职业化的先锋队。江苏的调查表明：“据统计，苏北不少县、市民工返乡已超过外出打工总数的25%左右，劳务输出大户建湖县，目前已返乡民工为主体和骨干创办的乡镇企业达241个，村办530个，职工人数80553人，乡村办企产值达33亿元，利税2.7亿。”可见，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中国农村家庭积累的主要渠道，本质上是资本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城市的资金流向农村，使农村急需的资金得到补偿，有助于农村的发展，支持了对农业的投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更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同时，农民外出打工接触到了现代城市的文明，体验到现代城市生活和生产的方式，它们部分的融入到城市社会，他们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言谈举止也文明了，有些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城市里定居，一定程度上讲，农民进城务工造就了现代农民。

　　第二，农民进城务工是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过分强调发挥城市生产功能，重视工业生产，结果城市中原有一定基础的第三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特别是餐饮、旅馆、娱乐等各种社会服务行业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样，不仅造成了城市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功能的削弱，而且限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改革开放后，由于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一方面促进集市贸易、餐饮、理发、洗浴等传统第三产业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开拓了商品直销、贸易配货、房屋维修、家政服务、老人护理、旅游、娱乐等新型服务业。这样，既提高了城市生活的质量，方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又扩大了城市消费需求，完善了城市社会功能。

　　农民进城务工为城市提供了最廉价、最勤劳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较快，其中在沿海地区的“三来一补”企业（即来料加工、来件组装、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这些企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动力，大量农民工向沿海地区转移，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使用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减少劳动保障、工资、福利等开支，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因而是最为划算的经营策略，正由于大量的农民工的输入，使我国沿海地区具有比亚洲“四小龙”更为明显的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源源不断的到来，使我国沿海地区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勿庸置疑，农村劳动力进城及其自发流动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盲目性，会使流入地区一定时期的吸纳容量受到挑战，也给城市交通、居民生活、卫生医疗、环境管理、人口生育控制、社会稳定造成诸多隐患。据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公安部门的统计，１９９５年７月到１９９６年６月，上述地区发生的抢劫、强奸、流氓斗殴等各类案件中，５４．６%是闲散人员和外来人员所为，上海市１２万辆自行车失窃，８０%以上是外来人员所为。如不加强管理，这有可能成为滋生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温床。

　　三、对农民工问题的几点建议

　　 1、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整体推进城市化进程

　　这是切实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依托商品迅速流转的商贸集市，从而吸引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在商品经济中发挥作用。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小城镇的开发建设相对于发达的沿海地区要困难得多。鉴于此应对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应实行流通先导战略，以商品流通的发展带动城市化，再以城市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商品流通乃至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还应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城市的开发建设，鼓励农民工租用商贸设施发展第三产业。

　　 2、尽快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影响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政策

　　逐步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壁垒，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劳动力迁移方向和程度由市场经济自动调节。政府应通过各类媒体和信息渠道把劳动力需求信息公布于众，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条例，对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资制度、合同关系、人身安全、工伤保险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劳动保障检查部门要依法办事，加大劳资纠纷调解力度，坚决制止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与此同时，必须加大对农民工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力度，对超生超育者依法加大处罚力度，杜绝“超生游击队”现象发生。

　　 3、打夯教育：启民、智民与益民

　　解决农民工问题不能仅局限于问题本身来进行,必须将其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主旋律中来解决。加强对农民的文化、科技及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是一项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之举。首先要增加农村教育的投资,普及初中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可普及高中教育。其次,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就业培训规划，开展各种就业培训和教育,要逐步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及“农民进城有技能”的新机制，形成以技术培训和业务培训为重点，以素质培训和岗位培训并重为特点，以职业培训和扩大就业相结合的长短结合、高中低配套的培训模式。有条件的地区要全面启动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工程，免费为农民提供技能、岗前培训，开展特殊工种职业鉴定。要积极探索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把技能培训、就业介绍、就业后服务管理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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