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为什么会复兴？过去三十年，传统在复兴，儒学在复兴。对此，有些具有反传统倾向的文人说，这还不是因为上面的有意提倡。我的不少朋友都试图通过这种论式告诉我，儒学正在被利用，我不应当参与儒学的复兴。

　　然而，只要稍微考察一下过去大半个世纪的中国观念史、政治史、社会史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事实是：农民才是这一轮传统复兴、儒家复兴的先锋。

　　董仲舒-汉武帝以后，儒家重建社会秩序，形成儒家社会或者儒教社会。其主导者是儒家士君子，受其教育之儒家绅士则分散于基层社会，以儒家的孝悌忠信等价值，把乡村普通民众组织起来，生产公共品，并按照“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儒家原则分配公共品。农民或许不能直接接受儒家教育，但通过绅士的言行，通过绅士领导的自治生活，通过儒家化的神灵崇拜，包括祖先崇拜如宋明的祠堂制度，总而言之，通过儒家所塑造的风俗，农民也濡染于儒家价值，而成为儒家价值之承载者。如果说儒家社会是一块冰山，那儒家士君子、绅士就是露出海面的部分，而农民就是海面下那部分，农民就是儒家社会的底盘。

　　在历史上，上层的儒家士君子与底层的农民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互动关系。正常情况下是儒家士君子教化农民，然而，在非常情况下，这种关系却需要颠倒过来：“礼失求诸野”。原因在于，士人的思想能力较为灵敏，因而其观念也容易变化。从孔子以来，士人的理念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农民的观念却不会随之迅速变化，因为他们不思想，他们只是默默地生活着。而士人在尝试了新观念或者经历了政治大动荡、进入秩序重建时期后很可能发现，农民的观念是健全的，思想、观念上的创新不过是少数人的智力游戏而已，农民所坚持的也许有点古老的生活，其实正是稳定的、美好的新生活的范本。士人开始向这样的生活学习，重回秩序之正道。

　　20世纪的中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周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冲击中国，上层士大夫群体心神摇荡，迅速展开了反传统运动，摧毁了儒家赖以生存的种种制度，如书院、科举、读经。这样，儒家士君子之养成机制被废除，此为中国社会五千年来最重大的变化。代之而起的是高度不健全的现代教育训练出来的“专业人士”，他们有知识而无文化，也没有价值认同。其中有一些人具有公共精神，是为知识分子，他们倒是具有价值，虚妄的价值：反传统，摧毁中国文化。

　　百年来，中国的教育体系都在系统地培养反儒家、反传统的知识人，因而现代中国的精英基本上是反传统的，最好的精英也可能对传统毫无认知、感觉。换言之，上层是非儒家的、甚至是反儒家的。正是他们发动了一轮又一轮反传统的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运动。正是他们建立了国家全面地集中控制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绝非中国固有，而是自以为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外国的书本上抄回来的。

　　农民无法理解这些观念和制度。这些制度与他们所熟悉、他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制度完全不同。农民完全无法理解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也无法理解“破四旧”运动，因为，两千年来，就是“四旧”安顿着他们的人生。因为无法理解，所以他们消极抵制知识人带入的新制度，甚至积极地反对。20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就是知识人把自己从书本上抄来的制度加之于农民，而农民予以抵制、反抗的历史。80年代之前，农民不断失败。但此后，农民部分地胜利了。80年代取得较大进展的农村改革，不过是政府承认农民自发回归传统制度的努力之正当性，把恢复的制度予以合法化。

　　需要注意的是，农民的回归是全面的，绝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农民自发地回归经济上的家庭经营，同时也恢复了自由商业的传统，进城经商、打工。他们自发地恢复传统礼俗，如祭拜祖先。他们用自己刚刚赚来的第一笔钱为祖先建造壮观的坟墓。他们自发地恢复乡村社会的自治组织：宗族，他们续修族谱，兴建祠堂。凡此种种制度都是传统的，渗透着儒家价值。这些价值和制度在城市被基本摧毁，在农村，倒是因为城乡分割，而有所保留。更重要的是，农民因为教育程度低，反而没有受到充满着现代迷信的现代教育、知识和文化的污染，因而在知识与制度的强制松动之后，立刻自发地回归中国文明，也即儒家价值支持的传统制度。

　　在公社制度解体之后，这些制度填补了正式制度的空白，维护了乡村的基本秩序。凡此种种，在最为富裕的南方农村，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众所周知，中国市场制度最为健全的地区，正是在这里的农村。换言之，正是最为传统的农民，创造了中国最为健全的市场秩序。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儒家价值、制度与市场、社会自治的兼容性。

　　“礼失求诸野”的社会科学命题得到了验证。农民不仅开启了改革，也开启了本轮儒家复兴。散布于大地之上的农民，凭借着儒家长期浸润而具有的强韧深厚的生命力，在社会最底层，在狂风暴雨中，默默地守护着中国文化，守护者儒家价值。今天，中国人之所以尚能在经历“文化失心疯”之后，接续文化之命，首当感谢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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