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于习惯将企业家的成功归结于为战略能力、洞察力、冒险意识等要素的偶合，却忽略了企业家也是一个凡人，忘却了对其弱性的管理和战胜，是持续成功必修的一门功课。

郑俊怀、黄宏生、万明坚三人，既是职业经理人，又是创业型企业家。他们是在一定的素质前提下，对企业进行全面经营管理的，但随着绩效日渐显著，人性弱点也开始显露。当显露的人性弱点与修养产生对抗性，而修养与人性弱点在抗衡中失败后，修养就开始蜕化，企业家精神的虚弱就会显露无遗。

知止

有很多人为三个人喊冤：郑俊怀个人生活简朴，相当自律，从不花天酒地。黄宏生长着一张苦难、辛劳的脸，为企业鞠躬尽瘁。万明坚是个典型的工作狂，能为TCL的手机事业累到吐血为止。

因此，三个人的落马与下课充满了悲情主义色彩。细思之，会发现：他们的不幸结局都不是被个人利益的欲望所驱使，而是源于企业家理想主义的欲望——控制力、影响力、做大做强的欲望……

事实证明，这种欲望的破坏力往往会比物质欲望的破坏力更大。

其实“百尺竿头，再上一步”的陈年说教，是值得商榷的。很多时侯再上一步，有可能就掉下去了，因为竿子已经到头了。李嘉诚曾经送给很多合作伙伴两个字：知止。无论是郑俊怀的曲线MBO、黄宏生的地产投机，还是万明坚的功高盖主，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出他们不能在关键时刻做到：知止。

有媒体问李东生：同样是业绩不佳，为什么你给了杨伟强更多时间？李东生回答的是：杨伟强在业绩不佳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根据集团的要求改革自己的思路。很显然，话外之意是：万明坚在重大决策上没有学会妥协与放弃，没能“知止”。

迂回

“不要向我建议什么，因为你的想象力超脱不了我的思维。”爱迪生对助手说。爱迪生晚年时众叛亲离、整日身陷数不清的专利官司，最终失去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即今天名震全球的通用电气）。

越是创业者在历尽坎坷，终于成就一番事业时，越往往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以至自负自大，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的思维永远超脱不了自己的思想。黄宏生被老臣射下马、郑俊怀被独董掀翻船、万明坚被李东生罢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或是内心的强势或是外表的张扬。

越是像万明坚这样强势的经理人，越一定要懂得：功高不能盖主、山高不能遮阳。曾有人和牛根生开玩笑：“当年你的下课，能全怨郑俊怀吗？”肯定不是。在中国这样讲究等级的文化传承里，副手更应该像周恩来或诸葛亮那样，懂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道家思想，强调的是：上善若水，以柔克刚。世界上最大的峡谷，恰恰是水冲出来的，而万明坚似的强硬派可能更愿意硬碰硬，更愿意用炸药炸得山崩地裂。其实在企业中，真正的革命机会是很少的，职业经理人的使命大部分只是改良和优化。

因此，在中国做企业必须做好两件事：人情世故（即公司政治）；业绩。

如果两样事情有一件没做好，下课就是迟早的；而如果两件事都没有做好，那瞬间跌入地狱就一定近在眼前。


郑俊怀和俞伯伟的斗争，无非是缘于一笔咨询生意。但强硬的郑俊怀，没有以迂回的方式平衡利益关系。郑俊怀的最大问题，可能正是老实人的毛病。他可能很谦虚，但是他有底线，你如果碰了他的底线，他的反弹特别大。他反而不如牛根生那样的人，当面和你对撞，但内心已接受了你。有时，你看着郑俊怀是在听了，但是他可能把你给扔了，这就是郑俊怀内心的固执——他不能容忍关键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对他的抗击。

许多独断专行的企业家往往与谦虚谨慎的外表大相径庭，他们往往极力排斥那些对公司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其结果就是周围只剩下一批明哲保身的庸才，而真正为公司利益着想的人才则会对公司失去信心而离去，最终使决策者陷入信息危机之绝境。君不见，伊利十几年的发展先后有九位副总裁离去，潘刚也一度被架空；万明坚在被经销商高呼万岁之际，很多核心人才却离开了TCL手机事业部……

感恩

万明坚之所以能在手机市场取得过辉煌的业绩，实际上还是有赖于公司的平台。如果没有大老板搭建的那种资源平台，实际上职业经理人是没有机会那么成功的。万明坚最多只能算是营销精英，而政府、银行等外围资源的支撑和维护，万明坚是很少参与过的，而这些都是TCL或李东生的功绩。但是，当职业经理人的业绩冲出来时，这些东西都看不见了，昏昏然中以为自己能在空中搭建楼阁。实际上离开这个平台后，你可能什么都不是。难道“打工女皇”吴士宏离开跨国公司那个平台后，不是屡战屡败吗？

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黄宏生、郑俊怀是否意识到今日的创维和伊利已是公众公司，当他们动用公司的财富时，忘记了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尊重每一个投资者。

社会责任

企业家当初创业的动机都特别简单，但当企业到达一定高度时，他们不知想要什么，会变得非常痛苦。有时，他们可能会有些偏执、有些急躁，以至于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当他们想把宝藏挖出洞时，却把陷阱越挖越深。

目前的中国社会还没有一个主流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谁是真正的英雄。因为没有主流的价值观，于是企业家在犯错误时，并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而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媒体对企业家的追捧、评比标准，常强调的是个人财富、企业财富，很少强调社会责任。事实上，最后支撑企业家持续超越的，一定是社会责任。

而我们关注社会责任时，又常常只注意一些量化的指标：解决就业、纳税、对产业的贡献、对环保的贡献、对公益事业的贡献，却忽略了非量化的指标：企业家对社会的示范作用。

郑俊怀和黄宏生的动机也许是对的，通过MBO激励管理者把企业做大做强，通过投资房地产获得高额利润弥补彩电业的亏损，然而，由这种动机驱动出的手段，却是违规的。而作为有示范意义的英雄形象，最起码的社会责任感难道不是尊重法律吗？

如果我们期望社会精英塑造一个信用的中国、理性的中国，那么，“投机为王、逆规称霸”，就注定不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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