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有利于利用了社会闲置资金，并使拥有闲置资金的人得到了高于银行利率的回报，可以促进中产阶级的形成；

　　第二，有利于化解和避免由于缺乏对民间资本的引导而产生的负面作用，使自发的民间资本转化为理性的投资行为，发展了社会信用，增强了信用意识，降低民间投资的风险，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三，有利于培育民间资本家的投资意识和资本运作意识，为民间资本开辟直接融资和投资的渠道。增加资金所有者收益，达到富民的目标。在全民创业中，使资金向能人集中，使投资者、创业者关注市场，提高新经济意识，形成全民创业浪潮。

　　第四，有利于合理配置和利用资本市场资源，解决企业和创业着在自主创新过程的资金需求，建立和谐资本市场。

　　第五，有利于促进民间资本规范操作，减少“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的高利贷行为，减少纠纷的发生机率。并且可以让政府了解、掌握民间资本的流量、投向、利率等情况，及时管理和指导，体现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有利于解决当代中国民营企业托拉斯化的问题。中国民营企业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农民意识和小市民意识，他们不可能建立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可能通过经营权的统一来创建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托拉斯。民营企业的托拉斯化，是未来中国的不可阻挡的必然发展趋势，其中存在着重大的历史机遇。

　　第七，有利于凝聚地方民间资本为地方经济服务，宽松的投资环境和合理的资本市场结构也有利于跨区域投资，也可以引导中国民营资本“走出去”，到境外直接投资，进行跨国创业。

　　非公开集合民间资本虽然可以有效促进我国创业投资发展，但是“合法化”依然直观重要，不仅意味着我国要消除制约创业资本（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基础法律障碍，而且意味着创业资本（私募股权基金）将会迎来专门的立法，以便为创业资本（私募股权基金）的存在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将近几千亿元的私募股权基金活跃在资本市场，扮演着资本市场重要机构投资人的角色，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为其“非法集资”恶名“正名”，这些私募股权基金实际上一直处在地下之中，难以实现完全的“合法化”阳光操作。此状既不符合普遍的国际经验，也严重制约了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合法化”已成为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必然选择。

　　“合法化”不意味着私募基金组织形式的绝对唯一，为满足资本市场不同层次的需求，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必然是多样和灵活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发表《中国私募基金发展前景和当前问题研究》称，目前我国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呼声很高，但合法化的形式还不清晰，应该深入研究我国私募基金合法化的具体形式、各种方案的可行性。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最终合法化也必须秉持这种多样性研究的观点，兼顾公司型、合伙型、风险信托等各种私募基金组织形式。

　　譬如，出于管理便捷的需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般应以公司型组织形式为主，而对私募股权基金来说，在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修订，引入“允许有限责任合伙存在、有限责任合伙人一般不得超过50人”的规定后，笔者以为，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管理，特别是创业投资基金管理采用合伙制企业组织形式，是最为合适不过的选择。

　　“合法化”也不意味着私募基金只关注效率，而缺位必要的管制。私募基金的主要优势就是灵活、高效，可这并不妨碍政府在公共利益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管制。监管上一味的“和气”不但不会促进效率，反而会最终损及私募基金的操作效率。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对监管私募基金的设想已经基本成形，拟采取备案制，相关规则也已草拟完成，即私募基金管理人要向监管部门提交包括发起资金额度、管理人背景、运作方式、投资策略以及一定时期内收益情况等基金情况说明。尽管该报道的具体内容尚未获证实，但根据国际经验，监管部门为减少外部性和公共利益，对私募基金投资人数、投资者资格以及管理人资质进行必要管制的方向不会改变。譬如，合格的私募基金投资人应该包括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和有一定净资产的自然人，而不是资金略有节余的自然人等。

　　当然，“合法化”不仅意味着我国要消除制约创业投资发展的基础法律障碍，而且意味着创业投资将会迎来专门的立法，以便为创业投资的存在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新的《公司法》、以及《合伙企业法》，尽管在消除创业投资基础法律障碍和为合伙形式的创业投资设立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但就私募股权基金的“合法化”来说，其还欠缺一部专门的立法，譬如正在制订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或其它单独立法，对私募股权基金的性质、管理人背景、基金运作方式和合格投资人要求等内容进行具体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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