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死亡全书
人类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历史不下千年，可是有谁见过一家千年历史的企业？百年老店亦殊为难得。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大约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只有2％的企业存活达到5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12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10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日本《日经实业》的调查显示，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日本百强企业》一书记录了日本百年间的企业变迁史，在百年中，始终列入百强的企业只有一家。在中国，有关企业存继周期尚无如此明确的统计，但1993年、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连续进行的5次全国私营企业大规模抽样调查表明，1993年以前私营企业平均存继周期只有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此外，有数据表明，中国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约为7-8年，与2000年统计的私营企业平均寿命相仿，不知这是否也就是中国企业的平均生存时间？倘若这一数字可信，则我国企业的平均寿命远逊日本，而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也只达到美国中小型企业的平均水平。《科学投资》相信，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以《科学投资》采访调查和研究，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大体也就在3-4年之间。中国每年有近100万家企业倒闭，美国每年倒闭的企业大概为10万家，倒闭数大约只有我国倒闭数的1/10，若考虑到两个国家在企业总数上的差别，这一数字可能会更加惊人。企业倒闭并不可怕，就像任何物体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一样，企业亦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科学投资》研究企业的败亡，目的不在于使企业长生不老；只是希望使中国的企业能够活得更健康一些，痛苦更少一些，快乐更多一些。对于那些病入膏肓、非死不可的企业，《科学投资》亦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它们的死更有价值一些，更有尊严一些，至少知道自己因何而死。凤凰涅磐，目的不是为了死亡，而是为了新生。但愿《科学投资》的研究，能对仍旧活着的企业起到一个警示、借鉴的作用。
　　一个企业的成功或失败，归结起来原因无非是内外两个方面。外，是指社会环境与政府环境，其中政府决策、政策，政府依法行政及政府诚信，对企业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内，则是指企业的产品研发、企业人事、财务、组织管理能力及市场营销。虽然这样的分析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如此粗线条的分析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却毫无实际意义，既不能给正在运营着的企业提供借鉴，亦不能使它们不再覆辙重蹈。《科学投资》通过对近年来一些失陷企业和企业家的采访，同时通过对近十几年来国内媒体的数百例相关报道的梳理，特别是对其中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例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导致中国民营企业落败或死亡的原因主要有10个方面。有些是原生性的，一直就与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历史相生相伴，至今仍然在严重腐蚀着中国民营企业的肌体，有些却是新生的，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而且其中的一些新生病菌就像SARS病毒一样，具有极强的复制性和蔓延性，尤其值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警惕。
　　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死：死于顺
　　开过车的人都知道，越是平坦宽阔的大道，开车时越容易出问题。因为道路太平坦，视野太开阔，人的精神就容易麻痹。所以，有经验的设计师在设计高速公路时，都会故意裁直取曲，故意设计一些弯道。做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人生太顺利了，便难免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而如果这个人又恰巧是一个企业家，那麻烦了，他的企业离“出事”不远。所以，有人说做企业不怕不赚钱，就怕一开始就赚钱，而且赚大钱。一开始不赚钱的企业，只要他熬得住，方向对头，早晚有赚钱的一天；而一开始就赚钱，而且赚大钱的企业，他赚的钱早晚都会是别人的，他等于是在替别人打工，替别人看家守业。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顺”，人一顺，就不太容易守“规矩”，把“规矩”放在眼里，将“规矩”当一回事。
　　2003年5月25日，长沙警方拘捕了一个叫做李忠文的人。据说李忠文是被他的一位债主在匿迹潜形追踪一年后，向警方检举揭发而遭拘捕的。被拘捕时，李忠文正在长沙的一个茶馆里喝茶。
　　说起来，李忠文也是穷苦出身。他是一个渔民的儿子，从小吃不饱穿不暖。19岁时被人推荐到天津当学徒，学习做鞋。由于为人勤恳，吃得了苦，很受师傅器重，学了一身做鞋的好手艺。又因为做人警醒，头脑灵活，受到同为温州老乡的老板的喜爱，老板出门谈生意时，经常会带上他一起去。有这样的条件，加上自己留心，没多久，李忠文就将鞋业的生产经营、市场营销弄了个门儿清。
　　李忠文心很大，看见自己的温州老乡都在外面当老板，而自己只能当一个打工仔，很不甘心。1994年，羽翼渐丰的李忠文辞了原来的老板，借了4000块钱，和哥哥两人开始在天津打江山。
　　李忠文和哥哥吃了很多苦，饿了经常只能啃两口馒头充饥，冬天因为买不起被子，只能穿着军大衣过夜。李忠文和哥哥经过一番考察，看上了天津一家叫做“华清池”的老式澡堂子，他计划将其改建成鞋业专卖店。为了省钱，从粉刷房子到买各种装修材料，哥儿俩都是自己动手。温州和福建晋江同为中国的鞋业之乡，李忠文又在鞋厂做过几年，有一些关系，半买半赊很快解决了货源。李忠文很有生意头脑，看到天津当时商店里的鞋都卖得很贵，他就反其道而行之，将所有的鞋廉价销售，生意一下就红火起来。李忠文第一次做生意，在他做生意的第一年，他那个由老式澡堂子改建的只有420平方米的鞋店就为他带来了400多万元的收入。
　　初步富裕起来的李忠文心更大了，那个“澡堂子”鞋店除了一部分自己经营，他又分出一部分进行出租。看到李忠文的鞋店生意红火，别人都愿意出高价租赁他的铺面。李忠文这样做，一方面分散了风险，另一方面收取租金有更多的资金进行运营。这是李忠文与众不同的一面，也是他为人精明的一面。到1996年，李忠文和哥哥在天津已经拥有4家鞋店，每家单店面积都在四五百平方米，生意都不错。
　　但是，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李忠文却突然决定将这4家鞋店都关掉，而另外租赁了5个店面，每个单店的营业面积都扩大到上千平方米，同时打出“百信鞋业”的旗号，以“平民化，低成本，低价位”为号召，搞起“鞋业超市”，并引进连锁概念，对外号称“中国第一家鞋业连锁企业”。全新的经营模式，超低的商品价格，引来社会上好评如潮，慕名而来的顾客整天挤满了店堂，为李忠文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李忠文慢慢觉得光是一个天津已经不够自己施展了。他决心顺风扯帆，将“百信鞋业”之花开遍全国。从1997年起到2000年，短短的4年时间里，“百信鞋业”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了80家连锁店，旗下拥有了2.8万名员工，总资产达到30多亿元。李忠文的鞋店，大的单店面积超过1万平米，小的也有1千多平米，显得大气磅礴，气势非凡。
　　李忠文的生意做得简直是太顺了，顺得让别人眼红，顺得连他自己也好像是做梦一样。这时候的李忠文已经不仅仅是个亿万富翁，而且成为社会名流，被人誉为“中国鞋王”。过顺的境遇使得李忠文豪气爆棚。他宣称，到2002年，“百信鞋业”要在全国开100家连锁店，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他自豪地宣称，他的习惯是只做第一，不做第二。如果哪家百信鞋店在当地的销量不是第一，他宁愿关掉它。
　　就在李忠文宣称他的“百信鞋业”要在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的时候，灾难开始了。李忠文开鞋店，采取的是家电经销的那一套模式，即由厂家先垫货，待一段时间之后，再由商家给厂家结款。这种运作模式，可以很好地缓解商家资金紧张的局面，但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在“百信”起步的时候，李忠文的信誉非常好，说好10天给厂家结款就是10天结款，最多不会超过15天。但是随着李忠文的信心爆棚，短时间内一下开出几十家店，而且单店面积越来越大，最大的超过1万平米。这些店铺占压了大量的资金，这使“百信”的资金始终处于极度紧缺的状态。“百信”开始对厂家失信，结款的日期越来越长，厂家怨气日积月累。与此同时，“百信”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老板自身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跟不上企业的发展，管理混乱不可避免。这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替李忠文打理在全国各地几十家店铺的大多是他的亲戚朋友。这些亲戚朋友乘其一时分身乏术，开始公然地、大规模地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使企业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第二，劣质商品开始大量涌入“百信”，原来打天下仰仗的两项利器，一是廉价，二是质优，现在廉价仍旧，质优却已经谈不上了。顾客的不断投诉，引起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因为产品质量问题，“百信”销售额急剧下降，使本已紧张的资金链进一步绷紧。
　　“百信”内外交困，李忠文看起来固若金汤的企业帝国变得岌岌可危。正在这时，百信一直存在的“偷逃税”事件被揭发出来，成为了压折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由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进驻“百信东北分公司”，被“百信”拖欠着上亿元巨额货款的各地供应商闻风而动。李忠文的“百信”帝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李忠文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许下一大堆诺言，开出一大堆空头支票，然后逃之夭夭。这次李忠文在长沙的被捕，便是被人控告利用空头支票进行诈骗。
　　总结李忠文的失败，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顺”。李忠文太顺了，顺到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无往而不利。因为他在天津开店，铺面越大，赚钱越多。他就将“大铺面赚大钱”当成了真理，在全国各地无限制地复制，以至于在一个只有几十万人的地级市，他也能开出一家足有上万平米的鞋业专营店，全然不顾当地消费能力。“百信”前期开店，开一家赚一家，后期开店，开一家赔一家，就显得毫不为奇了。
　　老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从不少民营企业家的失利中都能看到“顺境”下的阴影。史玉柱是这样，怀汉新也是这样；吴炳新是这样，胡志标也是这样。当年李嘉琛做华豫，做一个项目成一个项目。做一个木纹加工器技术，赚了18万元；做一个人造大理石技术，赚了600万元；做一个合成燃料技术，3个月仅招待各地的取经者门票就收了300万元，转让费又收了2000万元。于是李嘉琛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了，企业不但要搞发明，还要搞房地产，还要进军医药行业。于是，一个房地产赔了几百万元，一个“鞋足香”又赔了几千万元。企业几年的积蓄，在随后的一两年里败了个一干二净。李嘉琛想不明白呀，自己这么聪明的人，几乎是干什么成什么的人，怎么就做不了房地产，做不了医药业呢！最后竟逼得自己非得卖掉企业，非得再赔上自己的全部积蓄，去还银行的贷款。后来李嘉琛到北大去读书，再后来李嘉琛终于想明白了，心境也平顺了。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正在求职：“我要求的年薪是12万。但如果企业有发展前途，我也可以做司机、助理，一个月给我三四千元也行，因为打工也是一种学习。”中国搞市场经济短短的二十几年，曾经涌现过多少风光无限的企业，曾经涌现过多少风光无限的企业英雄，这些企业、这些企业英雄而今安在？《科学投资》认为，企业、企业家境遇过“顺”是祸不是福，过“顺”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大敌，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一大敌。
　　中国民营企业第二死：死于情
　　人是讲感情的，这感情无论是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之情、兄妹之情、夫妻之情、朋友之情……无论哪一种感情都弥足珍贵。当你创业的时候，当你做企业的时候，往往都需要这些感情联结起来的亲情、友情的帮助。但是处理不好，这些亲情、友情也会成为你做企业的累赘。“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这句话说起来冷酷，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却是真理。做企业的人，应该时刻铭记在心。
　　当武东福做企业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他记念着那些江湖上的朋友，将他们都召之麾下，给予最好的待遇。甚至有时候，宁肯自己吃亏，也决不肯让朋友吃亏。这些朋友在很大程度上也给予了武东福最大的帮助。武东福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这些朋友的帮助。
　　武东福是湖南衡东现代节能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个白手起家的典范。早在80年代初，某国防工办搞乳化炸药承载体，请了许多的专家学家也没有弄成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武东福听到信息后主动上门请缨。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是一个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的年代，某国防工办竟答应了他的请求。要是放到如今，这真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情。而武东福竟也就将这个众多专家学者也没有搞成的东西搞成了。武东福声名大噪，广播有声，电视有影，连中央电视台都来做了专题报道。因为搞的这个乳化炸药承载体与节能有某种技术上的联系，武东福顺势成立了一个节能工程公司。仗着武东福的“名人”效应，公司很快搞得红红火火。武东福成为了“湖南省第一个百万富翁”，那时候张跃、张剑兄弟的长沙远大还没影呢，“湖南首富”的帽子落在了武东福的头上。武东福想自己能有今天，全亏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帮农民兄弟瞧得起，现在自己富了，他不能亏待了这帮兄弟。
　　武东福就想着法子帮着他的这些兄弟。他在自己的节能公司底下成立了十几个分公司，好兄弟一人一个。他规定这些分公司只需要向上级公司交一些象征性的管理费，其他赢利都是自己的。这些兄弟怎么回报他呢？他们开始还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按期上交管理费，慢慢有人就看出武东福“仁慈”、“好说话”，于是管理费不交了，管理费慢慢变成了白条。武东福从来没有要求过他们将白条兑现。不但管理费不交，这些“兄弟”还想方设法从武东福的总公司弄钱。他们要求武东福担保贷款，武东福总是有求必应。武东福讲义气。这些兄弟算是看清楚了武东福，并且吃定了他。为了照顾与自己一起打江山的这帮农民兄弟的面子，在武东福经营公司的这些年里， 衡东现代节能工程公司从来没有向外面招聘过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和大学生。他的理由是：“这些人进来之后，会看不起我这帮农民兄弟。”
　　武东福还是一个非常讲社会责任感的人。在衡东当地，到处都树满了刻有武东福名字的功德碑，几乎每一块碑后，都是一大笔捐款。武东福在公司成立最初，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凡是自己获得了一块钱的利润，就必须无偿地捐出8毛钱给社会，自己只留下2毛钱用于发展。不但自己这样做，他同时要求分公司经理，他的那些“农民兄弟”必须三七开，赚一块钱，自己只可留3毛，7毛要捐给社会。他的兄弟们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反正他自己是严格做到的。
　　武东福的企业办了十几年，自己的帐上竟然没有一分钱的积蓄。这样靠义气经营的企业，分光用尽的办企业方式，企业的发展后劲可想而知。湖南省衡东现代节能工程有限公司在经过最初几年的红火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沉寂。由红火而至平淡，由平淡而至落寞，可叹武东福自己竟毫不自知。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捐出了100多万元去搞光彩事业，帮助穷人。
　　武东福很快变成了一个穷人。2000年8月，武东福因为一张别人拿来抵债的价值2.084万元的虎皮被警方拘捕，在牢里坐了4个月。当他出来后，发现自己昔日的那些兄弟早已作鸟兽散，十几家分公司只有两家分公司的兄弟还在坚定地等着他，要与他一起东山再起。武东福心灰意冷，将他们尽行遣散，不但如此，他还坚决地与自己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的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他的理由是：自己已然如此，何必还要连累别人。
　　说到底，武东福是落在“义气”、“感情”的陷阱里不能自拔。武东福，做人是个绝对的好人，但是做企业非垮不可。“但愿君心似我心”这样的事，在现代社会哪里去求？他也没有理由要求别人这样做！如果武东福早生个千把年，比如说在大宋时代，在水泊梁山，武东福绝对是个一等一的好汉。但是在现代社会，现代企业讲究的是个制度，照章办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武东福的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
　　当感情战胜理智，很多不可思议，甚至荒唐的事都可以发生。在山西榆次，有个鼎泽洲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砖块成型机，在当地很有名。公司董事长叫王永昌。1999年，王永昌为公司招来了一个能人，叫做郭瑛。郭瑛以前做过传销，能说会道，很得王永昌欢心。郭瑛确实也很能干，能吃苦，会来事，在任鼎泽洲销售部经理的时候，很快就将鼎泽洲的产品推广到了全国。王永昌很庆幸自己慧眼识人，不但将自己的轿车让给了郭瑛坐，而且还替他买了一套大房子。另外，除了拿销售提成，在王永昌的坚持下，公司还将郭瑛的年薪提高到了10万元，这在相对贫困的山西，简直是天价。王永昌待郭瑛不可谓不厚，投入不可谓不巨。而郭瑛投桃报李的结果是：出走！1999年，当郭瑛感觉自己羽翼渐丰的时候，悄悄离开了鼎泽洲。他想自立门户，自己做一番事业。而他做的事业是：挖鼎泽洲的墙脚。然而，让郭瑛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道行竟是如此之深，看起来简单的砖块成型机，做起来竟是复杂异常。郭瑛以失败告终。走投无路之际，他只有再回头央求原来的东家原谅自己，重新收留自己。而王永昌不仅不记前嫌，当2000年10月，重回鼎泽洲的郭瑛提出销售部经理的职位太低，与自己的能力不相称，想当公司副总时，王永昌二话没说，立刻就提请董事会进行了任命。以王永昌的忠厚想法，人是讲感情的动物，死刑犯尚能感化，何况是一个小小的郭瑛。
　　可惜王永昌是这样想，人家却不这样想。掌握了大权的郭瑛开始静悄悄地对鼎泽洲进行“改造”。首先，在销售部排除异己，将销售人员全部换成自己的心腹，将公司广告上的销售电话换成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使鼎泽洲的客户资源慢慢尽在掌握。当有人发觉郭瑛的“不轨”行为后，向王永昌告发，王永昌却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支持郭总的工作。”其次，窥视企业的技术机密。郭瑛的第一次出走，自立山头，就是因为技术不过关而落败，现在王永昌不记前嫌，给了他一个公司副总的职位，这样的天赐良机，郭瑛岂能浪费！很快，作为鼎泽洲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的技术部门就被布置上了郭瑛的“密探”。2001年10月，当王永昌出国考察，委托郭瑛全权主持公司工作时，郭瑛的技术“密探”开始发挥作用了。鼎泽洲的核心技术机密，连图纸带数据，被他的技术“密探”一扫而空。在郭瑛的指使下，这些“愿意跟着郭总走”的技术人员在“copy”完鼎泽洲的所有相关技术数据之后，还将这些技术数据从鼎泽洲技术部的计算机里删得一干二净。郭瑛这样做的意思很明确：以后砖块成型机这一块儿业务你王永昌别做了，有我郭瑛一个人玩儿就足够了。
　　郭瑛做完了这一切，在王永昌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当天，他竟还去向王永昌当面辞职，称自己即使离开了鼎泽洲，仍旧是鼎泽洲的一员，有义务帮助鼎泽洲，愿意随时为“王董”效劳，并且保证，永不仿制鼎泽洲的产品，不涉足砖块成型机行业。可怜王永昌蒙在鼓里，竟为郭瑛的一番说辞而感动。
　　郭瑛离开鼎泽洲后，立刻注册了“东方天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除了名称有所改变，几乎就是鼎泽洲产品的翻版。在郭瑛公司的冲击下，失去了独占技术，又几乎失去了所有客户资源的鼎泽洲一败涂地。一筹莫展的王永昌不得不向公安局报案。2002年1月25日，郭瑛以涉嫌侵犯他人商业机密罪被捕。郭瑛得到了惩罚，王永昌和鼎泽洲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王永昌看来，人是有感情的，只要自己真心待人，真情付出，总是能够得到别人的相应回报，所谓“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他却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经常发生的事却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如果不是盲目相信自己的感情投资，让这些所谓的感情投资冲昏了头脑，一个人如何能够在自己监控不到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企业全权托付给一个犯有“背叛”前科的人！
　　很多人爱看琼瑶的小说。琼瑶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一个类型:有感情，没理智，所以多以悲剧结局就不足为怪了。“女儿红”天下闻名，当初浙江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由国企改制时，有关部门的意思是让在这家厂当了几十年厂长的朱公廉占大股，而朱公廉却说大家在一起几十年都不容易，股权还是平均分配好，结果是全厂人人有股，人人股份都差不多。全厂员工都夸奖朱公廉是党的好干部，心里有群众。公司由国企变民营，不必受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管束，利润分配也可以自己做主。一群穷惯了的人，面对一大堆金钱，如果禁得起诱惑，于是公司利润年年被瓜分一空。竞争对手都在进步，“女儿红”却完全失去了发展后劲，等到朱公廉发现大势不妙，要求公司将每年利润留下一部分，作为企业发展的资金时，却遭到了多数股东的反对。一个赫赫有名的“女儿红”，现在是每况愈下，被人收购来收购去，人人都不是真心想经营这个企业，只是看中了“女儿红”这块牌子，将其作为资本运作的一个手段。朱公廉现在是后悔莫及。如果当初自己听从有关部门的劝告，而不是考虑那么多的同事感情，自己拿大股，在企业可以说话算数，那么，以自己的资历和经验，现在“女儿红”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自己也不至于被新股东呼来喝去，推来搡去，仰人鼻息，看人眼色了。
　　民营企业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有人说，在中国民营企业搞不好的原因之一，就是滥情，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要特别注意不要为情所困。要知道感情的洪水冲毁的是理智大堤，一个企业家失去理智，他的企业也就离死不远了。
中国民营企业第三死：死于企业政治化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度，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政治，不是通行概念上的政治，不是主义。所谓的企业政治化，是一个企业承载政治的意义，承载官员的政治前途，经常的结果就是这个企业的快速死亡。当官首先要有政绩。最容易出政绩，让人看见政绩的地方在哪儿？修路、盖楼。所以，伴随着官员的政绩提升和官位升迁，在这两个地方栽跟头的企业最多。
　　大家都知道巨人的死是因为盖了一座巨人大厦。巨人为什么要盖这样一座超出自己财力、物力，并且可能巨人再有100年也用不了的大楼？巨人大厦原来准备盖38层的，后来为什么涨到70层。史玉柱解释这个问题：“38层的想法出来不久，1992年下半年一位领导来我们公司参观，看到这座楼位置非常好，就建议把楼盖得高一点，由自用转到开发地产上。于是，我们把设计改到54层。后来，很快又把设计改到64层，此中有两个因素：一是设计单位说54层和64层对下面基础影响都不大；二是我们也想为珠海市争光，盖一座标志性大厦。当时广州想盖全国最高的楼，定在63层，我们要超过它。1994年初又一位领导来视察珠海，同时要参观巨人集团，我们大家觉得64层有点犯忌讳，集团几个负责人就一起研究提到70层，打电话向香港的设计师咨询，对方告之技术上可行，所以就定在70层。”听了史玉柱的这番话，你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像儿戏，好像孩子过家家？这样搞企业，怎么能够不败！史玉柱当初是因为在深圳不受人待见，才决定将企业搬到珠海。珠海的上层领导对史玉柱非常器重，为他办企业行了不少的方便。现在领导有需要，史玉柱如何能够不投桃报李？而且史玉柱的“贡献”不是白做的。就在史玉柱决定为“珠海争光，为领导争光”，将巨人大厦由38层加高到70层以后，珠海有关方面也立刻给了史玉柱一个“殊荣”。1993年，史玉柱荣获“珠海市第二届科技重奖特等奖”。珠海市政府奖励史玉柱奥迪轿车一辆，三房一厅住宅一套和奖金63万元人民币。双方你来我往，就好像有默契一样，苦了的却是企业。巨人大厦原来预算为2亿元，工期2年，加高到70层后，预算变为12亿元，工期拖长到6年。后来史玉柱将巨人的所有流动资金都投入到巨人大厦，加上在香港卖楼花的钱，也填不满这个黑窟窿。最后巨人大厦没有盖起来，巨人也完蛋了。
　　无独有偶，云南“钛王”罗志德也有这么一番遭遇。罗志德在云南经营采矿业，赚了不少钱。后来他又投资云南教育学院成立了一个路达企业家学院，为云南培养了不少民营企业家，所以，罗志德又有“云南民企之父”的美誉，在云南业界享有很高声望。1992年，罗志德提出想在昆明盖一座56层的大厦。之所以定为56层，是因为中华民族一共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一层，以彰显民族团结。罗志德的原意，只是提出这么一个计划，看看是否可行，谁知这个计划却让有关领导知道了。大厦立刻被赋予了一层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有关部门也会办事，昆明市中心一块面积达100亩的土地随即被“特批”到了路达公司的名下，有关部门还在昆明市郊给了罗志德200亩土地。这一下，罗志德没了退路，只好赶鸭子上架。以路达公司当时的实力，远不足以支撑这么一座大楼，向银行贷款又贷不到。罗志德苦思无计，最后想出了一个发行股票筹资的招数。这一招还真灵，仅发行股票的头3天就筹集了2000万元。正当罗志德以为问题解决，一个记者却向上面写了一份内参，说路达公司乱发股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上面派下来调查组，路达公司被勒令立即停止股票发行。大楼自然是盖不起来了，上面领导也对他有了看法。路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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