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追问
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追问
【 作 者】孙正甲
【作者简介】孙正甲(1945-)，男，吉林省吉林市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从事政治文化研究。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内容提要】在中国，相对滞后的政治文化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对它发出“再三”追问。追问一是进行政治文化再批判的必要性在哪里，如何在再批判中凸显其指导、整合、铸造、调适政治现代化的价值与功用；追问二是必然融入全球化的政治文化能否以及怎样闯过“不被淘汰”、“体面融入”、“成为领先的一员”这“三关”，用以服务于政治现代化；追问三是指导并推进政治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基础生态要件是什么？它们分别是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文化与教育事业的高度关注、着力塑造政治文化精英载体。
【关 键 词】政治文化/全球化/精英载体/政治现代化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1)02-0009-04
　　作为政治发展特殊阶段的政治现代化有其颇为一致的衡量标准，中外学者的共识是：政治现代化是全面的政治进步，它们主要表现为政治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政治运行法治化与制度化；政治参与普遍化与深入化；政治职能高效化；反腐倡廉机制强健化；政治文化世俗化。这其中，政治文化是起领航作用的“精神模块”，它的进步与否事关政治现代化的全局。在我国，政治文化的状态远不尽如人意，其诸多负面因素构成了阻碍政治现代化的“瓶颈”。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只有实现政治文化的突破性进展，才能开启政治现代化的辉煌历程。为此，我们有必要针对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发出追问。
　　追问一：如何凸显政治文化再批判在政治现代化中的价值与功用？
　　变革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批判是事物变革的基本前提之一，为改变阻滞政治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状态，并使之呈现推进政治现代化的状态，实施理性批判是极富意义。我们曾长期对厚重积淀的封建政治文化进行批判，但因力度不够、方式不当而未能完成此项重任，至今它的流毒既深且广、贻害无穷；我们也曾长期对作为舶来品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进行批判，但这一批判因“左”的干扰而往往不甚适宜，盛存张冠李戴、嫁祸于鼋之嫌。不仅如此，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对筚路蓝缕换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也未能倍加珍惜、善加修葺，致使其沾染了不少异质政治文化的灰尘。历史赋予我们的政治文化再批判的任务是异常沉重的，若无巨大付出，则绝无凸显政治文化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彪炳其指导、整合、铸造、调适之价值与功用的可能。
　　首先，政治文化需在再批判中凸显指导价值与功用。其一，孕育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就是由民主的、科学的价值体系取代专制或集权的、神权崇拜的价值体系，政治文化再批判的过程，就是新、旧价值体系置换的过程，脱颖而出的新价值体系完全有资格充任政治现代化的指导核心。其二，政治文化规定着政治现代化的总体发展目标，那就是由非民主政治迈向民主政治，由低级民主政治迈向高级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三项重要原则是自由原则、多数决定和保护少数原则、程序和法治原则，进步的现代政治文化不仅是这些原则的精神体现，而且必然是这些原则的制导系统，而进步的现代政治文化的塑造，须臾离不开铿锵有力地自我批判。
　　其次，政治文化需在再批判中凸显整合价值与功用。整合指调整或协调不同范畴与因素的矛盾，使之浑然一体的过程及结果。当代中国政治并未实现完美整合，其表象主要为：某些公共权力的倒错、缺位与越位；某些公共权力运行的体外循环；不少场合政治参与的阙如或严重不足；权利与利益分配的大量不公。这些令人堪忧的政治表象说明，我国的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存在隐患，面临严峻地考验。隐藏在这些政治表象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什么？应当说，主要是未能净化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垃圾”和现代糟粕在散发霉素、时时作祟。政治文化再批判实际上是一场新旧制度、体制与文化的重新较量，代表进步政治文化的政治主体旨在规范超乎法治的权力使之合法运营，助推政治参与使之成为足够强劲的政治力量，理顺权利与利益关系使之趋于公平合理，借以实现较大程度的政治整合。很显然，只有在政治整合的状态下，政治现代化才得以顺利推进。
　　再次，政治文化需在再批判中凸显铸造价值与功用。任何政治主体都同时是某种政治文化的载体，他们所承载的政治文化构成由情感、态度和评价共同组成的精神体系。一般来讲，该体系决定着政治主体倾向于何种政治目标、政治体系、政治模式、政治现象，自然也决定着他们据此而采取的政治行为。在当代，未经批判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主体而言是一帖强腐蚀剂，它足以使人们与政治现代化背道而驰。即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若不能随着时代的巨变而深刻反思，不能抖掉异质政治文化的灰尘，也无法指导现代政治人迈向政治现代化的征程。反之，政治文化总是在批判或自我批判中“新生”，这种“新生”或者是去伪存真的过程，或者是走向成熟的过程，无论何种情况，都会大大增强重铸政治主体的能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会因富含自我批判精神而空前强大，从而在铸造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大显神威；传统政治文化和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可在批判中产生利用价值，他们的精华部分、尤其是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精华部分从而可转化为推进政治现代化的政治主体的精神财富。精深透辟的政治文化批判有足够力量协助现代政治人砸开神灵崇拜、权威崇拜、无所作为、自暴自弃等精神枷锁，更有足够力量培育与铸造现代政治人学习现代政治知识的浓郁情趣、聪颖的从事政治活动的资质、高超的现代政治艺术的技巧。现代政治人由此会真正拥有民主政治的素质与特征，也由此会在政治现代化征程中大显身手。
　　第四，政治文化需在再批判中凸显调适价值与功用。中国流传下来的是年代久远的板结的政治结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这些结构不断滋生着特权与强权。它们决定着权利与义务的二元分张：权力主体攫取过多的权利而很少承担义务；权力客体无由问津权利而又被迫承担过多的义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政治景象有所改观，但远非彻底改观。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畸形分权现象，它们不是民主性分权，而是板结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在某些非中央部门或地方权力机关的“复制”。基于此，管理者与普通公民、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投身于政治现代化的人们与对政治现代化持观望态度的人们的紧张的政治关系难以趋于调适。然而，如此政治关系又必须调适。最佳的“调适剂”是什么？那就是政治文化及其批判。针对权力结构板结和权力高度集中，阿尔温•托夫勒认为，“健康的民主制度应容忍最广泛和可能的多样化，这些团体的存在并无不正常或特别惊人之处——只要政治制度仍保持平衡”[1]。历经批判的进步政治文化可充满“容忍”精神与“多样化”精神，在其砥
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