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宏观数据与现实经济最大的差异不在中国内部，而是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走势。内外部经济形势的“热与冷”和政策方向的“紧与松”，出现了明显逆向而动的特征。面对刚刚开局的2008年，在秉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决策部门对于具体的政策工具选择将越发强调技巧性。

　　2007年全年宏观经济数据昨日公布。初步核算显示2007年全年GDP为24.6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加快了0.3个百分点，连续五年增速达到或超过10%；而CPI全年涨幅则达到了4.8%。

　　尽管最终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基本在市场预测范围之内，但是对照年初相关政策目标看，最终结果与当初预期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年初对于GDP的增长率目标是8%，而对于CPI的涨幅调控目标则是3%。因而单纯从数据的对比看，最终实际经济的运行状况超出了之前的期望范围。这显示出宏观经济运行存在“偏热”的迹象，结合近几年的动态趋势看，宏观经济状况则呈现出“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性。

　　面对数据对比得出的结论，似乎能够轻松判定未来宏观政策的方向选择，那就是继续秉持紧缩性的政策导向。尽管这样的政策方向在大趋势上是准确的，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工具和调控力度选择上，现实经济的复杂性要远远超乎于简单的数据对比。宏观数据虽然描述了客观的经济状况，但是过往的数据与现实动态的经济状况之间往往会存在偏差。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宏观政策落实的实际效果在未来数月后才能够显现，因此，在根据过往数据进行政策判断时，同时也必须要依据现实经济状况进行重新评估。

　　2007年的宏观数据与现实经济最大的差异不在中国内部，而是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走势。在海外经济方面，美国的次贷危机可谓“跌跌不休”。尽管美联储刚刚意外降息75个基点，但在美国国内，有关经济衰退的判断俨然已成共识。而与海外市场的“衰退”和“救市”氛围完全不同，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却已然力求遏制“过热”趋势，“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猛烈的政策工具已常态化。

　　可见，内外部经济形势的“热与冷”和政策方向的“紧与松”，出现了明显逆向而动的特征。但是，海内外的经济关系并非是割裂独立的，中美之间的庞大经贸和资金往来，正是密切联系双方经济趋势的纽带。近期全球股市行情的联动和循环暴跌走势，就印证了各个经济体间相互传导的密切程度。由此，当经济关联性遭遇到迥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导向，一系列的疑问就油然而生：美国经济衰退必然会引起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如果再加上紧缩政策的作用，是否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美国经济真的步入衰退期，股市随之走熊，那中国资本市场能否独善其身呢？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尽管通过产业升级对出口结构优化是既定的政策目标，但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尚无法容忍出口需求大幅度萎缩。对出口依赖的根源在于消费拉动内需增长依旧乏力，刚刚公布的2007年宏观经济数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8.92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6.8%，增幅提高了3.1个百分点，但是与庞大的GDP总量相比，消费支出的比重只有36%左右，大大低于7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而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多数国家居民消费率一般应达到60%左右，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

　　既然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无法达到理想状态，那么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只有依靠投资和出口。而数据显示，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负面效果已经非常明显。去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加快0.9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年初制定的18%的目标。由此可见，在消费需求暂时无法获得实质性提振、投资需求的过热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出口需求对于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

　　事实上，近期业界对于中国经济在内外部双重因素作用下，由于政策超调而导致“硬着陆”的担忧已是越来越多。值得关注的是，就在昨天新闻发布会现场，针对有关记者对于海外经济衰退影响的提问，谢伏瞻如是回答：“对于短期的汇率政策、利率政策，要根据不同时间、不同时段、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以及世界经济的变化来适时适度调整”。显然，相关政策当局将因时因势微调政策工具的导向性含义，已经是跃然纸上了。

　　因此，面对刚刚开局的2008年，在秉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决策部门对于具体的政策工具选择将越发强调技巧性。

　　笔者对此有两方面的判断：其一，加息作为常见的紧缩政策工具已经陷入到边缘化的境地。其理由有两个：在中美利率水平已经出现“倒挂”现象后，继续拉大中美利差将激励热钱的流入，增加流动性过剩风险；持续的加息政策对经济紧缩效应已经开始接近临界点，美国次贷危机的经验显示，调控部门很难准确把握加息力度是否会导致“超调”，正所谓“过犹不及”。

　　其二，“窗口指导”、数量型工具和汇率政策将成调控工具的主角。以行政性的“窗口指导”与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的数量调控工具，能发挥“精准打击”的调控作用，同时避免总量调控政策导致的“误伤”问题；人民币加速升值已是必然趋势，这不仅是中国生产效率提高的内在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缓解贸易摩擦、减轻国内通胀压力的有效手段，必将成为有效的总量调控政策工具。

　　综上所述，2008年中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如何在遏制经济过热趋势与避免超调间寻找一个可靠的平衡点，将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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